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莱多总督的秘鲁之旅

陛下是西班牙王国的合法统治者。

——总督托莱多致国王腓力二世

秘鲁的政治局势曾因第一任征服者后裔之间的相互争夺而长期陷入动荡不安，直到1569年这一局面才告一段落。腓力二世自1558年继位以来，统治一直相对稳定，然而其父卡洛斯一世的统治却变幻莫测，令人难以捉摸。一直以来，秘鲁总督辖区久经内战和一连串危机，直到1569年5月20日才干过人的弗朗西斯科·德·托莱多被任命为总督，动荡和暴乱的悲惨岁月才终告结束。

弗朗西斯科·德·托莱多是奥罗佩萨伯爵（Count of Oropesa）之子，是阿尔瓦公爵的堂弟。他是一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每周都会参加礼拜圣事，在当时已经鲜有人这样做了。他是阿尔坎塔拉军界成员之一，还曾在尤斯特修道院悉心照料过病中的卡洛斯一世，也是耶稣会新任会长圣弗朗西斯科·德·博尔哈的密友。1

秘鲁近现代历史学家吉尔莫·罗曼（Guillermo Lohmann）认为，在西班牙统治秘鲁长达250年的时间里，托莱多是40位秘鲁总督当中最杰出的一位。2当时在马德里和巴利亚多利德有一个由生性傲慢的埃斯皮诺萨枢机主教领导的委员会，该委员会起草了下达给托莱多的书面指令。委员会其他成员包括时任西印度院主席的路易斯·门德斯·德·基哈达（Luis Méndez de Quijada），西印度院成员胡安·巴斯克斯·德·阿尔塞（Juan Vázquez de Arce）和戈麦斯·萨帕塔业士（Licenciado Gómez Zapata），还有来自卡斯蒂利亚枢密院的胡安·德·姆纳顿尼斯（Juan de Muñatones）博士以及国王的首席秘书鲁伊·戈麦斯。宫廷要臣费利亚公爵（Duke ofFeria）戈麦斯·苏亚雷斯·德·菲格罗亚（Gómez Suárez de Figueroa）也是该委员会成员，曾担任大使，他行为浪荡不羁，是国王忠实的朋友，却是阿尔瓦公爵的死对头。托莱多本人也出席了该委员会。

起初委员会下达给托莱多的指令只有一段话，告诫新任殖民地总督要警惕说话口无遮拦的修士们。国王腓力二世说他清楚“生活在这些地方的神职人员如何以保护印第安人为名而忙着关心印第安人是否得到公正的对待，印第安贵族的权力是否得到了保护……招致了许多流言蜚语”。3在托莱多看来，这些修士有越权之举，他为此还稍稍动过让宗教法庭压制这些修士的念头。

不得不提一句，这位新任总督还认为拉斯·卡萨斯的观点“贻害无穷”，他抱怨道：“狂热、心怀不轨的恰帕斯主教的书成了攻击西班牙统治美洲的矛头。”托莱多总督还注意到，修士总是敏于谴责诸多“专制的，不正义的”事情，甚至还试图保护印第安人不纳税，而这些正是他以往的一贯做法或是他心里正在盘算的事情。

委员会起草的指令书中要求托莱多禁止言情骑士小说在殖民地传播，当时因为多种原因，这些被看成是“败坏道德”的作品。尽管如此，这些小说却在新世界广受欢迎，就连托莱多这样强势的总督也无法严禁宗主国向秘鲁出口类似的出版物。4

在前往新世界之前，托莱多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他找来了所有能找到的在秘鲁任过职的人，与他们沟通交谈，了解情况。1569年3月19日，托莱多离开桑卢卡尔-德巴拉梅达前往新世界，8个月后，在11月30日这一天，到达利马——在当时，西班牙高级官员去秘鲁赴任一般都需要8个月的航程。5托莱多在船上度过了一段比较宁静的日子，有充裕的时间去阅读，加那利群岛、卡塔赫纳及巴拿马港口确实也没什么可娱乐消遣的，因此他几乎不会受到任何干扰和诱惑。托莱多到达秘鲁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访利马的方济各会修道院和耶稣会创办的圣巴勃罗大学，他想知道这些从事神圣传教活动而又热心俗务的人到底在想什么。之后，这位新任总督千方百计地搜集了尽可能多的拉斯·卡萨斯的著作并尽数销毁，甚至请求国王下令禁止再向秘鲁出口这类书籍。1570年1月1日，他又去了一次圣巴勃罗大学，同学校里的耶稣会士共进晚餐。

托莱多挑选了7人组成内阁协助他处理政务，这项举措非同寻常，因为一般而言，总督更倾向于所有的事情都亲力亲为，依靠朋友提供建议。不过，这的确是明智之举。托莱多的内阁成员中，首席内阁也是最重要的一位成员是他的堂兄弟、多明我会会长加西亚·德·托莱多（García de Toledo），他是一名杰出的作家，著名的《尤卡伊编年史》（Memorial deYucay）就出自他手（曾随同第一任总督安东尼奥·德·门多萨去过新西班牙，后来成了圣特雷萨的挚友）；其次是耶稣会士何塞·德·阿科斯塔（José de Acosta），1570年他从梅迪纳-德尔坎波来到秘鲁，他的家族出了5名耶稣会士、2名修女；6第三位是利马最高法院法官格雷戈里奥·冈萨雷斯·德·昆卡（Gregorio González de Cuenca），他在秘鲁生活了15年之久，曾与前两任总督涅瓦伯爵、卡涅特侯爵共事；第四位是拉普拉塔最高法院法官胡安·德·马蒂恩索（Juan de Matienzo）；第五位是极具洞察力的波洛·德·翁德加多（Polo de Ondegardo）业士7；第六位是负责国内事务的秘书大臣阿隆索·鲁伊斯·德·纳巴姆尔（Alonso Ruiz de Navamuel），其人为人无情，留下了一本记述总督托莱多丰功伟绩的大作《见证总督托莱多的功绩》（Testimonio en relación de lo que hizo el Virrey Toledo）；第七位也是一名法官，即佩德罗·桑切斯·德·帕德斯（Pedro Sánchez de Paredes）业士。以上各位是总督托莱多精英政权的支柱（“顶梁柱”）。8

托莱多在秘鲁偶然发现，几所非常优秀的教育机构正在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例如，利马第一任大主教赫罗尼莫·德·罗埃萨（Jerónimo de Loaisa）就在教堂附近开办了一所备受尊敬的学校，博学多识的贡萨洛·德·特雷霍（Gonzalo de Trejo）负责管理校务。多明我会也开办了几所类似的学校，圣马科斯大学的前身就是多明我会修道院。1568年，即托莱多来到秘鲁的前一年，多明戈·德·圣汤玛士（Domingo de Santo Tomás）出版了第一本盖丘亚语基础语法书。阿隆索·马丁内斯正是使用这本语法书来教授盖丘亚语的。此外，马丁内斯也教授哲学和神学课程。圣汤玛士1540年左右来到了秘鲁，担任过利马一所修道院的院长。盖丘亚语是秘鲁最重要的方言，印加人统治的所有地方都说盖丘亚语。有一点应当引起注意，在秘鲁生活的绝大多数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始终坚持不懈地为子女提供高质量、高层次的教育，许多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的富有家庭都会为孩子聘请家庭教师，其中既有印第安教授，也有西班牙教授。耶稣会是1568年来到利马的，之后便致力于对两个民族开展教育，热心劝导他们皈依天主教。

不过，总督遇到的首要问题与教育无关，仍旧是委托监护制的问题。1570年时，秘鲁的监护领地仍归1538年被授予领地的那批征服者家族所有。和新世界其他地区一样，秘鲁也就委托监护制的永久保留问题进行过长期讨论。在西班牙国内，严明的埃斯皮诺萨枢机主教针对此事在1571年成立了专门委员会，但到最后该委员会也没有讨论出个什么结果。在秘鲁，人们渐渐接受了将三分之一的监护领地作为永久保留地。埃斯皮诺萨主导的委员会认为，应当授予所有监护主伯爵或男爵的头衔，毕竟有些监护主大力赞助了新殖民地，只有异教徒、违反教规和犯下叛国罪之人的领地应当予以没收。要不是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的嫂子伊莎贝尔·穆尼奥斯首次在秘鲁积极开展小麦种植的话，情况又会如何呢？9

1555年，安东尼奥·德·里韦拉代表西班牙征服者告诉西印度院，如若取消秘鲁的委托监护制，定会引起严重骚乱。1556年，腓力通知西印度院，说他已经决定永久保留委托监护制。腓力显然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才决定这么做的，西班牙征服者已经承诺要给他500万达克特^[1]。

然而，西印度院却坚决反对该决定。当时腓力的父亲卡洛斯一世国王还在世，住在尤斯特修道院，依旧乐于随时给出意见，他说：“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我一直想理清它。”卡洛斯一世在位时并不同意对此采取任何新政策。事实上，如果腓力把这个问题拖到他即位是再好不过了，到时卡洛斯一世就会说：“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行事，自行决定。”10但到腓力登上王位之后，也没找到比他父亲的决定更省心、更简便的决定。

这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直到1584年，一位德高望重的地主加斯帕·德·里韦拉再次提出委托监护制的问题。加斯帕自1563年起就一直生活在西班牙。针对这个问题，他提出了很多富有创意的解决方法，但所有提议均被置之不理，最后这个问题再次被弃置一旁。

托莱多总督在秘鲁执政的第一年，耶稣会就出现了大动荡，影响波及罗马，涉及在新世界取得了显著成绩、发展得欣欣向荣的耶稣会的核心目的及其活动范围。当时耶稣会内部出现了分歧，分歧的一方由利马圣巴勃罗大学来的胡安·德·阿科斯塔修士及神父米格尔·德·富恩特斯主导，另一方由库斯科第一所耶稣会大学的首任校长胡安·德·祖尼加修士主导。

耶稣会密切关注着印第安的人口总数。托莱多总督想要多多建立耶稣会大学，但当时耶稣会士遵照远在罗马的耶稣会会长博尔哈枢机主教的指令，暂不考虑增加大学的数量。博尔哈想要牢牢控制住耶稣会的发展。11托莱多派博尔哈的密友布拉卡门特神父前去梵蒂冈说服博尔哈。

不巧，博尔哈于1572年9月去世，因而也就没必要花费心思去说服他了，在他之后担任耶稣会会长的是佛兰德斯人埃弗拉德·默库里安（Everard Mercurian）。默库里安派遣以胡安·德拉·普拉萨（Juan de la Plaza）为首的特使团访问秘鲁。普拉萨从政经验丰富，但却墨守成规，缺乏想象力，而陪他同去的都是一些富有创造力、天赋极高的人，其中包括在罗马耶稣会大学教授哲学的胡安·德·蒙托亚（Juan de Montoya）、西班牙一所耶稣会学校的校长巴尔塔萨·皮纳斯（Baltasar Piñas），此外还有意大利画家贝尔纳多·比蒂（Bernardo Bitti）12、音乐家梅尔乔·卡诺（Melchor Cano）。普拉萨虽然行事有官僚派头，但却意识到了人们应该很乐意在西班牙建立一所神学院专门培训要去西印度传教的神职人员——他提出这个建议后，遭到了修士阿科斯塔的反对。阿科斯塔后来于1575年担任秘鲁耶稣会总管事（provincial），他认为培训新传教士的工作最好由利马的圣巴勃罗大学来完成，而不是塞维利亚。

当时，利马市圣巴勃罗大学在阿科斯塔的主持下发展得欣欣向荣。250名印第安人的孩子庄严朗诵着西塞罗和荷马诗歌，朗诵声传到了阿科斯塔和巴尔塔萨·皮纳斯的房间。这是一项多么令人瞩目的成就！数百名成年学生都在等着上阿科斯塔讲授的道德课，弗朗西斯科·德·托莱多则继续在大学里设置教授印第安语包括艾马拉语、盖丘亚语在内的教职。

利马的耶稣会士模仿维吉尔创作六步韵诗，模仿贺拉斯、品达写作颂歌，在闲暇时间读诗或写诗，戏剧也是他们生活里重要的一部分。

阿科斯塔最终没能说服总督认可秘鲁耶稣会的主要目标是帮助印第安人。16世纪80年代，秘鲁就混血儿和克里奥尔人是否可以加入耶稣会产生了争论，最终在这个问题上，人们采取了宽容政策，此后混血儿开始在耶稣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新任耶稣会会长、来自那不勒斯贵族世家的克劳迪奥·阿夸维瓦强烈反对实行宽容政策。秘鲁的耶稣会士整日提心吊胆，生怕他们在秘鲁的法律地位（存在的合法性）进一步受到损害，不过，事实却并非如此。13

1596年，阿夸维瓦宣布，秘鲁的耶稣会士只有相当熟悉盖丘亚语方能擢升司铎，他先前可不这么认为。他现在变得十分渴望增进对当地居民的理解，还下令耶稣会士学习“安哥拉人的语言”（可能是非洲黑奴使用的语言）。

阿隆索·德·巴萨纳（Alonso de Barzana）是16世纪80年代秘鲁杰出的语言学家，也是弗朗西斯科·德·托莱多的门生，受到了他的提携。巴萨纳出生在西班牙昆卡市塔兰孔附近的贝林琼村，父亲是村里的医生。巴萨纳负责教授西班牙人盖丘亚语及其他几门当地语言，到访过利马山谷的很多印第安村落。巴萨纳一直强调教育、指导印第安人远比促使他们皈依更重要。在1574年4月致西印度院主席胡安·德·奥万多的信中，圣巴勃罗大学校长巴托洛梅·埃尔南德斯也提出，在让印第安人皈依之前，应当首先帮助他们在有序的政治制度下，过上文雅的、有教养的生活。

秘鲁耶稣会建立之日起就拥有丰富的优质藏书，书籍收藏在圣巴勃罗女修道院的一座小型图书馆里。随着划拨给耶稣会的预算款项逐渐增多，耶稣会的藏书量不断增加。到16世纪末，情况有所转变，开明商人佩林（Perlín）兄弟把马德里一栋房子的租金专门用于资助利马的耶稣会扩大藏书。当时西班牙也有其他捐赠而来的图书，这些藏书均被送往利马。安东尼奥·里卡多（Antonio Ricardo）把出版社从新西班牙迁到了秘鲁的圣巴勃罗；1584年，一本双语版的教义问答在圣巴勃罗出版，这是第一本在秘鲁印刷出版的书籍。

16世纪90年代，圣巴勃罗大学迎来了更加辉煌的时期。埃尔南多·德·门多萨修士此时担任了圣巴勃罗大学校长，他之前还建了一家医院；同期，他的哥哥加西亚·乌尔塔多·德·门多萨就任秘鲁总督。兄弟二人发起组织了几个后来十分著名的兄弟会，正是这些兄弟会鼓励、激发了西班牙的天主教平信徒。（兄弟会每年在街上举行游行活动，他们的音乐、富有创意的花车至今还能赋予忠实的信徒无穷的灵感。）富有才华的意大利药师阿古斯蒂诺·萨勒姆布力诺（Augustino Salumbrino）用了10年时间改革了圣巴勃罗大学的药典，药典里提到的退烧用的金鸡纳碱在奎宁的发现史上做出了众所周知的贡献。14

16世纪80年代的圣巴勃罗大学已经日渐成为新世界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在接下来的200多年里，广袤的农村土地为耶稣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他们在秘鲁拥有的第一座大庄园位于钱凯（Chancay）、苏尔科（Surco）附近，是由两名基督教慈善家胡安·马丁内斯·伦希福（Juan Martínez Rengifo）、迭戈·德·波拉斯·萨格雷多（Diego de Porrás Sagredo）赠予的。钱凯的农场盛产小麦、蔓草、橄榄，苏尔科农场有800头牛、250只山羊，还有一家制糖厂和大片甘蔗地。后来，圣巴勃罗大学又买下了距离利马100英里（约161千米）的一座大庄园，蓄养了8500只绵羊，为圣巴勃罗大学供应肉制品和毛织品。15

何塞·德·阿科斯塔修士是出类拔萃的耶稣会传教士，为了履行耶稣会和托莱多总督交代的任务，他前往库斯科察看耶稣会在那里的工作，中途还绕道去了万卡韦利卡（Huancavelica），视察那里的水银矿。阿科斯塔检查了矿井的分布，尤其是矿工的居住条件，还询问矿工的经济收入和当地的气候状况。阿科斯塔很清楚，万卡韦利卡的水银矿为偏僻荒凉的波托西银矿分离提取白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支持，^[2]他也到访过波托西镇。阿科斯塔不满意的地方主要有两点：第一，矿工的薪水太低；第二，对印第安人进行精神和人身隔离。这两点无疑会让每一位基督徒都感到良心不安。

阿科斯塔认为，如果不是实行强制劳动制度（米达制^[3]）的话，西班牙不可能在秘鲁建立起自给自足的社会。他想寻找更为人性化的方式解决社会资源的供应问题。他告诉托莱多总督，万事莫坏于强制对印第安人征收贡赋了。阿科斯塔还去了其他地方，如巴拿马（1585年）、基多（1586年）、智利（1593年）及秘鲁的豪哈省（1596年）。

1578年，耶稣会圣巴勃罗大学的发展壮大危及托莱多总督在利马建立的圣马科斯皇家大学的发展，到4月时，大多数虔诚的学生都去圣巴勃罗大学报到了，而圣马科斯大学的大教室几乎空无一人。圣马科斯大学校长洛佩斯·瓜尔尼多（López Guarnido）向总督抱怨，所有聪明的学生都想去修会主办的学校上学，因为那里的老师博学多才。在托莱多看来，圣巴勃罗大学的耶稣会士仗着教会和罗马教皇的支持拒绝配合实施他的教育计划，独立于计划之外，建设自己的课程体系，这无疑会危及他的事业。简而言之，耶稣会经过在秘鲁短短10年的发展，已经在各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再只是迎合王室的利益了。1578年10月11日，一位街头公告员高声宣读了总督下达的政令，禁止任何平信徒学生读私立大学，还要求每一名学生都必须读大学。这则政令先是传达给了大学的多明我会的神父，然后又传达给了圣巴勃罗大学的耶稣会士。(www.xing528.com)

阿科斯塔毅然决定抵制总督的政令。他向罗马和马德里提出申诉以求获得帮助。在埃斯科里亚尔宫，腓力二世仔细研究了这些文件，并于1580年2月22日颁布的政令中像往常一样建议总督与耶稣会达成妥协。国王要求托莱多总督重新开放圣巴勃罗大学，准许耶稣会教授各门语言和人文学科。此外，圣巴勃罗大学也可以开设哲学和神学课程，虽然圣巴勃罗大学当时并未同时开设与这两门课程配套的常规课程。然而，圣巴勃罗大学没有资质提供学历学位，学生如果想读耶稣会大学，他们可以去上，但如果想要获得官方的学位学历，就必须在官办大学注册学籍并修读相关课程，而圣马科斯大学却是唯一一所能颁发业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大学。

圣巴勃罗大学的人文系后来成了官方正式认可的圣马科斯大学的预科学校。此外，耶稣会士还有权利在利马教授拉丁文、希腊文等古典学课程，但讲授这类课程并不能获得相应的薪水。

尽管面临重重限制，到1600年时，圣巴勃罗大学又恢复了往日的辉煌，众多学子慕名前来，各行各业的人都习惯敲开这所大学的校门，寻求建议和指导。甚至连16世纪末任秘鲁总督的小路易斯·德·贝拉斯科都向耶稣会神父询问——不管他的前任们曾经做过什么——他是否能强迫印第安人去新发现的矿井工作。对此，神父埃斯特班·阿维拉和胡安·佩雷斯·德·梅纳乔（Juan Pérez de Menacho）的答复是：尽管他们不会对强制劳动发表任何意见，但对于总督提出的这个具体问题，答案很明确，他们不会允许总督强迫他人在新发现的矿井工作。16

之后，利马的耶稣会教授声名远扬，从巴拉圭到智利，各类法律和道德问题源源不断地提交到圣巴勃罗大学，博学多识的神父对其中一些问题总能给出巧妙的回答。17此时的圣巴勃罗大学继续靠私人捐赠维持运转，16世纪80年代，财力雄厚的监护主和农学家捐赠了一块葡萄园、一家制糖厂等其他用地，一并捐赠的还有在其用地上劳作的奴隶。18

在此背景下，托莱多总督推行了一系列行政改革，深远影响了秘鲁日后的发展。他密集推出了多项法令，19颁布各样章程，大力促进采矿业的发展，加强对采矿业的管理，并在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定居的市镇安排由政府任命的市政议员。规范原住民的贡赋缴纳形式，一律以达克特币缴纳，进一步巩固在矿场和公共建设上推行的米达制。为便于管理和传教，和新西班牙一样，托莱多也把原住民聚集在市镇上，兴修公共工程，如修筑道路、架设桥梁等。许多市镇可以自主进行选举。到了1575年11月，托莱多总督开始筹划在总督区的大型市镇组织选举，20理论上，所有年满21岁的成年男子都有投票权。

弗朗西斯·德雷克在环游世界时的确抢劫过太平洋沿岸的秘鲁，但这次抢劫对这个蒸蒸日上的帝国不足为患。

托莱多总督此时虽已是花甲之年，但依然精力充沛，有着非凡的洞察力，他深谙人性，也清楚自己究竟能从博学的耶稣会士那里得到多少有益的建议。因为他的贵族身份，托莱多可以直接上书腓力二世，历数殖民地统治的薄弱环节。他还不惜冒着危及他在西印度院良好声誉的风险，指责他接触过的最高法院法官。21托莱多行事如此不拘一格，不顾同僚感受，以致当时的视察官克里斯托瓦尔·拉米雷斯·德·卡塔赫纳在西印度院主席胡安·德·奥万多面前谴责他，说秘鲁的总督府里住的不是官员，而是神。后来有人写了一首嘲讽歌，呼吁大家把托莱多总督奉若神明。22

国王腓力曾命托莱多镇压瓜拉尼人的一个部落，这个部落十分勇猛，足智多谋，却残忍野蛮。他们派了30个部落领袖去丘基萨卡（Chuquisaca）高地同托莱多谈判。1576年，该部落非常机智地宣称圣詹姆士曾对他们显灵，并向总督保证以后绝不会与西班牙人开战，每周五守小斋，杜绝近亲结婚。部落代表表示，希望能效忠于上帝和西班牙国王，也希望能给他们派一些修士，他们甚至还给总督展示了几个十字架。23

还是1576年这一年，托莱多总督得知许多西班牙移民残酷虐待印第安人，于是开始想方设法让他们人道地对待印第安人。此外，他发现辖区内急缺司铎，例如，整个基多^[4]教区就只有一位司铎。很多印第安人反映，他们不能够理解新领主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有些人甚至在受洗后照旧悄悄地敬拜旧日的神灵。这正是托莱多总督最后开始在总督辖区进行整体视察的原因，他意图清除哥伦比亚人残存的传统宗教信仰。他还帮助移民智利的西班牙人对抗南部的阿劳干人（Araucanian）。

托莱多很快便在广大辖区内进行了详细全面的视察，其间陪他同行的有耶稣会士阿科斯塔、法官胡安·德·马蒂恩索（Juan de Matienzo）、为人严肃的观察员波罗·翁德加多业士。视察结束，回到利马后，托莱多将辖区划分成50个区域，每一区域都有自己的督办和行政长官。每一个市镇均要设立市政议会，议会由市政长或法官领导，下设各类地方行政官。原住民（naturales）由酋长（caciques）管理。自此以后，双社区的管理制度成为西班牙统治的核心政策。那些拥有100名子民的酋长叫“pichacas”，有500名子民的酋长叫“picho-pichacas”。该政策借鉴了印加人旧日统治秘鲁的政治制度。

印第安人不得拥有任何欧式武器，黑人和穆拉托人^[5]不得居住于印第安人社区内，以防后者受激进思想的毒害。酋长的统治权可以世袭，他们无须缴纳贡赋，但要负责向市镇上18—50岁的成年男子征收贡赋。

1570年1月到1572年3月，托莱多总督还出资派人调查生活在11个地区的200名印第安人，询问他们对印加人的历史及其风俗习惯的看法，这种普调方法印加人也经常使用。24总督派人问的主要问题有：第一位印加国王曼科·卡帕克（Manco Capac）是否通过武力征服对库斯科地区的印第安人实行专制统治，把他们驱逐出自己的家园？之后的几位印加国王是否也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印第安人，直到第四位印加国王迈拓·卡帕克彻底征服印第安人？印第安人是不是从来都没有自愿承认印加国王是他们的主人，只是出于对印加帝国残暴统治的恐惧而臣服于他们？还有“你跟你的祖先是否都不曾选举印加人为王？印加人是通过暴力和不停地向印第安人灌输恐惧意识而维持专制统治的吗”？

印第安人的回答轻而易举地证实了印加人献祭过很多可爱的孩子，多数印加人十分懒惰，有些则嗜血成性。总之，调查是为了证明印加统治秘鲁的历史就是一部血腥的野蛮历史，借此托莱多总督可以证明西班牙人的到来解放了印第安人。托莱多写信给国王腓力二世汇报调查结果时总结道：“陛下是西班牙王国的合法统治者，理应视印加人为暴虐的篡位者……陛下对印第安的统治深得人心。为确保陛下在这里的统治权，陛下要为印第安人制定法律，要求他们服从这些法律。”托莱多希望可以借此结束在诸多重要问题上的纷争，希望“国王、国王的顾问大臣及秘鲁人，即使是在有些无知的人（如拉斯·卡萨斯）大声叫苦连天的时候”25，也不要再像过去那样感到良心不安和困惑。

托莱多非常明智，他争取到了法官胡安·德·马蒂恩索的支持，后者的祖父于1505年担任贸易署首位检察官。胡安·马蒂恩索所著《秘鲁的统治》（El gobierno del Perú）一书描述了印加人的专制暴政，描述了他们是如何频频杀害孩子、用孩子做人祭的，当时的确有几千名婴孩被杀害。马蒂恩索补充说：“西班牙人发现这些王国的时候，这里杳无人烟，原住民违背天性犯下种种恶行，因此，西班牙的征服是正义的，并且获得了教皇的承认。尽管征服秘鲁最微不足道的理由也已足够说明一切，但我们还是要说，光是印加人的暴政就足以证明西班牙征服秘鲁王国是正义的、公平的。”他还说，西班牙征服秘鲁后，印第安人学会了经商，从中得到了好处，更别说他们还开始使用欧洲的机械装置和农业工具了，这对于他们大有裨益。26

总督托莱多通过增税政策大幅提高了王室在秘鲁的年收益，王室的年收入从10万达克特增加到了100万达克特，1580年时，从秘鲁运往塞维利亚的所有珍宝从60年代的价值3000万达克特增加到了6400万达克特。当时秘鲁运往西班牙的贵金属就占到了美洲贵金属总量的三分之二。

托莱多一直想跟最后一代印加人和解，这意味着要把印加帝国的后裔图帕克·阿马鲁请下山来，但遭到了图帕克的拒绝。图帕克说，我听说有位圣人叫（罗耀拉的）圣依纳爵，我会向这位圣人的后裔称臣。托莱多于是派马丁·依纳爵·德·罗耀拉修士前去会见这位印加国王。图帕克带着250名印加人出发佯装前往智利，随后转道去了库斯科。西班牙人在库斯科逮捕了图帕克，并以莫须有的叛国罪处决了他。库斯科的妇女询问图帕克：“国王，您究竟犯了什么罪而遭此厄运？让这些刽子手连同我们统统杀掉吧！与其苟活着做凶手的奴隶，不如同您一起赴死来得更痛快！”27托莱多因此最终遭到了国王腓力二世的训斥，卡洛斯一世也曾因为皮萨罗杀害印加国王阿塔瓦尔帕而责备过皮萨罗。腓力二世对托莱多说，西班牙给秘鲁派去总督不是要杀害他们的国王，而是要为那里的国王服务。28

最后，托莱多要求佩德罗·萨米恩托·德·甘博亚（Pedro Sarmiento de Gamboa）撰写秘鲁史，驳斥迭戈·费尔南德斯^[6]《秘鲁的历史及贡萨洛·皮萨罗的叛乱、暴政史》（La Historia del Peru y la historia del alzamiento y tiranía de Gonzalo Pizarro）一书中的虚假记述。费尔南德斯这本书于1571年在塞维利亚出版。和马蒂恩索的观点不同，费尔南德斯认为印加帝国在秘鲁建立的统治是正义的，他们是通过选举而获得统治权的。西印度院禁止费尔南德斯的书在普通民众中间流传，秘鲁的西班牙人对这一举措拍手称快。1572年10月24日，库斯科的市政议会宣布：“当我们读到描写我们自己（征服者）的历史叙述时，总觉得写的是另外一群人。”29

萨米恩托是托莱多总督最有才华的下属，足迹遍及整个秘鲁，走访记录了当地最年长的居民的回忆。萨米恩托部分参考了征服者发布的档案和声明，同时运用走访得来的口述资料，在此基础上完成了秘鲁史的写作。1572年2月29日，萨米恩托把这部著作交给托莱多审阅。托莱多向秘鲁当地的名流之士大声朗读了书中的内容，请他们校订。这些名流之士都说除了一些小错误外，这部史书写得很好，甚至连当时还在世的少数几个跟随皮萨罗来到秘鲁的早期征服者也认可书里的内容和观点。这部著作修订后便呈送给了腓力二世。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认可这本书，阿科斯塔谴责道：“在我看来，有些人尽力宣扬的这些虚假的统治权来头显然不能为王室的权威提供辩护，更不用说那些骗子了，他们坚持认为印加人实行的就是暴政，以此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一点是我们不能理解或承认的，因为抢劫一个贼也是犯法的，不能因为别人犯下了罪行，就说我们的统治是正义的。”也许是腓力二世的性格使然，他并未许可这部历史著作出版。3个多世纪后的1906年，萨米恩托这部著作才得以由理查德·皮奇曼在德国哥廷根出版。

1577年4月，圣马科斯大学的新教学楼在利马落成，新楼坐落在奥古斯丁会的圣马塞洛修道院原址，落成当天也是圣马可的纪念日，因此这位圣者的名字便广为人知了。30托莱多说服检审法院允许校长人选通过自由选举产生，最终，一位名叫佩德罗·费尔南德斯·德·巴伦苏埃拉（Pedro Fernández de Valenzuela）的平信徒法官当选为圣马科斯大学的第一任校长。31费尔南德斯是科尔多瓦人，曾就读于萨拉曼卡大学，他的当选让欧洲大学的传统在千里之外的新世界得到了创造性的实践。

【注释】

[1]旧时在欧洲许多国家通用的金币。——编者注

[2]白银生产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水银的供应，西属美洲使用的水银主要来自西班牙南部的阿尔马丹和秘鲁中部高原的万卡韦利卡。——编者注

[3]西班牙统治秘鲁时期对印第安人实行的徭役制度。“米达”一词来自盖丘亚语，意为“轮换”，原指印加时代抽调印第安人为酋长、官吏和国王从事农业劳动以及修建大规模公共工程的一项制度，西班牙统治秘鲁后沿用了这一制度。1574年由秘鲁总督托莱多正式颁布实施。在具体实行中，印第安人的工资一再被克扣，工时一再被延长，矿井劳动条件恶劣，因此印第安人的死亡率十分之高。——编者注

[4]基多后来成为厄瓜多尔的一部分，此时尚属于秘鲁总督辖区，印加人曾统治过这里。——原注

[5]黑人与白人的第一代混血儿，或有黑白两种血统的人。——编者注

[6]人们常称他为“帕伦西亚人”，因为他是在帕伦西亚出生的。——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