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的背后：商业巨头的力量

这里商贾往来不绝，无数的毛皮、甘蔗、草本植物被运往西班牙，这些草本植物就是西班牙人和阿拉伯人日常熟知的“绯红色”（carmesí），可以用来制作紫色染料，染出的布匹和正宗的紫色一样好看，但却比正宗的紫色染料便宜得多。

——乌尔塔多·德·门多萨，《格拉纳达之战》，1627年

16世纪时，绝大多数伟大远征的背后都有大商人赞助。例如，早期赞助埃尔南多·科尔特斯的是塞维利亚商人路易斯·费尔南德斯·德·阿尔法罗（Luis Fernández de Alfaro）1和改信基督的犹太商人胡安·德·科尔多瓦2，后期给科尔特斯提供赞助的是布尔戈斯人佩德罗·德·马卢恩达（Pedro de Maluenda）^[1]，马卢恩达之前也曾赞助班彼罗·德·纳尔瓦埃斯。皮萨罗家族远征的主要赞助人是加斯帕·德·埃斯皮诺萨。在新格拉纳达（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为希门尼斯·德·克萨达的远征提供赞助的是数位科尔多瓦商人，而为卡塔赫纳的佩德罗·德·埃雷迪亚（Pedro de Heredia）提供赞助的则是马德里的佩德罗·德·西富恩特斯。赞助圣玛尔塔（今哥伦比亚）的佩德罗·费尔南德斯·德·卢戈（Pedro Fernández de Lugo）的是狡猾的热那亚商人阿尔贝特·杰拉尔迪尼（Alberto Gerardini）和克里斯托瓦尔·弗朗西斯基尼（Cristóbal Francesquini）。费尔南德斯·德·卢戈在玛格丽塔岛上的珠宝商那里持有股份，不过有一半的利润最后还是落入了两位热亚那商人的腰包。赞助胡安·加西亚·德·罗埃萨（Juan García de Loaisa）远征摩鹿加群岛的是韦尔瑟家族；赞助塞巴斯蒂安·卡沃特去拉普拉塔河探险的是热那亚的银行家们。

当时投资赞助远征新世界的商人还有布尔戈斯人克里斯托瓦尔·德·哈罗（Cristóbal de Haro），他后来成为塞维利亚的银行家。他曾卖掉1522年胡安·塞巴斯蒂安·埃尔卡诺（Juan Sebastián El Cano）用“比托里亚号”载来的48吨丁香3；他的第一桶金是在马德拉贩卖甘蔗赚到的。416世纪时西班牙最大造船商是胡安·安东尼奥·科尔索（Juan Antonio Corzo）和罗德里戈·巴索·德·安德拉达（Rodrigo Bazo de Andrada），他们都是来自塞维利亚的犹太人。5

至于赞助的数额大小，我们无从猜测。但对于每一位征服者而言，这样的赞助助益良多，因为他们知道，危难之时只有钱和武器才能帮他们解除困境。

更重要的是，新世界带来的无限机遇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生机勃勃的新阶段。许多人都很了解马克斯·韦伯和他的信徒理查德·亨利·托尼（R.H.Tawney）的观点，也十分熟悉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关于犹太史的讨论，熟悉亨利·皮雷纳（Henri Pirenne）在其见解独到的作品里对资产阶级兴起的描述。很多解释16世纪资本主义兴起的理论都会谈到宗教和文化的作用，但在重新考量资本主义的发展时还要考虑新世界的因素。在一个充满赌注的世界里，投资赞助探险本身就是一场赌博。布罗代尔告诉我们，赌博不仅在贵族阶层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商人的生活里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拿糖、水银和酒的价格打赌。任何东西都可以用来打赌，比如被擢升的枢机主教人数、待出生婴儿的性别，甚至某个名人的生死，这些都可以成为赌博的对象。6在赞助远征的商人和银行家看来，占领新区或某个岛屿也相当于为自己带来了一笔实实在在的收入。

商人现在需要一种更高效、传递范围更广的邮政服务，邮政业的兴起同印刷术的革新一样意义重大。书信的兴起得益于欧洲各国邮政业的逐步发展，后者便利了书信的传递。

法王路易十一^[2]统治时期，法国首次开始发展沿途邮政服务。路易十一建立了分程传递的邮政制度，每隔7里格（39千米）设立一个驿站；后面的几位继任国王继续完善邮政体系，有驿站的道路数量大幅增加。7

西班牙的邮政业掌握在来自贝加莫的望族塔克西斯家族（the Taxis）的手里。15世纪时，塔克西斯家族已经在威尼斯与尼德兰之间建立了稳定的邮政系统。1505年，“美男子”腓力一世（Philip the Fair）的邮政大臣弗朗索瓦·德·塔克西斯（François de Taxis）成了“卡斯蒂利亚邮政总长”，后来这一职位传给了他的几个儿子（先是马特奥，后来是雷蒙多，再后来是胡安），当时莱昂纳多·德·塔克西斯（Leonardo de Taxis）正在布鲁塞尔担任邮政总长。8

到16世纪末，西班牙已经铺设了6条主驿道，驿道的起点都在马德里，由此向四周辐射：东北通往萨拉戈萨和巴塞罗那；正北通往伊伦和布尔戈斯；西南通往托莱多、卡塞雷斯，再到葡萄牙；正南通往科尔多瓦、塞维利亚和塔里法；向东通往巴伦西亚。第六条驿道则通往马德里西北的巴利亚多利德。9

那时，每隔15天就会有一名信使骑马离开马德里，经由伊伦、里昂去往热那亚、米兰、罗马和那不勒斯。夏季，从马德里到罗马需要24天，冬季则需要27天。从布尔戈斯到布鲁塞尔的邮程为7—8天，中间设有106所驿站，距离为314里格，大约是1700千米。法国国王弗朗索瓦准许西班牙信使过境法国。当时布尔戈斯是西班牙航运的枢纽，就如同鲁昂是法国航运的枢纽一样。10据布罗代尔的说法，当时欧洲速度最快的信使是加布里埃尔·德·塔克西斯手下的信使，加布里埃尔负责意大利—蒂罗尔—布鲁塞尔之间500英里（约805千米）的邮驿业务，当时他手下的信使只需要5天半时间就能从意大利到达布鲁塞尔。11

到1580年时，西班牙与新世界之间建立了完善的邮政系统。1579年5月，西班牙准许马丁·奥里维瑞斯（Martín Olivares）担任新西班牙总督侍从，垄断新西班牙与世界各地的邮政业务，西班牙与新世界的邮政系统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1580年，新西班牙的韦拉克鲁斯、普韦布拉、瓦哈卡、克雷塔罗和瓜纳华托纷纷建立了邮政官署。新西班牙的邮政业一直由私人控制，直到18世纪波旁王朝将邮政业收归王室所有。121580年，秘鲁也建起了相应的邮政系统，和在新西班牙时一样，恩里克斯总督对秘鲁邮政系统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热那亚是西班牙重要的商业和金融枢纽，因此，在热那亚建成高效的邮政系统至关重要。热那亚人当时垄断了盐和羊毛，布罗代尔认为，他们正是通过银行汇兑业务才在塞维利亚与美洲之间建立了贸易往来的。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热那亚人”指的是热那亚的名门望族，包括格里马尔迪家族（the Grimaldi）、斯皮诺利家族（the Spinoli）、琴图廖尼家族（the Centurioni）、洛梅利尼家族（the Lomellini）。13

1528年，意大利海军总司令安德烈亚·多里亚（Andrea Doria）顺利促成西班牙与意大利结为海上“复仇同盟”，热那亚人由此开始在西班牙的经济事务中占据主导地位；1627年，奥里维瑞斯公爵提议让葡萄牙的马拉诺人（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成为卡斯蒂利亚的主要放债人，热那亚于是丧失了在西班牙经济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不过在整个16世纪，热那亚这个金融帝国依旧是其他各城市的最大担保人，14也依旧是美洲白银的集散地。15热那亚的货币种类十分丰富，商人在这里可以兑换自己家乡使用的货币，当然，他们也乐意筹集资金放贷给西班牙王国，支付王室在佛兰德斯的军费。阿尔瓦公爵和亚历山大·法尔内塞公爵的部下都要求国王用金币支付他们部分薪水。

塞维利亚西北部与梅迪纳-德尔坎波镇之间每周都有邮件往来，两地相距300英里（约482千米，测量两地之间的距离很有必要，因为当时西班牙规模最大的集市在这里举办16）。假如周二晚上有包裹抵达塞维利亚西北部某城，那么邮差在周三中午就已经取回了包裹，返回了梅迪纳。有时邮差还负责运送较大的包裹，包括成箱的珠宝。

我们在《堂吉诃德》读到过一种peón信，桑丘·潘莎就给妻子特蕾莎邮过一封这样的信。17从塞维利亚送往北欧的信件会先到马德里，然后再从马德里送往萨拉戈萨和巴塞罗那。1510年，发往新世界的急件专门由洛伦佐·加林德斯·德·卡瓦哈尔（Lorenzo Galíndez de Carvajal）负责，他是王室高级顾问，来自埃斯特雷马杜拉，是科尔特斯的远房表弟。18后来，卡瓦哈尔把邮政专管权转租给了贸易署的几位成员——当时贸易署负责管理西班牙与新世界之间的移民、贸易等事务。从1562年起，邮政总长一职由洛伦佐的堂兄弟胡安·德·卡瓦哈尔-巴尔加斯（Juan de Carvajal y Vargas）担任。后来卡瓦哈尔-巴尔加斯将西班牙境内的邮政专管权卖给了塞维利亚邮政总长胡安·德·萨阿维德拉·马莫莱霍（Juan de Saavedra Marmolejo）19，将美洲地区的邮政专管权交给了他的弟弟迭戈。没过多久，美洲的邮政总长换成了罗德里戈·德·赫雷斯（Rodrigo de Jerez），他是塞维利亚市政议员，后来在17世纪，塔克西斯家族买断了美洲邮政总长一职。

在16世纪晚期，从塞维利亚送一封信到利马最快需要88天，而从墨西哥送到利马最快也要112天。如果从利马和墨西哥往同一个地方送信，从利马送出的信最慢需要175天就可以到达目的地，而从墨西哥送出的信最慢则要262天，20因此人们都喜欢从更为富庶的利马邮寄包裹。当时，邮费是按照邮件重量和寄送距离来计算的，这么算下来邮费相当高，在腓力二世统治期间，邮费是唯一没有上涨的费用。16世纪末，从塞维利亚邮寄一封信到梅迪纳-德尔坎波需要花费17马拉韦尔迪，而从巴利亚多利德邮寄一封信到梅迪纳的话只需花费10马拉韦尔迪。1561年，布尔戈斯大商人西蒙·鲁伊斯（Simón Ruiz）21的管家总共为他支付了6656马拉韦尔迪的邮费，这意味着西蒙在这一年总共邮寄了350封信。相比之下，新世界的邮费就比较难估算了，在秘鲁或新西班牙，把一封一两页的信送到塞维利亚，邮费相当昂贵，需要花费2里亚尔（约68马拉韦尔迪）。

1575年，腓力二世的挚友路易斯·德·雷克森斯在给同僚即西班牙驻法国大使迭戈·德·祖尼加的信中写道：“我不知道从西班牙到法国的邮费是多少。不过，我自11月20日之后就再也没收到过陛下关于尼德兰事务的相关信件……陛下的信真是送得太慢了。”22腓力二世自己也说：“安全送达更重要，多花四五天时间也没有关系。”23但也有急速送达的时候，比如卡斯蒂利亚王室总管写道，曾有一封信闪电般地送到了巴利亚多利德，“如果邮寄的是一条鲑鱼的话，可能送到的时候它还活着呢”。24

当时西班牙是明令禁止外国商人同美洲地区进行贸易往来的，因此在1578年，塞维利亚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科·莫罗维利·德·普韦布拉（Francisco Moroveli de Puebla，祖籍意大利，他的父亲来自卢卡）抱怨道：“所有的商业活动都掌握在佛兰德斯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手中。”25事实上，1538年以后，外国商人并不像人们设想的那样真正参与了同美洲的贸易往来，通常外国商人需要挂靠在一位西班牙托运人的名下。热那亚人一般会假冒登记为西班牙人，四五十年之后，奥古斯丁·斯宾多拉（Agustín Spindola）、卢西恩·森图里翁（Lucián Centurión）及潘塔莱奥·尼格罗（Pantaleo Negro）等商人看起来更像西班牙人，而不是热那亚人。当时塞维利亚最富有的人可能要数托马索·马里诺（Tomaso Marino）和阿达莫·森图里翁（Adamo Centurione）了，他们都是有西班牙身份的热那亚人，两人身价均达上百亿达克特。1559年，森图里翁买下了埃斯特帕（Estepa）和佩德雷拉（Pedrera）两座村庄，他的大儿子马科斯成了埃斯特帕侯爵，整个家族都被卡斯蒂利亚化了。

1579年，意大利的皮亚琴察（Piacenza）举办了一场大型商品交易会，皮亚琴察地处米兰和博洛尼亚之间，离热那亚也很近，热那亚银行家自然而然就成了这次国际交易和支付的主导者。26这些银行家当中还有一部分佛罗伦萨人，其中包括安德列斯·德尔·巴诺（Andrés del Baño）、科尔特斯的朋友雅科姆·博蒂（Jacome Boti）、莱昂纳多·安吉洛（Leonardo Angelo），以及米兰人胡安·包蒂斯塔·罗维拉斯加（Juan Bautista Rovelasca），他与王室达成协议，王室授权他每年可以向看好的美洲任何地区贩送300名奴隶（但要将三分之一的利润上交王室）。当时在塞维利亚活跃的威尼斯商人就是16世纪20年代主导塞维利亚贸易活动的那些人的同乡，但他们现在主要贩卖胭脂虫，有时也贩卖巴西苏木、珍珠、水银、亚麻、内衣及明矾，偶尔还会贩卖小麦、食用油、皮革，也会贩卖奴隶，相比之下他们也较为富裕。到1600年时，威尼斯府库丰盈，每年有七八百艘船络绎不绝地从威尼斯港驶出。27

亚麻布及男女式内衣等法国商品日益成为美洲地区的必需品，最畅销的要数鲁昂产的亚麻布和类似于帆布的粗糙亚麻布料，这两样商品的销量占交易会所有商品销量的四分之三。16世纪时，法国主要的对外贸易港是南特和鲁昂，此外，诺伊堡、卢维埃、博蒙勒罗热也是当时重要的对外贸易港。28鲁昂腹地农村地区的棉织品产量迅猛上涨。一位法国作家这样描述粗糙亚麻布料的装运盛况：“他们有船，但我们有他们船上的帆。”29

法国也生产白布、科莱塔斯布（似乎是产自中国南京的紫花布）、布列塔尼布（bretañas）、纸张、剪刀，以及男子服饰用品、起绒机、精梳机等，主要销往美洲。新世界需要大量布鲁塞尔的挂毯，荷兰的上等亚麻布（包括产自布拉班特省马利纳地区的布料）在新世界也很畅销。30

正如佛兰德斯商人和英国商人一样，法国商人也在繁华的安达卢西亚港口有了一席之地，虽然后来的尼德兰起义破坏了法国与西属美洲的贸易活动。当时肥皂的销售量非常大，塞维利亚是著名的肥皂产地，其中，萨尔瓦多地区（这里原是塞维利亚的一座大教堂）盛产黑肥皂，地处塞维利亚港口西部的特里亚纳盛产白肥皂。

酒水是卡斯蒂利亚出口贸易的重要商品。16世纪末，每年都有两万桶（约30万升）酒水横渡大西洋运到美洲。31酒水销量如此之大，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新世界的印第安人喜爱品尝欧洲酿造的酒，虽然他们知道酒对身体的伤害很大。大部分酒水产自加那利群岛，历史学家费尔南德斯·德·奥维耶多（Fernández de Oviedo）说，同卡萨利亚的酒水一样，莫雷纳山的酒水实际上也是西班牙人手中的秘密武器。32当时产自赫雷斯-德拉弗龙特拉（Jerez de la Frontera）的雪利酒在新世界也颇受欢迎。新世界的殖民者打算在美洲打造以小麦、酒水及橄榄油为主要特色的新地中海文化。33这一时期，印第安人对油和酒水的需求很大，这也是16世纪油和酒水的产量大幅增长的原因。(www.xing528.com)

16世纪50年代，塞维利亚的巴托洛梅·德·梅迪纳采用“汞齐法”提炼白银，提炼过程离不开水银，自此以后，水银在白银生产中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汞齐法”一直沿用到20世纪。此前，来自德意志地区的梅斯·洛伦佐（Maese Lorenzo）到过西班牙中南部雷阿尔城附近的阿尔马登汞矿，他向西班牙王室申请将“汞齐法”介绍到新西班牙，但遭到了拒绝，梅迪纳就是向他学习了“汞齐法”。

几名西班牙官员给国王卡洛斯一世写信，向他介绍了梅迪纳想在新西班牙率先运用“汞齐法”的想法。34巴伦西亚人莫森·安东尼奥·博泰拉（Mosen Antonio Boteller）声称自己早先就曾运用过“汞齐法”，但他的说法并未获得认可，35王室之后特许梅迪纳率先在新西班牙使用“汞齐法”。

腓力二世决定让势力庞大、精明能干的富格尔家族负责将水银分发到新世界，毕竟富格尔家族控制着阿尔马登的好几座汞矿。虽然数十年前水银就为人所知，但直到16世纪50年代人们才意识到水银在白银生产中的重要作用。1563年，克里斯托瓦尔·埃尔南签署了第一份保证水银供应的协议，此后，王室在阿尔马登汞矿的工作由一大批承包商负责。36接管汞矿的都是塞维利亚人，但他们的名字却通常都是热那亚人的名字，例如森图里翁或菲耶斯科（Fiesco）。随后成箱的水银开始运往新世界，每箱重50.8千克，运费每箱高达500马拉韦尔迪。

秘鲁万卡韦利卡开采的硫化汞（汞和硫化合而成的亮红色矿石）稳定供应着波托西银矿所需的水银，万卡韦利卡离波托西较近（虽然两地之间的直线距离有804千米）。人们也从硫化汞中提炼朱砂作为染料，当时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开始用朱砂修饰人脸部的红晕。恩里克·加尔塞斯（Enrique Garcés）去过新西班牙，1563年他目睹了帕拉斯地区的托马卡（Tomaca）矿和瓦克亚（Huacoya）矿开采汞矿的全过程。这两座矿海拔1.1万英尺（约3.3千米），来自埃斯特雷马杜拉的征服者阿马多尔·德·卡夫雷拉（Amador de Cabrera）发现了它们。37

从1570年起，托莱多总督就坚持说波托西和万卡韦利卡应当成为新西班牙经济的重要支柱。他想尽办法把万卡韦利卡纳为王室名下的财产，让这里主要的采矿者卡夫雷拉把四分之一的收益上交西班牙王室，在当时，一般而言，上交五分之一的收益即可。

1569年时，秘鲁万卡韦利卡一年的水银产量达15.7吨，而西班牙阿尔马登的水银产量更高达86吨。此后水银的产量大幅增长，到1578年时，万卡韦利卡的水银产量已经可以为波托西银矿提供充足的供应了。

新西班牙白银生产使用的水银有五分之一产自秘鲁，汞矿一直沿太平洋沿岸分布到阿卡普尔科。从16世纪60年代格拉西安·德·巴尔克拉（Gracian de Valcola）的汞矿使用情况判断，他应该拥有着当时新西班牙规模最大的汞矿，每年生产的汞矿高达10多吨。38

波托西地处今玻利维亚高原，是每个殖民者梦寐以求的地方。波托西的银矿山海拔将近1.6万英尺（约4.87千米），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39早在1545年西班牙殖民者就发现了波托西银矿。在发现后的头20年里，波托西的矿石中银矿含量丰富，矿石品位较高，因而只需简单熔炼就可以提炼出白银，后来也采用了“汞齐法”提炼白银。当时国王卡洛斯一世称波托西为“帝国之城”，他准许波托西的第一批武器涂上如下字样：“我是富庶的波托西，是世界之宝，是众王之妒。”40

1572年，托莱多总督来到波托西召集矿主开会讨论建设水力磨矿厂等事宜，并颁布条例，规定不得因债务原因拘禁采矿者。波托西很快就会成为南美最大的城市，世界各地的寻宝者（人们戏称他们为“寻宝者”）蜂拥而至寻找白银，他们坚信自己一定能找到，这些寻宝者当中西班牙人居多。塞万提斯创作《堂吉诃德》（1605年出版）时，“波托西”一词（在《堂吉诃德》里出现了2次）已经成了“财富”的代名词。1556年1月，为庆祝腓力二世即位，波托西举办了一场规模盛大的庆祝活动，活动持续了24天。

1598年腓力离世时，波托西已经有36所赌场、1家剧院、14所舞厅、8座教堂。喷泉口喷着酒水，类似于啤酒的奇查酒（chicha）种类繁多。这里还有很多家妓院，风尘女子更是数不胜数。41波托西开始修建大型水库，为居民提供优质清洁的水资源。一年一度在波托西举办的商品展销会规模盛大，交易品类繁多，包括丝绸、兵剑、铁器、亚麻、绸缎、奴隶、骡马。1956年，阿根廷经济史学家劳尔·莫利纳（Raúl Molina）写道，路过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走私贸易“有且只有一个目的：抵达波托西，这里是西班牙的商业圣地……是美洲的撒马尔罕”。42

殖民地政府强制数百英里以内的印第安人到波托西银矿做苦力，大量印第安人在此丧生，多明我会修士多明戈·德·桑托·托马斯（Domingo de Santo Tomás）把波托西比作“地狱之门”43。尽管如此，印第安人还是在这里做着苦力。总督托莱多设立了管理印第安人的机构，建立了“米达制”，强制一定数量的印第安人必须在特定时间段内在银矿劳动。米达制持续推行了近两个世纪，实际上直到18世纪才得以废除。

1492年新大陆发现后，黄金很快便开始从新世界流入西班牙。到腓力二世即位时，黄金这类贵金属贸易相对而言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白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大型船队满载着白银回到了西班牙。1580年，腓力国王的私人秘书胡安·德·伊迪亚克斯（Juan de Idiáquez）给枢机主教格兰维尔写信说：“腓力国王说得对，从来没有一位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像他一样积聚了如此之多的财富。”44按理说，这些贵金属不应外流到西班牙以外的国家，但还是外流了，要么是通过商人的商业活动非法外流，要么是通过进口小麦或支付战争费用合法地外流。1580—1626年，逾1.1万吨的贵金属运进了塞维利亚，其中2500吨流入了尼德兰，800吨流入了意大利。

财富是难以估量的。在利马，拥有1100万马拉韦尔迪的人可谓是富人，但在新西班牙，这一标准则要低很多——大约拥有700万马拉韦尔迪算得上是富人了。在塞维利亚，拥有1500万马拉韦尔迪的人才称得上是有钱人，梅迪纳-德尔坎波的商人西蒙·鲁伊斯的资产远不止这个数，据说他的资产达1.36亿马拉韦尔迪。45比鲁伊斯更为富有的是豪尔赫斯（Jorges）家族，该家族资产达1.83亿马拉韦尔迪。豪尔赫斯家族销往新世界的主要产品是卡萨利亚（Cazalla）大葡萄园生产的葡萄酒，卡萨利亚地处西班牙西南部的莫雷纳山；此外，该家族在瓜迪斯和格拉纳达哈恩省的阿拉梅迪利亚还有一座大型橄榄树农场。46

在不受束缚的自由环境下，银行开始在新世界运营，这种自由运营的氛围一直持续到了1576年艾比诺萨银行（Epinosa banks）和摩根银行（Morga banks）倒闭，这两家银行总部都位于塞维利亚（艾比诺萨银行的债务高达7.5亿达克特，摩根银行的债务达4.5亿达克特）。两家银行之所以会倒闭，是因为腓力二世1575年暂停偿付债务，此前腓力二世庞大的官僚机构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财政赤字。此后，银行业迎来了垄断时代，银行体系由一两个大人物主导：最先主导银行体系的是胡安·奥尔特加·德拉·托雷（Juan Ortega de la Torre），其次是迭戈·德·阿尔武凯克（Diego de Alburquerque），到16世纪80年代控制银行体系的是米格尔·兰比亚斯（Miguel Lambias）。其后继者是巴尔塔萨·戈麦斯·德·阿吉拉尔（Baltasar Gómez de Aguilar）和阿隆索·佩雷斯·德·萨拉萨尔（Alonso Pérez de Salazar），接下来是贡萨洛·德·萨拉萨尔和胡安·德·卡尔莫纳（Juan de Carmona），到17世纪早期，主导银行体系的是亚当·比瓦尔多（Adam Vivaldo）。大多数商人会选择把钱存放在一两家银行，而不是放在家中。布罗代尔认为，“私人银行之所以会倒闭，原因在于这些银行经常把客户的钱用于商业周转，而周转周期又相当漫长。遇有紧急情况，银行根本无力在短短几天之内把钱支付给储户，因为这些钱还在‘周转途中’”47。1576年，佛兰德斯人彼得·凡·欧德加斯特（Peter van Oudegherste）曾劝说腓力二世成立国家银行，但腓力拒绝了。

到1600年时，主导美洲金融业的是布尔戈斯人，热那亚人与他们比起来都相形见绌。在美洲活跃的布尔戈斯人主要有伊斯拉（de Isla）家族，该家族连续数代活跃于美洲的商贸活动，此外还有马伦达（Maluenda）家族、科林德雷斯（Colindres）家族及努涅斯（Núñeze）家族。巴斯克人也相对活跃，但仅限于小范围内的活跃。当时，西班牙能积聚财富还得益于新币种“八片币”（piece of eight）的发行。“八片币”铸造于卡斯蒂利亚，外形小巧，采用美洲白银铸成，16世纪下半叶通行于整个地中海贸易领域。

16世纪时，在西班牙美洲帝国境内讨论任何商业话题，最后都会落到贩卖非洲黑奴的问题上。从15世纪40年代起，一心想淘金的商人早已开始从西非贩卖奴隶到葡萄牙。481510年，斐迪南二世首次提出与商人签订奴隶贸易协议，1518年他的外孙卡洛斯一世也提议签署奴隶贸易协定。49此后，西班牙王室同各色商人签订了一系列协议，每个商人在奴隶贸易中都享有不同的权利，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奴隶贸易。

起初，他们贩卖的非洲奴隶主要来自佛得角群岛，到后来，越来越多的奴隶来自几内亚和圣多美，但这些地方都是奴隶贸易的中转站，实际上这些奴隶来自喀麦隆和刚果地区。17世纪，安哥拉成为西班牙和葡萄牙奴隶贸易的主要中心。大量载有奴隶的木筏沿着非洲河流逆流而上，目的地越远，奴隶遭受的苦楚自然也就更多，例如运往秘鲁的奴隶得乘船穿过巴拿马地峡，再沿着太平洋海岸一路南下。开往新西班牙首府的运奴船先要到达新西班牙加勒比海岸的韦拉克鲁斯港，再辗转北上运往墨西哥城，奴隶在途中受尽坎坷和折磨，而那些被运往卡塔赫纳、圣多明各和古巴的奴隶经历的旅程稍短一些，所受折磨也相对较少。

16世纪70年代，西班牙港口、西班牙商人面临着来自葡萄牙商人施加的巨大压力，后者从事奴隶贸易已有百年。佩德罗·德·劳伦哈（Pedro de Loronha）、贝尼托·巴埃斯（Benito Báez）和戈麦斯·德·阿科斯塔（Gómez de Acosta）要求政府特许其贩卖1650名奴隶。自1580年西葡合并以来，来自葡萄牙商人的压力有增无减。腓力答应每年可以从葡萄牙港口向西班牙帝国运输300—750名奴隶。当时最大的奴隶贸易商是佩德罗·戈麦斯·赖内尔（Pedro Gómez Reinel），一个有权有势的葡萄牙人，在1595年之后的9年时间里，赖内尔总共向葡萄牙和美洲运输了近4万名奴隶，即每年运输约4500名奴隶。50

16世纪的西班牙物价普遍飞涨，所有与西班牙有贸易往来的国家也因此深受其苦。当时人都对物价猛涨感到十分意外，但却从没有人对此进行过解释。当时人猜测物价上涨部分是因为美洲贵金属流入了欧洲，美国著名学者厄尔·J.汉密尔顿（Earl J.Hamilton）也在他1934年完成的著作《美洲财富与西班牙价格革命（1501—1650年）》（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Spain，1501—1650）51中提出了类似观点。1937年，意大利经济史家路易吉·伊诺第（Luigi Einaudi）做出了惊人的统计：1571—1598年间，物价总共上涨了627%，其中300%的上涨幅度要归因于贵金属的流入。52

【注释】

[1]马卢恩达是科尔特斯远征最重要的赞助者，当时他的家族已经是布尔戈斯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家族，为布尔戈斯所有重要城市提供最有力的财政支持。——原注

[2]路易十一是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的著名小说《惊婚记》（Quentin Durward）的核心人物。——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