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性的科技园区自有园区历史以来一直存在,目前为止仍占多数。但是技术及人才的聚集要求,使得发展专业园区成为一种趋势。专业园区在经济贡献值上的表现也非常出彩,以中国中关村软件园为例,其每年的经济增加值达到了300亿元人民币,比同行业的台湾新竹科技园区还要高,更高于国内综合园区。不过,专业园区在发展中应考虑专业定位,比如生物医药产业的研发及产业化周期长,在初期收益上就会比较单薄,因此在园区大定位确定的前提下,还要重点研究细分领域,比如引进已经完成研发阶段正处于扩大产能阶段的生物制药公司或者器械公司,兼顾短期和长期效益。
【注释】
[1]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R.Darwin,1809-1882),英国生物学家,生物进化论的奠基人。
[2]工业革命的发生时间有不同的说法。最早的版本是讲工业革命于1750年左右开始,但是真正蓬勃开展是在19世纪。我们通常把18世纪中叶珍妮纺织机和现代蒸汽机的推广应用作为工业革命开始的标志。
[3]D.Crane(克兰)等人认为,应用研究(技术)有时同基础科学的发展有着紧密联系,有时则没有联系,如果同科学有联系,可称之为“高技术”,如果没有,可被称为“低技术”。(P.T.Durbin,A Guide to The Culture of Science,Technology,and Medicine,Free Press,1980)
[4]刘荣增等著:《区域经济系统论纲》,2011年8月第1版,科学出版社。
[5]阿马萨·利兰·斯坦福(Amasa Leland Stanford,1824-1893),第八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总裁。他主持修建了横贯美国东西部的大铁路(世称“世纪大道”),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创办者。
[6]圣塔克勒拉山谷又称圣塔克拉拉山谷,位于帕罗奥多市。帕罗多市紧邻旧金山,也是由斯坦福推动建成。
[7]袁传宽:《“硅谷之父”特尔曼》,载于《人事天地》(2008.6),第24页。
[8]健群、羽白:《“硅谷之父”——弗雷德·特曼》,载于《中国高新区》(2002.5),第47页。
[9]载于《教育发展研究》(2003.9),第87~91页。
[10]该构想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吸引顶尖人才,“只要有好的教授,他们就会吸引政府的投资,也会吸引研究生和有发展潜力的年轻人,使学校兴旺发达”;二是建立若干学术上的顶尖科系。特尔曼认为,化学、物理和电子工程应是3个首要突破口。
[11]后来的全球化学分析仪器主要供应商之一,产品广泛应用于生命科学、石油化工和环境保护等行业。该公司于2010年5月14日被安捷伦公司(Agilent)斥资约15亿美元收购。
[12]摘自陈益升著:《高科技产业创新的空间——科学工业园区研究》,第367页。
[13]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1910-1989),1956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之一,拥有晶体管等90多项发明专利。
[14]肖克利设立公司后,罗伯特·诺伊斯(N.Noyce)、摩尔(R.Moore)、布兰克(J.Blank)、克莱尔(E.Kliner)、赫尔尼(J.Hoerni)、拉斯特(J.Last)、罗伯茨(S.Roberts)和格里尼克(V.Grinich)等八位年轻的科学家慕名而来,他们都在30岁左右,创造能力突出。但共同创业一年后,由于肖克利缺乏科学的公司管理理念和机制,八名科学家决定离开公司。肖克利失望又气愤地称他们为“八叛逆”。不过,当看到后来八人的杰出成就后,肖克利也不得不改口,称他们为“八个天才的叛逆”。
[15]Fairchild半导体公司,音译为“仙童半导体公司”,即为“八叛逆”离开肖克利实验室后创立的公司,常称“仙童公司”。该公司成立于1957年,曾经是世界上最大、最具有创新精神的公司,为硅谷培养了众多技术人才,其流出的人才先后创办了英特尔、AMD等多家知名公司。仙童公司常被称为硅谷发动机、半导体行业的“西点军校”等。苹果公司联合创办人之一的乔布斯曾称它“就像个成熟了的蒲公英,你一吹它,这种创业精神的种子就随风四处飘扬了”。
[16]节选自听听作《“硅谷”与美国记者豪夫勒》,载于《传媒》2002年第2期,第60页。
[17]节选自浩然根据材料整理的《走进世界五大科技园区》,载于《新经济导刊》2012年第5期,第49页。
[18]载于《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05年第1期。
[19]王安公司是128公路兴衰的缩影。1971年,该公司推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字处理机——1200型文字处理机。随后的几年里,该公司不断推陈出新,改进产品性能。到1978年,王安公司已经成了全球最大的信息产品厂商。20世纪80年代中期,王安公司事业冲上了巅峰,分公司遍及全球100多个国家,员工3万人,总营业额达235亿美元,王安个人财富一度超过20亿美元。然而,面对个人电脑迅速崛起的严峻挑战,王安仍死抱着打字机不放,未能及时地跟上个人计算机的发展,王安公司最终由盛转衰。
[20]节选自梁冶作《探秘北卡“科研三角园”》,载于《环球财经》2004年第7期,第87~88页。
[21]1956年9月5日,在北卡州州长卢瑟·霍奇斯的推动下,由三所大学校长、银行家和工业家组成了研究三角园区委员会。由伊丽莎白·艾科克(后为研究三角基金会财政部长)、乔治·辛普森(社会学家霍华德·奥多姆博士的学生)组成委员会办公室。委员会首先开展的工作是资金筹措和基础设施建设。(陈益升:《高科技产业创新的空间——科学工业园区研究》,国外园区纪事,第368~369页)
[22]该报告由威廉·霍尔福特领导的专门从事剑桥城市规划制定的特别小组提出,该小组设在剑桥郡新成立的规划部内。(陈益升:《高科技产业创新发展的空间——科学工业园研究》,国外园区纪事,第367页)
[23]摘自钟坚作《英国工业园的发展状况及其模式》,载于《特区经济》2000年第9期,第48页。
[24]始建于1546年,在剑桥大学的各个学院中,从学术成就、经济实力以及学院规模上,该学院都名列前茅。牛顿、培根等均在此深造。
[25]指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即以外汇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多边经济制度,构成资本主义集团的核心内容,是按照美国制定的原则、实现美国经济霸权的体制。
[26]景俊海著:《科技园区的西安模式》,2008年1月第1版,第5页。
[27]李光耀为新加坡的独立及崛起做出过卓越贡献,被称为“新加坡国父”。2011年5月,他宣布退出新加坡内阁,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巧合的是,这位推动技术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领袖,毕业于剑桥大学。
[28]陈益升:《高科技产业创新的空间——科学工业园区研究》,2008年5月第1版,第65页。
[29]阎兆万、王爱华、展宝卫等:《经济园区发展论》,2009年1月第1版,第29页。
[30]李镇远、吴冀林:《开发区建设管理理论与实践》,2010年9月第1版,第23、26页。
[31]许立萍:《美国硅谷、新加坡裕廊工业园的发展启示》,《世界经济情况》,2011年第5期,第53页。
[32]陈志红:《新加坡园区建设经验的几点启示》,《中国乡镇企业》,2010年第5期,第94页。
[33]关于新加坡科技园区的出现时间,杨武、刘朝晖、金石在《新加坡科技园的成长与未来发展》一文中,明确提出新加坡科技园的出现时间是1984年。
[34]节选自徐顽强、刘毅:《中国高科技园区创新平台建设》,2007年9月第1版,第6页。
[35]班加罗尔名称的由来,源自印度历史上一个著名的故事。公元1120年前后,南印度朱罗王朝巴拉拉土邦统治着德干高原。有一次,巴拉拉土邦王在山林中狩猎时迷了路,连续几天几夜在山林中苦苦寻找出路,让土邦王已经精疲力竭,幸好一位老妇人将他领回了家,并给了他一盘香喷喷的烘豆。土邦王吃完后立即恢复了体力。为了表达对老妇人的感激之情,土邦王派遣下属在老妇人的居住地建造了一座城市。当地的酋长用坎纳达语将该城市命名为Benda Kalooru,意思为“烘豆之市镇”。随后该城市的名字逐渐演化为Bangaluru,1831年被英国占领后,名字变为Bangalore。
[36]TCS,印度塔塔咨询服务公司,是印度著名的企业集团——塔塔集团的控股子公司。TCS目前是印度最大的IT企业,是印度最大的单一软件服务出口商,也是亚洲最大的独立的软件和服务业公司。
[37]马哈蒂尔·穆罕默德,1925年出生,1981年起任马来西亚总理(首相),任职总理22年,是马来西亚历史上在位最长的政府首脑。其在国际上有良好的口碑,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38]1969年,英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理查德·希克斯(John Richard Hicks,1904-1989)在《经济史理论》一书中提出该观点。
[39]许强主编:《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园区建设标准与模式研究》,2012年11月,第9页。
[40]摘编自魏心镇、王缉慈等著:《新的产业空间: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与布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
[41]同①。(www.xing528.com)
[42]摘自王崇峰著:《中国高新区战略转型研究——基于产业集群视角》,2012年10月第1版,第3页。
[43]载于《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Science》,2001。
[44]载于《Comparative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s》(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2),中国人民大学李建军译。
[45]郑方艳:《芬兰科学园及其创新主体间的互动发展研究》,2008年,第9页。
[46]Margaret O'Mara:《Landscapes of Knowledge and High Technology》,载于《Places》(19.1),2007年。
[47]《科学管理研究》1985年8月第8卷第4期,第32页。
[48]载于《科技进步与对策》1989年第1期,第53页。
[49]载于《北京规划建设》1994年第5期,第48~52页。
[50]陈益升、陆容安、欧阳资力著,载于《科学对社会的影响》1995年第3期,第1~13页。
[51]陈益升、陆容安、欧阳资力著,载于《科学对社会的影响》1995年第3期,第1~13页。
[52]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3期,第107~113页。
[53]载于《山西建筑》2008年6月第34卷第18期,第22页。
[54]载于《城市规划学刊》2011年第3期,总第195期,第52页。
[55]《求同存异,比较世界著名科技园区发展要素》,载于《杭州科技》2011年第5期,第46页。
[56]阎兆万、王爱华、展宝卫等著:《经济园区发展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第5页。
[57]郑方艳:《芬兰科学园及其创新主体间的互动发展研究》,2008年,第1页。
[58]杜跃平著:《世界一流科技园区创新体系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
[59]在《大实验——中国经济特区创办始末》(钟坚著,201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书中提到,1978年11月,邓小平在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三国时,重点考察了新加坡裕廊镇工业区,详细听取了工业园区的建设情况。同年早些时候,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带队,先后考察了斯里兰卡等6国,对9个工业加工区、自由贸易区进行了考察。同年,国务院先后派出了多批次考察团,到欧洲、亚洲其他国家考察,在引进技术、资金的同时,消化吸收了促进工业发展的政策放开和创新。因此,深圳经济特区自出现开始,就天生具有了科技园区所承载的政策、技术、资金以及人才等要素和基因。正是从这个角度看,经济特区是我国科技园区的起源。另外,我们提到的经济特区,包括最先由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创办的蛇口工业区。
[60]李振远、吴冀林主编:《开发区建设管理理论与实践》,2010年9月第1版,人民出版社。
[61]经济特区是在国内划定一定范围,在对外经济活动中采取较国内其他地区更加开放和灵活的特殊政策的特定地区。在我国,经济特区是中国政府允许外国企业或个人以及华侨、港澳同胞进行投资活动并实行特殊政策的地区。在经济特区内,对国外投资者在企业设备、原材料、元器件的进口和产品出口,公司所得税税率和减免,外汇结算和利润的汇出,土地使用,外商及其家属随员的居留和出入境手续等方面提供优惠条件。
[62]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中国最早在沿海开放城市设立的以发展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工业为主的特定区域,后来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较为特殊的优惠政策和措施。从发展模式看,增加区域经济总量是其直接目标,其经济增长以外来投资拉动为主,产业以制造加工业为主。
[63]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以发展高新技术为目的而设置的特定区域,是依托于智力密集、技术密集和开放环境,依靠科技和经济实力,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科技资源、资金和管理手段,通过实行税收和贷款方面的优惠政策和各项改革措施,实现软硬环境的局部优化,最大限度地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建立起来的,促进科研、教育和生产结合的综合性基地。
[64]边境经济合作区是中国沿边开放城市发展边境贸易和加工出口的区域。
[65]保税区是经主权国家海关批准,在其海港、机场或其他地点设立的允许外国货物不办理进出口手续即可连续长期储存的区域。
[66]出口加工区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为利用外资、发展出口导向工业、扩大对外贸易而设立的以制造、加工或装配出口商品为主的特殊区域。
[67]Albert N·Link,John T·Scott,U.S.science parks:the diffusion of an innovation and its effects on the academic missions of universiti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21(2003),1323-1356.
[68]Finn Hansson,Kenneth Husted,Jakob Vestergaard,Second generation science parks:from structural holes jockeys to social capital catalysts of the knowledge society,Technovation 25(2005),1039-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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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田雪:《科技园区创新平台构建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版。
[76]张忠德:高新区发展理论探析,《西安邮电学院学报》,2004年10月第9卷第4期,第75页。
[77]卢锐、马军杰、曾明星:《国内外大学科技园的发展趋势——兼论南京大学—鼓楼高校国家大学科技园的发展战略》,《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11年11月第25卷第11期,第64页。
[78]张永凯:《国内外高新科技园区研究进展》,《世界地理研究》,2009年3月第18卷第1期,第49页。
[79]刘卫东:《世界高科技园区建设和发展的趋势》,《世界地理研究》,2001年3月第10卷第1期,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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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方建中、邹红:《集群导向的科技园区发展:逻辑、演化与路径》,《江海学刊》,2010年6月,第79页。
[82]张竟竟:《区域层面的科技园区与产业集群共生机理分析与时证》,《商业时代》,2011年第4期,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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