西方音乐是借着传教进入中国的。西方各国各地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建立教会，教会使用的赞美诗成为在中国传播的西方音乐的主要载体，中国人最早就是通过学唱这些赞美诗而学得多种谱式和西方乐理，认识和学习使用西方乐器的。1881年，上海租界工部局交响乐队成立。1885—1886年，英国人赫德在北京组织了一支西洋乐队，在天津开班训练中国青年。这些行为可看作是西方音乐在中国教育的最初成果。
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内一些人开始仿效西方建立新军，军乐队这一新式音乐组织成为新军的标识。相比于中国传统民族乐器，西方铜管乐器在表达抗争、振奋情感、激励斗志方面所具有的天然优势，使这类音乐演奏形式很快被中国人接受。梁启超曾指出：“中国人无尚武精神，其原因甚多，而音乐靡曼亦其一端，此近世识者所同道也。”[50]因此军乐也成为西方音乐最主要的传播形式。在“学堂乐歌”之前，军乐是新型音乐文化的象征，被中国军队、学校、民众传承并融入民族形式之中。有识之士在军乐教育过程中还进行过民族军乐的尝试。李映庚曾将中国传统曲牌的旋律依曲填词，有些用西洋乐器伴奏，有些用民族乐器伴奏，在军乐中借用中国传统吹打乐曲的现成曲调。[51]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1月公布实施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提到音乐教育问题时说：“至于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秦汉以前，庠序之中，人无不习。今外国中小学堂，师范学堂，均设有唱歌音乐一门，并另设专门音乐学堂，深合古意。惟中国古乐雅音，失传已久。此时学堂音乐一门，只可暂从缓设，俟将来设法考求，再行增补。”[52]这反映出在国门遽然开启之时，国人需要“音节激昂”“声情激越”的音乐来激励情感意志，而旧的古音雅乐和社会流行的戏乐歌曲无法为“发扬蹈厉之气”的音乐教育提供必要的支持。找不到新的音乐体裁和新的音乐教育方式，国人尚未做好进行新的音乐教育的准备。清末维新派也曾提出过实施音乐教育的具体设想。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了从婴幼儿到大学教育各阶段音乐教育的内容，婴儿阶段“婴儿能歌，则教仁慈爱物之旨以为歌”，“儿童好歌，当编古今仁智之事，令为歌诗”，中学阶段“可以学礼习乐矣”。(www.xing528.com)
20世纪初，西方音乐开始大规模传入中国。经过一段时间，这种外来的强势文化成为以城市为中心的中国学校音乐文化的主动选择。城市中形成了西方音乐的原样存在、西方音乐文化影响下产生变异的中国传统音乐、受西方音乐文化影响形成的“新音乐”三分的局面。
但是，中国近代学校音乐教育举步维艰。清末，废科举，兴办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所订的《女子小学章程》开始把音乐列为随意科，宣统二年（1910年）改称乐歌。随后，以“学堂乐歌”为代表的新型音乐教育兴起，有“学堂乐歌之父”之称的沈心工1904年在他编著的《学校唱歌集》的序言中写道：“乐歌之作用，最足以发起精神，激扬思想，故泰东西各国均以为注重之科目。”[53]大约是草创时期的原因，过去的民间音乐来不及整理，外来的东西也来不及甄别，这些歌曲多以简谱记谱，曲调来自日本以及欧洲、美国。最初选曲填词的方式，可能与我国过去对诗、词、曲等可咏唱的作品的创作方式就是根据现成的歌调、曲牌填以新词有关。学校的音乐教材只有唱歌一种，沈心工等先后编《学校唱歌集》，所选的歌调、歌曲大多采用日本教育唱歌集的谱，再填上以尚武爱国为主旨的歌词。很多歌曲来不及甄别，甚至于日本宣扬甲午战争中日军所谓黄海战功的《黄海之战》，也改头换面为《从军新乐府》，并在中国流行。后来国人意识到这种弊端，开始着力纠正。后来的学堂乐歌开始以我国民族曲调填词，或用民间小曲或新创曲调，西洋音乐也逐步进入学校课堂。沈心工在《重编学校唱歌集》编辑大意中说：“余初学作歌时，多选日本曲。近年则厌之，而多选西洋曲。以日本曲之音节一推一板，虽然动听，终不脱小家气派，若西洋曲之音节，则浑融浏亮者多，甚或挺接硬转，别有一种高尚之风度也。”[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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