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卡坦岛上的方济各会：历史与传承

尤卡坦，非岛也。

——迭戈·德·兰达，《尤卡坦纪事》，1566年

到1560年时，西班牙几乎已经结束了对尤卡坦半岛的征服。次年，尤卡坦成了方济各会的教区，方济各会成了唯一有权对这里的印第安人布道的修会。他们把尤卡坦分成若干区域，在坎佩切、马尼、伊萨马尔、梅里达附近的孔卡尔（Conkal）、阿金察（Ah Kin Chel）、梅里达城建起了修道院。这些地方也建起了正规学校，传播基督教，给予学生宗教信仰方面的指导。尤卡坦半岛似乎成了一块由修士主导的模范殖民地。

莫利纳·索利斯（Molina Solís）修士记录了梅里达这一时期的生活。每天太阳升起后，年长的修士就会高举着十字架从教堂出发，十字架在他们手里宛若一面军旗：

他们逐门逐户地叫孩子们来……唱诵祈祷词，然后去教堂……修士会给他们讲解基督教义，一直讲到做弥撒的时候。之后这名修士会向这些孩子提问，看看他们的知识掌握得怎么样。孩子们每天上学，几年之后就可以获准离开学校。男孩子离校后会帮父亲在田地劳作，女孩子则帮母亲做一些“女人的活计”。教会要求父母晚上陪孩子一起祈祷，重复基督教义……在学校，成年印第安人可以学习唱歌和音乐。修士也会组建唱诗班，用长笛、风琴、小提琴甚至竖笛伴奏。1印第安人学会了演奏这些乐器，而且演奏得非常出色。2

有些监护主认为方济各会的布道工作妨碍了印第安人在领地上劳作，因而强烈反对。但马科斯·德·阿亚拉（Marcos de Ayala）^[1]等监护主则非常支持方济各会的布道工作。阿亚拉的监护领地位于尤卡坦半岛的巴利亚多利德城外，他大力支持在当地为印第安人开办学校，还亲自向当地的酋长布道。他还富有创意地把桑树种植引进到尤卡坦半岛。3

埃尔南·桑切斯·德尔·卡斯蒂略（Hernan Sánchez del Castillo）、弗朗西斯科·洛佩斯等征服者强烈反对方济各会的布道，在这之后的1549年，洛伦佐·德·比恩韦尼达和路易斯·德·比利亚尔潘多等几名修士认为市政议会——议员全部是西班牙人——应当在地方事务中有发言权。但这样一来，就连最初的征服者蒙特霍家族也陷入了困境，他们在这里拥有地产，但却不是这里的市民。某个叫弗朗西斯科·贝拉斯凯兹的人占领了蒙特霍家族在塔巴斯科的监护领地，阿德兰塔多蒙特霍闻讯后立即从梅里达匆忙赶往塔巴斯科。在塔巴斯科，原先支持蒙特霍的伊尼戈·涅托（Íñigo Nieto）抓捕了弗朗西斯科·贝拉斯凯兹，并把他同另一名市政议员阿隆索·巴伊恩（Alonso Vayón）一起囚禁在了坎佩切。蒙特霍要求贝拉斯凯兹交出王室保险柜的钥匙，但贝拉斯凯兹坚决不给。蒙特霍于是撬开了保险柜，夺回了王室授予自己监护领地的授权书，返回了梅里达。

贝拉斯凯兹继续抗议，并得到了最高法院的支持，最高法院法官决心逼迫蒙特霍交出塔巴斯科的监护领地。法官们通常都不喜欢征服者，他们任命法官弗朗西斯科·德·乌加尔德（Francisco de Ugalde）负责没收蒙特霍的所有监护领地。蒙特霍看到书面铁令后放弃了挣扎。这位阿德兰塔多甚至被迫放弃了马尼的监护领地，他原本打算把这里变成世袭领地的。1549年2月，布拉斯·科塔（Blas Cota）博士奉命对老蒙特霍进行任期调查。科塔博士是葡萄牙裔，精通教会法。

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去世后，阿隆索·马尔多纳多一直代理危地马拉都督一职，在此期间科塔担任阿隆索的副手。1549年5月3日，科塔开始对蒙特霍在梅里达的任期展开调查，自此接管了尤卡坦，暂停了老蒙特霍及他的儿子（莫佐）、侄子（索夫里诺）的职务。41549年6月底，科塔公布了老蒙特霍的任期调查报告，报告送到了西班牙，虽然离判决生效还有一段时间，但蒙特霍家族在殖民地统治的合法性已被剥夺——尼古拉斯·德·阿瓦雷特（Nicolás de Abalate）修士从西班牙带来消息说，整个尤卡坦半岛的土地所有权已归新西班牙最高法院所有。

任期调查结束后，新西班牙总督门多萨任命加斯帕·苏亚雷斯·德·阿维拉为尤卡坦市市长，阿隆索·德·曼雷克为塔巴斯科市市长。苏亚雷斯实际包揽了殖民地的全部大权，上任后他将在地区内巡视，禁止强制劳动，虽然他本可以安排印第安人为教堂和修道院工作；严禁蓄奴，并规定在尤卡坦半岛上劳动的印第安人理应领取薪水；禁止继续远征。此外，对印第安人传教的工作被当作重中之重。苏亚雷斯·德·阿维拉于1551年4月抵达尤卡坦，同期，曼雷克也在塔巴斯科正式就职。5至此，危地马拉最高法院（洛佩斯·德·塞拉托任最高法院主席）全权接管了尤卡坦和塔巴斯科。不久，尤卡坦和塔巴斯科又被归入了新西班牙总督辖区。^[2]

1551年3月，阿德兰塔多蒙特霍返回西班牙，期望可以得到革职后的补偿，然而门多萨总督已经任命他为一支小型舰队的临时总指挥官，负责把墨西哥的金银财宝运回西班牙。在当时，这种临时任命极为常见。蒙特霍在哈瓦那遇到了返程途中的秘鲁舰队，这支舰队由桑乔·德·别德马（Sancho de Biedma）统率。随后，别德马担任了秘鲁舰队和本该由老蒙特霍负责指挥的小型舰队的总指挥官。6

托马斯·洛佩斯·梅德尔（Tomás López Medel）随后担任任期审查官，负责对即将离任的官员进行任期调查。新官上任三把火，他深深同情那些生活中还要谨守教规的修士；他希望阻止印第安酋长在异教神祇前召集民众唱诵歌曲；想把印第安人聚集在村落里，不再过散居的生活；坚持要求印第安人遵守宵禁令，要他们上餐桌用餐（西班牙人很重视这一点）；还要求印第安的部落首领遵守一夫一妻制——在玛雅人看来这简直是天翻地覆，十分极端，但西班牙人认为这一点至关重要，虽然他们能容许男主人有女仆，但绝不允许一夫多妻。

1551年6月，阿德兰塔多蒙特霍返回了塞维利亚。他去了马德里，之后又去了巴利亚多利德，最后终于找到西印度院去陈述他的案子，当时西印度院就在巴利亚多利德市。在他的女婿马尔多纳多法官的帮助下，委员会认真听取了老蒙特霍的案子，最后撤销了许多针对他谋取私利的指控。但在1553年秋，还没来得及自证清白，老蒙特霍就在家乡萨拉曼卡离世了。40年前，正是在萨拉曼卡，他加入了佩德拉里亚斯舰队，开始了他在美洲非凡的戎马生涯。

老蒙特霍是一位开明的征服者，1550年他离开尤卡坦时，这里已经有了琳琅满目的西班牙商品，包括西班牙产的无花果、椰枣及石榴。他还培育了很多美洲人没见过的蔬菜和水果，包括白菜、莴苣、芜菁、洋葱、大豆及甘蔗，还有葡萄、橘子和柠檬。老蒙特霍还曾尝试在尤卡坦种植小麦，并从西印度群岛引进了椰子、大蕉、曼密苹果树，同时继续种植玉米、美洲大豆、辣椒、棉花等当地原产农作物。西班牙农民曾尝试饲养家畜，还从尤卡坦向新西班牙和旧卡斯蒂利亚出口硬檀木。费尔南多·德·布拉卡蒙特（Fernando de Bracamonte）把靛蓝染料引入了欧洲，阿德兰塔多本人还在香伯顿（Champoton）建了一家小型制糖厂，（和大多数制糖厂一样）这家制糖厂也以非洲黑奴（大多来自莫桑比克）为主要劳力。印第安人继续用尤卡坦产的棉纱织布，依然食用产自卡托切的盐，和过去一样，他们依然会制作石蜡和陶器，把棉布和可可豆作为流通货币。西班牙人会雇用尤卡坦的印第安人做奴仆、庄稼人、织布工。西班牙人来到这里后，尤卡坦很快就出现了新的混血人种，从1545年起，尤卡坦的梅斯蒂索人在人口中所占比例明显增多。

正如托马斯·洛佩斯·梅德尔所说，玛雅贵族依然会定期召集民众举行祭祀，纪念自己的历史，这是尤卡坦这一时期宗教结构的典型特点。7同时，尤卡坦已经建起了12座方济各会修道院，其中6座是石质建筑。尤卡坦的200处村落都有自己的教堂、学校和接受过培训的教师。所有重要部落的首领都已受洗，虽然他们并不知道受洗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方济各会已经在这里建立了一套控制网络。每一天，教堂的钟声召唤着孩子们去上学，召集成人开始祈祷。在不同的月份都要庆祝相关的基督教节日，节日庆祝的频率堪与古玛雅人的庆典相当。印第安人有条件接受圣礼，但几乎没有机会在临终前受终敷礼，因为司铎数量很少，没办法顾及将死之人。印第安人也很少进行忏悔，因为懂玛雅语的修士数量很少。没有几个印第安人会参加圣餐仪式，他们会观看弥撒礼但却很少参与。当然，修士们知道印第安人依然会进行异教崇拜，不过并没有对此实施严厉惩罚，最严肃的莫过于偶尔的鞭刑。1560年，一位方济各会修士发现了“非常严重的欺骗行为及邪神崇拜”，但也只是召集了部落首领和贵族，庄严地向他们说教而已。据说在萨巴特克地区也发现还有异教崇拜的现象。

然而，到了1562年5月爆发了一场类似革命的事件——这是西班牙帝国统治美洲前50年里发生的最激烈的一次抗议。两名印第安男孩外出狩猎时发现了一个装满异教神像和头骨的山洞，他们把这件事报告给了马尼附近方济各会修道院院长佩德罗·德·休达·罗德里戈（Pedro de Ciudad Rodrigo）修士。休达手下有6名修士正在学习玛雅语，他们“学着用印第安人的文字阅读和写作，还把印第安人的语言简化为语法的形式，这样便可以像学习拉丁文一样学习这门语言了”。8

休达等人召集了附近的40名印第安人，对他们进行质问。印第安人承认神像是他们的，也会偶尔来祭拜，这样的祭拜附近到处都有。休达武断地对这些印第安人施以酷刑，他让人把印第安人吊起来鞭打，并在脚上绑上巨石，直到他们供出其他神像。此外，还有一种叫“布罗”（burro）的水刑至今闻名，受刑者会产生正在被溺死的错觉。这些印第安人随后被送交宗教公判大会。

当时方济各会的另一名修士迭戈·德·兰达带着文书弗朗西斯科·德·奥罗斯科（Francisco de Orozco）来到尤卡坦进行正式调查。9兰达博学睿智，但为人严肃、勤勉、苛刻。他和其他修士对当地人进行了大规模逮捕，不加分辨地对4500多名印第安人施以酷刑，其中158人因此丧生，还有大约30人被迫自杀。这和同期在新西班牙首府墨西哥城进行的另一场规模相当的邪神崇拜审判大相径庭，伟大的胡安·德·苏马拉加（Juan de Zumárraga）大主教担任主审官，他明令严禁在审判中滥用酷刑。1562年在尤卡坦审判中滥施的鞭笞、罚款、强制做10年苦力等惩罚，却在墨西哥城被苏马拉加大主教明令禁止了。

1562年7月12日，兰达修士精心策划了一场宗教公判大会。他用流利的玛雅语向一大拨人发表了演说，其后尤卡坦最高行政长官迭戈·基哈达（Diego Quijada）代表世俗权力机构用西班牙语发表了讲话。讲话完毕后便立即对犯人进行处决。犯人们被绑在笞刑柱上，早已被打得皮开肉绽，这次又遭了200鞭。这次的刑罚牵涉甚广，哪怕是出于保护亲属而拒绝供出这些神像的，都要被处罚。大量的神像和镶着珠宝的头骨在此付之一炬。基哈达默许了这一切，以此表明政府全力支持修士的政治立场。

这起事件是如此残酷无情，算得上是西班牙美洲征服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审判了，酷刑令人闻风丧胆，印第安人不敢交出神像，只得极力隐藏更多的神像。很多人在这次审判中自杀了，索图塔教区的庄园主洛伦佐·科克姆（Lorenzo Cocom）就是其中之一。兰达派人对邻近的所有教区进行了调查，严厉谴责马尼的印第安人复辟他们邪恶的传统，公开祭祀或私下里秘密祭拜邪神，甚至在教堂的祭坛前、在路边的十字架前举行异教仪式。有人告诉他，印第安人曾说：“我们真正的上帝并不是上帝，而是恶魔，是西班牙人圣灵的敌人……”10

事实上，方济各会真正的敌人是西班牙征服者，征服者看到方济各会修士竟然随意捏造事实，无不感到震惊。有位征服者多日以来为马尼市特科卡斯教区的一位部落首领迭戈·乌斯辩护，他相信乌斯是无辜的。乌斯身体很壮实，但连他都无法承受吊刑的痛苦。洛伦佐·蒙特罗索（索图塔教区的助理司铎）等世俗神职人员在人们的劝说下旁听了这些修士是如何严酷审讯犯人的11。梅里达市政议会派遣高级官员华金·德·莱吉萨莫（Joaquín de Leguízamo）和弗朗西斯科·德·布拉卡蒙特会见兰达，恳求他不要采用这种残暴的审讯方式。

尤卡坦的首府梅里达如今来了一位新任主教，即睿智温和、颇有教养的弗朗西斯科·托拉。托拉是乌韦达人，乌韦达（Ubeda）地处安达卢西亚东部，也是西班牙帝国著名的秘书大臣弗朗西斯科·德·洛斯·科沃斯的故乡。托拉一直在波兰王国布道，后在1577年成为新西班牙方济各会总管事。在新西班牙，他帮助贝尔纳迪诺·德·萨阿贡修士^[3]完成了《佛罗伦萨药典》（Florentine Codex）的修订工作，12由此得以免除日常的杂务。托拉能用纳瓦特语和西班牙语两种语言布道，此外，他不仅会说普韦布拉的波波洛卡语，还编写了关于该语言的语法书和词汇书。1552年，托拉作为墨西哥修会的管理人员返回西班牙参加了方济各会成员大会，返回新西班牙时从卡斯蒂利亚又带来了36名修士。1555年，托拉试图让印第安人免缴什一税，但最后没能成功。

但托拉主教来坎佩切的经历并不愉快，在这里他遇到了莱吉萨莫，莱吉萨莫郑重其事地把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都告诉了他。在距离梅里达15千米时才有两名修士正式接见了托拉，照理说托拉是他们的上司，这样的接待方式违背了教规。托拉要求兰达把邪神崇拜的审判权悉数交到自己手上，但遭到了兰达的拒绝，兰达依然留在索图塔，还坚持认为梅里达的方济各会不应接待托拉。

1555年8月14日，托拉首先接管了梅里达的方济各会修道院，之后便另觅居所。由于同这里的修士不和，所以被迫住在了蒙特霍家族的宫殿，宫殿大门顶端的盾徽上刻着西班牙士兵践踏哭泣的印第安人的图样，但这里宽敞明亮，通风很好。托拉立即为身陷囹圄的印第安酋长改善了居住环境，让他们搬到了更舒服的地方。

8月20日，托拉见到了兰达。兰达深信索图塔的部分印第安人最近在举行人祭，宣称有些名义上的天主教男教师不仅参加了祭祀活动，还是这类活动的组织者和策划人。他坚称人祭的核心仪式就是在教区教堂里宰杀孩童，死者要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要么被挖掉心脏，而人祭活动背后的主谋就是已经自杀的洛伦佐·科克姆，虽然兰达的旧友胡安·纳奇·科克姆（Juan Nachi Cocom）也参与了此类活动。待仪式结束后，死者的遗体就会被抛到深井里。13这些孩子从哪来的呢？有人说有些是从邻近村落绑架来的，有些则是公开贩卖来的。(www.xing528.com)

在8月20日的会谈中，托拉再次确认了兰达等修士拥有审判权，但他声明要严禁酷刑。兰达恼羞成怒，拒绝参与以后的任何审判，于是双方只能通过彼此的文书进行交流。托拉关注的是兰达他们在审判方面缺乏法律依据、滥用刑罚、缺少审判记录等问题，而兰达则认为这些问题无足轻重，并不构成严重的罪行。

托拉决定亲自审判被囚禁的部落首领。虽然加斯帕·安东尼奥·智（Gaspar Antonio Chi）与修士们来往密切，更是兰达的亲信，托拉还是让他担任翻译。每一位酋长的供词基本一致：

神父审问之前，他们就一直在说实话，但神父却不相信他们，还把他们吊起来施以酷刑。于是所有的部落首领一致同意再被问到这些事情时，就谎称他们用死人进行人祭。他们以为通过这种方式，就能免遭酷刑和监禁……14

托拉要求兰达允许费利佩·布鲁塞拉斯（Felipe Bruselas）、胡安·德拉·普韦布拉（Juan de la Puebla）两名修士审讯期间记录印第安人的供词，这两名修士也主张禁止酷刑，主动提出为印第安人记录供词。在1555年9月3日到9月9日，他们记录了15份不同的供状，里面说这些印第安人在过去10年间用孩童进行过35场人祭仪式，但仪式并不在教堂举行，而是在旧的秘密神庙里举行。人祭仪式多种多样，例如在奇琴·伊察，不仅死人的遗体要被丢进深井里，连活着的孩子都会被抛进水里，目的是让他们“祈请神灵”。似乎大多数部落首领都参加过一场或几场这样的祭祀仪式。

托拉还从索图塔监护主胡利奥·德·曼加纳（Julio de Mangana）那里得到了一份报告，曼加纳四处寻找传言被用作人祭的儿童的下落，寻找他们的尸体。然而，他找到的尸体并不多，部分因为印第安人的名字非常相似，他难以辨别。

最后，托拉得出结论：从长远看，没有几个印第安人犯下邪神崇拜的罪行，他们充其量只是进行了一些零散的祭祀活动，造成这一现状的直接原因是修士进行的布道和教化不足。于是，托拉判定修士有罪，罪责在于越权行事，做事极端，尤其是教区司铎兰达。同时，兰达也在气急败坏地寻找可以推翻主教论断的证据。9月16日，胡安·皮萨罗与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之间发生了不快。15皮萨罗支持兰达，而米兰达则支持托拉。尤卡坦最高行政长官迭戈·基哈达本想保持中立却没能做到，毕竟他已经支持了兰达的行动。9月17日，当地的修士说只要印第安人“坚持崇拜邪神”的话，他们就无法为这些印第安人主持洗礼，在印第安人放弃邪神崇拜之前，最多只能安排5名修士进行布道。

自然，没有一个西班牙人能够容忍人祭，但还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印第安人在定期举行人祭。但邪神崇拜就不同了，修士声称民众崇拜邪神是冒犯基督。然而，殖民者并没有计较这些问题，不论玛雅人是不是异教徒，不管发生了什么，他们都只想让玛雅人在自己的领地内劳作。他们希望结束目前不确定的局面，尤其想知道最后谁能在这场纷争中胜出，是兰达还是托拉。16

1562年，新西班牙方济各会代理总会长洛伦佐·德·比恩韦尼达修士回到了尤卡坦，他支持托拉，如此一来，兰达和托拉之间原本势均力敌的形势开始向着有利于托拉主教的方向转变。1562年1月，托拉公布了对被囚印第安部落首领的判决，托拉只是轻微地处罚了他们，随后便让多数人都返回了自己的部落。大部分殖民者认可了这一判决。托拉还发现，修士在搜集印第安人崇拜邪神的证据时杀害了大约160人，17为此他谴责了修会管事兰达，多数殖民者积极响应并支持托拉的做法，在他们眼中兰达沉迷于权力，讨厌诸多限制和规定，为人傲慢无礼，因此十分厌恶他。1563年1月，兰达声称吊刑不过是一点儿皮肉之苦，而笞刑也不过就是抽几鞭子而已，通常只是轻轻抽几下罢了。18

1563年，兰达回到西班牙上诉。同期，托拉在梅里达的方济各会修道院举行弥撒圣礼的庆祝仪式。胡安·皮萨罗修士负责布道，他和来自特鲁希略市的皮萨罗家族之间有血亲关系。在说到耶稣从加利利去犹地亚的时候，皮萨罗祈祷说：“西班牙基督徒非常痛恨这些异教的邪神走狗，他们是上帝的敌人，也是我们神圣信仰的敌人，希望西班牙人的做法能够让上帝感到欣慰。”他感叹道：“这些本应惩罚他们的人……却在帮他们辩护，这些人非但没有折磨他们，却还在安慰他们。”在修道院外面，托拉用纳瓦特语谴责了皮萨罗，还命令印第安人哪怕是一杯水也不要给这些修士。皮萨罗认为自己成功羞辱了主教。19

有些修士给国王写信支持托拉，信函是根据印第安部落酋长的意思写的。据说，有一位名叫弗朗西斯科·德·蒙特霍·希乌的玛雅人和另外3名部落酋长在信中写道：

教区的方济各会修士已经给陛下和方济各会的主教写过几封信了，信中称赞了迭戈·德·兰达修士及其同伴用酷刑折磨我们、杀害我们、诽谤我们的事件，他们还把一些家人用卡斯蒂利亚语写的部分书信寄给印第安人，由印第安人签字之后再送到陛下手中。希望陛下理解那不是我们的观点，我们是这片土地上的部落首领，没必要扯谎、歪曲事实。希望兰达和他的同伙都能为他们犯下的罪行得到应有的惩罚。20

塞维利亚的西印度院起初相信托拉主教的说法，但兰达来西班牙时却带来了之前没有提过的关于秘密祭拜的新证据。西班牙的方济各会成立了专门委员会对此事进行调查。21最后该委员会考虑到印第安人崇拜邪神的恶劣行为，判定兰达的做法符合正义和公平，主教的做法是错误的。因此兰达被判无罪，他得意扬扬地去了方济各会在托莱多的修道院圣若望天主修道院，这也是他最初求学的地方。同时，在尤卡坦，有一名叫塞巴斯蒂安·巴斯克斯（Sebastián Vázquez）的文书受命在此调查官员在该教区的履职情况，他在这里展开了为期3个月的调查。路易斯·塞斯佩德斯·德·奥维耶多（Luis Céspedes de Oviedo）被任命为尤卡坦最高行政长官，受命对前任基哈达展开任期调查。221565年11月，塞斯佩德斯抵达尤卡坦，他发现基哈达改善了这里的路况，为了减轻印第安人的负担，基哈达还鼓励使用骡子，但这位最高行政长官似乎有些不务正业，没能在尤卡坦动荡之时很好地发挥领导作用，他还主动让权给兰达，允许后者的权力远远大于自己。塞斯佩德斯以债务问题为由监禁了基哈达，基哈达回到西班牙后，西印度院立即给他减了刑。1571年，基哈达在西班牙离世。

与此同时，主教托拉和市政议会与修士在权力分配上争执不休，而西印度院站到了托拉的对立面。托拉对整个尤卡坦教区展开了主教视察，还去了科苏梅尔岛，自从科尔特斯1519年到过这里之后，就很少有西班牙人来这里了。主教发现这里的修士都对他心怀怨恨，他几乎不能发挥什么影响力。23经过1562年的一系列恶劣事件后托拉打算辞职，他觉得这些修士和兰达一样可恶，他开始认为印第安人是圣洁的，这块土地也是“一块满是纯石的湖泊”。他向国王请求回到墨西哥定居，但国王拒绝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在1571年返回了墨西哥，在那里的方济各会修道院安顿下来。

托拉品德高尚，但却毁于这个时代的残酷无情和兰达的仇视。1570年时，恩里克斯·德·阿尔曼萨总督制定条例禁止神职人员囚禁、鞭笞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因此免遭宗教法庭的审查，在他们眼里，这些印第安人都过于单纯，很多人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24

此时尤卡坦方济各会的布道工作一度陷入绝境，迫于形势，西印度院重新起用兰达，1571年托拉去世，兰达随后被任命为尤卡坦主教。兰达此时已经完成了名作《尤卡坦纪事》（Relación de las cosas de Yucatán），书中他那令人意想不到的渊博和洞见弥补了他的偏见。251573年10月，兰达带着招募的30名修士来到了坎佩切，驱赶了大部分司铎，只留下个别教堂需要的司铎和其他3位能说一口流利玛雅语的司铎。兰达让自己身边的修士都开始学习玛雅语。

在1562年之后的11年间，尤卡坦经历了巨变。兰达主教命令格雷戈里奥·德·富恩特奥维胡纳（Gregorio de Fuenteovejuna）修士调查坎佩切邪神崇拜复辟的情况，并开始下令惩罚异教崇拜。坎佩切的新任最高行政长官弗朗西斯科·马伊（Francisco Mai）在印第安酋长的支持下，来到了墨西哥最高法院庭前谴责修士和主教兰达的罪行。最高法院要求兰达遵守新的法律条令，仁慈对待所有的印第安人。

兰达给时任尤卡坦最高行政长官弗朗西斯科·贝拉斯凯兹·德·希洪送信，要求他能够继续对异教徒进行惩罚，不过遭到了拒绝。之后他又前往墨西哥检审法院，请求法院准许他使用刑罚，法院虽然从头到尾听完了他的请求，但并没有给予他任何支持：贝拉斯凯兹在这点上坚持了自己的立场。直到1579年离世前兰达还在继续无谓地挣扎着，想甩开这些束缚。

这场残酷纷争背后的事实是什么？现当代著名玛雅史学家因加·克伦丁南认为兰达担任代理主教期间，的确还有人祭习俗的残余。26她的说法极有可能是正确的。

尽管如此，这位方济各会的代理主教在纷争平息的若干年后游览尤卡坦时，依然受到了各个村庄的热情款待，当地人奉上鲜果、火鸡和鲜花，还为他跳舞，这让兰达深感欣慰。西班牙帝国，尤其是在尤卡坦地区，开始有意识地扮演着文明布道者的角色。尤卡坦的原住民还在某处设立了布道坛。布道开始前会有一名穿着考究的印第安人在布道坛上对着神职人员喋喋不休，另一名印第安人在一旁打鼓伴奏。27这些仪式是西班牙对印第安人做出的让步与妥协，历经艰辛才得以公开举行。

【注释】

[1]马科斯·德·阿亚拉曾在意大利服役，参加过对土耳其的作战，还在匈牙利和维也纳服过兵役，在蒙特霍·莫佐征服尤卡坦时，他曾担任地方行政长官。——原注

[2]1527年西班牙在危地马拉建立了危地马拉都督辖区，墨西哥的尤卡坦和塔巴斯科起初归该都督辖区管理。都督辖区虽然由新西班牙总督管辖，但仍拥有半自治地位。——编者注

[3]萨阿贡当时已经意识到在征服的头几年里，当地人只是表面皈依了基督教而已。——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