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耶稣会的挑战与第五章

克服自己。

——依纳爵·罗耀拉最钟爱的训谕

1570年后，耶稣会的创始者来到了新世界，很快就开始领导先前的修会，甚至就连在帝国刚开始立足新西班牙的前50年里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方济各会也要接受耶稣会的领导。

耶稣会是反对宗教改革运动的核心力量，它把重点放在了教育方面。1540年9月27日，耶稣会在巴黎成立，正是在这里，10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收到了教皇批准成立耶稣会的许可。这10个年轻人多数是西班牙人，说一口蹩脚的意大利语，因而备受挖苦。当时耶稣会由依纳爵·罗耀拉领导，他是巴斯克人。1556年，依纳爵去世时耶稣会已有成员1500人、65个布道团。在这些年里，耶稣会的成员主要以西班牙人为主，依纳爵的主要顾问都是卡斯蒂利亚人，包括曾在巴黎求学的布尔戈斯人胡安·阿方索·德·波朗科（Juan Alfonso de Polanco）、来自马略卡岛西岸帕尔马的赫罗尼莫·纳达尔（Jerónimo Nadal）、来自索里亚省艾尔玛善镇的迭戈·莱内斯（Diego Láinez），还有巴伦西亚人胡安·赫罗尼莫·多梅内奇（Juan Jerónimo Domenech）。胡安·赫罗尼莫·多梅内奇很快就成了耶稣会驻西西里的代表，来自纳瓦拉哈维尔镇的弗朗西斯科·哈维尔（Franciso Xavier，即沙勿略）成了耶稣会驻纳瓦拉的代表，来自巴伦西亚的科斯梅·德·托雷斯（Cosme de Torres）则留在了印度和日本。1556年，西班牙已经建立了若干所耶稣会大学。11554年，加泰罗尼亚前总督、甘迪亚公爵（Duke ofGandia）弗朗西斯·博尔赫亚（Francis Borgia）担任西班牙耶稣会会长。当时在意大利也成立了类似机构，尤其在意大利的阿普利亚地区，这里的人对宗教十分无知，耶稣会士甚至讥笑阿普利亚是“意大利版的西印度”（西班牙人也这么称呼阿斯图里亚斯）。

在所有耶稣会创办的大学里，1599年发布的《教学大纲》（Ratio Studiorum）是必修课。这份大纲由来自那不勒斯贵族家庭的修士克劳迪奥·阿奎维瓦（Claudio Aquaviva）撰写。《教学大纲》几乎规定了古典学应教授的全部课程。在此之前，没有一个修会参与过教育事业，而自此开始，耶稣会“手摇上课铃”，把世界各地的孩子陆续召唤进校园，甚至连著名剧作家洛佩·德·维加（也许他还有点儿放荡不羁）也曾在耶稣会创办的学校读书。

1491年，耶稣会创始人依纳爵·罗耀拉2出生在巴斯克区吉普斯夸省的家族城堡里，吉普斯夸省地处阿斯佩蒂亚（Azpeitia）和阿扎科西亚（Azcotia）之间，距离圣塞巴斯蒂安20英里（约32千米）。依纳爵的父亲常年在外征战，他有两位兄长，一位是担任司铎的佩德罗·洛佩斯·德·罗耀拉（Pedro López de Loyola），另外一位是在军中服役的马丁·加西亚·德·罗耀拉（Martín García de Loyola）。依纳爵同卡斯蒂利亚阿利瓦路（Arévalo）要塞的守备司令胡安·贝拉斯凯兹是同窗，胡安·贝拉斯凯兹是第一任古巴总督迭戈·贝拉斯凯兹的堂弟。在1521年之前，依纳爵似乎是一名典型的骑士，四处留情、嗜好赌博，还有一个私生子。但在1521年潘普洛纳包围战中，依纳爵腿部骨折，接受了两次正骨手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在父亲家中卧床不起，由嫂子马格达莱纳照料。养伤期间，依纳爵想读几本类似流行的《阿马迪斯·德·高拉》《白骑士蒂朗》之类的骑士小说，阴差阳错地拿到了一本撒克逊人卢道夫（Ludolph）写的《耶稣基督传》（Vita Christi），这本书完成于14世纪末，15世纪、16世纪多次再版。

依纳爵决心效仿书里圣徒的事迹。他原本想加入位于塞维利亚的加尔都西会（Carthusian）隐修院^[1]，但很快改变了主意，因为他认识的该修道院僧侣在行修方面都过于放纵。依纳爵于是转而去了加泰罗尼亚，先是去了位于蒙特塞拉特（Montserrat）的本笃会（Benedictine）修道院，后来去了蒙特塞拉特以北几英里的曼雷萨（Manresa），在那儿的一处山洞里过了一年的禁欲生活。1522年，他在山洞里完成了《精神锻炼》（Spiritual Exercises）一书。

1523年年初，依纳爵前往罗马。同年3月，他在罗马收到了主张苦修的教皇阿德里安六世（Adrian Ⅵ）的祝福。依纳爵拥有巨大的个人魅力，逐渐开始影响天主教会。回到西班牙的他一无所有，甚至连去圣地的愿望都无法实现。后来依纳爵在巴塞罗那学习拉丁文，之后又在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和萨拉曼卡求学。在这些地方短暂停留期间，他曾被误当作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遭到逮捕。1528年，他来到巴黎索邦神学院，认识了萨伏依人皮埃尔·勒·费弗莱（Pierre le Fèvre）、纳瓦拉人沙勿略。依纳爵还认识了3个卡斯蒂利亚人，他们分别是之前提到的迭戈·莱内斯、来自托莱多的阿方索·萨尔梅龙（Alfonso Salmerón），还有尼古拉斯·博瓦迪利亚（Nicolás Bobadilla）。尼古拉斯·博瓦迪利亚的真名为尼古拉斯·阿隆索·佩雷斯（Nicolas Alonso Pérez），曾在巴利亚多利德求学，父亲是一名皈依者。依纳爵还认识了一名叫西蒙·罗德里格斯（Simón Rodríguez）的葡萄牙人，其他的早期“依纳爵门徒”（Iñiguistas，当时他们以此称呼闻名）包括来自萨伏依的克洛德·勒·热（Claude le Jay）和两名法国人，即帕斯卡西奥·布罗埃特（Pascasio Bröet）和让·科杜尔（Jean Codure）。依纳爵第一个真正的追随者是胡安·阿方索·德·波朗科（Juan Alfonso de Polanco），他后来担任依纳爵的秘书。依纳爵接收的第一个德意志门徒是彼得·卡尼修斯（Peter Canisius），在成为门徒之前，彼得已经在科隆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依纳爵的大多数门徒都获得了博士学位。3至此，依纳爵已经获得教皇的许可，可以自由招募追随者。

很快，依纳爵又收了两名来自威尼斯的门徒：彼得罗·康达利尼（Pietro Contarini）和加斯帕·德·迪奥科提斯（Gaspar de Dioctis）。1536年冬天，康达利尼和迪奥科提斯徒步前往威尼斯，随后又去了罗马，依纳爵则继续留在威尼斯。依纳爵的门徒在罗马受到了西班牙帝国全权公使佩德罗·奥尔蒂斯（Pedro Ortiz）和枢机主教卡拉法（Cardinal Carafa）的欢迎，卡拉法十分有才华，但生性乖戾，对异教毫不宽容，没过多久就出任了教皇一职。

康达利尼和迪奥科提斯后来返回了威尼斯，依纳爵、沙勿略及耶稣会的另外5名修士都在这里被授予圣职。随后，该组织从意大利开始向外扩散，到1537年时，“依纳爵门徒”已经被称为“耶稣会”了。依纳爵同勒·费弗莱、莱内斯再次前往罗马，在罗马城外的拉斯道达（La Storta），他们看到了基督显灵，基督对依纳爵说：“我会以宽大慈悲眷顾你。”两位枢机主教奥尔蒂斯、康达利尼^[2]给予他们大力支持，奥尔蒂斯陪同依纳爵在那不勒斯和罗马之间的蒙特卡西诺（Monte Cassino）修道院待了40天。依纳爵门徒随后在罗马卡彼托山上为他们自己修建了一栋建筑，1538年5月，耶稣会成员在此集会。卡拉法枢机主教批准他们可以布道并主持圣礼。4

1540年，经教皇批准，耶稣会正式建立。1541年4月，依纳爵被推选为耶稣会会长（总管）。在罗马，彼得罗·科达奇欧（Pietro Codacio）为他们提供了一处会所。卡拉法即教皇保罗三世随后便命人为他们修建富丽堂皇、享有盛名的耶稣会教堂，教堂的设计师是贾科莫·维尼奥拉（Giacomo Vignola，1575年之前，教堂的建筑设计由他负责），教堂的外观则由乔瓦尼·德·罗西斯（Giovanni de Rosis）和G.B.特里斯塔尼（G.B.Tristani）负责设计。

1550年年初，依纳爵完成了会章的初稿，即为耶稣会制定的新会规。此后他一直生活在罗马，直到1556年7月31日离世。在《精神锻炼》一书中，依纳爵希望能“透彻认识自己的罪过，对这些罪过怀有憎恶之心”。“至少，”他认为，“对惩罚的恐惧有助于防止我堕入罪恶的深渊。”

《精神锻炼》中的第五条是关于地狱的沉思。依纳爵认为沉思的第一要义便是：“用想象的眼睛去看，去看炼狱中的烈火和烈火包裹下的灵魂。第二点便是倾听，倾听那无言的啜泣，倾听那尖叫之声、号啕之声、咒骂之声……去闻那烟瘴味、硫黄味和腐朽的味道……去品尝那些苦涩的东西，如眼泪，如悲伤，如悔恨……去亲身感受周围的熊熊烈火是如何灼烧灵魂的……”5

地狱中的灵魂分三类：第一类是在耶稣出生之前就已经堕入地狱的；第二类是耶稣在世时堕入地狱的；第三类，也是绝大多数，都是在耶稣离世后堕入地狱的。在依纳爵看来，承受鞭笞之苦要比承受内心的苦痛舒服得多，肉体之痛是外在的，而灵魂的焦灼与不安则是内在的。

在第二周的学习中，信众首先要做的就是在依纳爵面前展示一位“上帝亲选的人间之王……所有贵族和基督徒都要对他心怀敬意，服从他的教导”。依纳爵将会思考这位“人间之王”是如何同他的子民对话的，他可能会说，“我想要征服所有异教徒占据的领土……”，人应当“追求荣誉，而不应追求耻辱……”，要“创造一段安宁的时光……确保灵魂不会受到多种信仰的纷扰……”，撒旦是人类永远的仇敌。

在第三周，信众应当就举行最后的晚餐的那所房间展开沉思，想象房间是大是小，是何形状。信众要努力把晚餐中的人物可视化，想象自己就在聆听他们的谈话，要努力从他们的观点里得到启发。信众要想象从锡安山到约沙法谷的那条道路，想象道路是什么样；想象客西马尼园，想象它有多宽、多长，是何形状，或者想象客西马尼园的其他特性。用餐时，想象自己同基督和使徒在一张餐桌上共进晚餐，想象基督是如何饮食的，想象他的模样、他说的话。还要深思使徒都是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大多出身卑微。

依纳爵《精神锻炼》第九条便是“人之所以处境荒凉，有多种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类过于迟钝、懒惰，不勤于精神锻炼，因此，他们必须为自己的过错付出代价，这代价就是人类永远得不到慰藉”。依纳爵希望每一位耶稣会士都能拥有进行自修所需的书籍，因此希望建造一座图书馆。

耶稣会士通过《精神锻炼》坚定了意志，1568年，他们踏上了前往秘鲁的征程。在修士赫罗尼莫·鲁伊斯·德·波蒂略（Jerónimo Ruiz de Portillo）的领导下，他们从塞维利亚和桑卢卡尔-德巴拉梅达启程。鲁伊斯·德·波蒂略来自西班牙的里奥哈，在萨拉曼卡加入了耶稣会，曾担任巴利亚多利德大法官的告解神父。鲁伊斯·德·波蒂略和同伴携带了大量书籍出行，还有几本秘鲁语语法书。一路漂洋过海，这艘船就成了一所流动学校，乘客和水手4人一组，聆听耶稣会士朗读那些“实用的、虔诚的书籍”。1568年3月，他们抵达了利马的卡亚俄港6；4月1日，他们抵达利马市。利马第一任耶稣会修道院院长迭戈·德·布拉卡蒙特（Diego de Bracamonte）修士，欣喜若狂地称利马从此将成为“第二个塞维利亚”。很快，耶稣会士就获准在“养育街”建立圣巴勃罗大学（Universidad San Pablo）。这所大学随后成为教授人文学科的中心，鲁伊斯·德·波蒂略在这里组织了丰富多样的活动，路易斯·洛佩斯修士为当地的奴隶讲授了多门启蒙课程。

4年后，1572年9月，在佩德罗·桑切斯修士的带领下，由12位神父组成的第一批耶稣会传教团抵达新西班牙。他们先在普韦布拉成功进行了布道，后又在新西班牙首都墨西哥城布道。传教士纷纷在新西班牙的中心城市如帕慈库罗、瓦哈卡、普韦布拉、特波特佐特兰（Tepotzlán）和加勒比海岸的韦拉克鲁斯建立耶稣会学校。12位神父迅速掌握了几门原住民语言。到1583年，新西班牙已经建立了8所耶稣会布道所，共有150名神父，他们看起来似乎对印第安人及其生活很感兴趣，备受印第安人的爱戴。7

依纳爵的继承者们虽然都能胜任耶稣会会长一职，但都不如依纳爵富有创造力。以迭戈·莱内斯为例，他本是索里亚省艾尔玛善人，后来去了阿尔卡拉修道院。在阿尔卡拉，他遇到了阿隆索·萨尔梅龙，1534年二人一同前去巴黎拜访依纳爵。在特伦托会议上，莱内斯反对把圣杯交给平信徒，他似乎并不相信君权神授，而是相信上帝把神权授予了主教。在他之后接任耶稣会会长的是弗朗西斯科·博尔哈（Francisco Borja），博尔哈算得上是同龄人里最与众不同的一个了。他是玛丽亚·恩里克斯之子，是卡洛斯一世的远亲。1555年，博尔哈主持了卡洛斯母亲胡安娜的丧礼。他也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曾孙，此前做过几年行政长官，担任过加泰罗尼亚总督和宫廷侍臣。1548年，博尔哈加入耶稣会，在罗马建立了一所耶稣会大学，学生在此可以学习希伯来文，也可以学习希腊文、拉丁文、修辞学和哲学。这所大学每天都有一堂数学课和道德课，还有两堂关于经院神学的课程。1565年，正值耶稣会快速发展壮大之际，博尔哈继任耶稣会会长，他凭借超凡的想象力和旺盛的精力管理着耶稣会。

博尔哈的继任者是尼德兰人埃弗拉德·默库里安（Everard Mercurian），他坚定地积极支持耶稣会在东方开展活动，任命意大利人亚历山德罗·瓦利尼亚诺（Alessandro Valignano）管理耶稣会在东方的传教事务。继任默库里安的是克劳迪奥·阿夸维瓦（Claudio Aquaviva），他出身于那不勒斯的一个世家大族，该家族一直领有阿尔特里公爵（Dukes ofAltri）的头衔，还出了好几位枢机主教。阿夸维瓦在很多方面都可以算得上是耶稣会的第二奠基人。

1579年11月17日，阿夸维瓦的堂兄弟、耶稣会士鲁道夫·阿夸维瓦（Rodolfo Aquaviva）和耶稣会士安东尼奥·蒙特塞拉特（Antonio Montserrat）动身前往谒见莫卧儿帝国皇帝阿克巴大帝8^[3]，随行的还有一名皈依基督教的穆斯林弗朗西斯科·穆罕默德（Francisco Mohammedan）修士。阿克巴大帝召见了他们，当时阿克巴正忙着筹划由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合成的新宗教，同时借鉴来自其他教义的宗教仪式。阿夸维瓦修士痛斥了伊斯兰教，说穆罕默德是误导人的先知，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这种说法自然激怒了穆斯林，阿克巴大帝不知如何决断，虽然他也很想保护这些耶稣会士。耶稣会也得到了莫卧儿帝国首席顾问大臣阿卜杜尔·法兹尔（Abdul Fazil）的支持，他曾谈论过“《古兰经》的荒谬”。9

耶稣会在远东地区的历史令人难以置信。1557年，葡萄牙人在中国澳门获准得到了一块暂住地，开启了在澳门之后长达400年之久的统治历史。

1559年，科斯梅·德·托雷斯（Cosme de Torres）派遣葡萄牙传教士加斯帕·维列拉（Gaspar Vilela）和一名日本人（自己起名叫劳伦斯）前往日本传教。托雷斯是巴伦西亚人，曾在马略卡岛讲授语法。1538年，托雷斯来到了西印度群岛和新西班牙，在新西班牙，他与苏马拉加主教共事。1542年，托雷斯担任洛佩斯·德·比利亚洛沃斯太平洋航行的随行司铎，随他一道出海（参见第27章）。1548年，托雷斯陪同沙勿略前往日本，1551年，在沙勿略的帮助下，托雷斯在果阿加入耶稣会。他在果阿待了两年半，随后又以传教士的身份去了印度，他的一生真是非同寻常，精彩至极。(www.xing528.com)

1559年，日本征夷大将军授予耶稣会士安全通行许可证。虽然耶稣会已经使不少佛教僧侣改宗，但维列拉还是不得不逃往郊区。维列拉的继任者是神父弗赖伊（Fries），他写道：“尽管遭人蔑视，遭人厌弃，受尽虐待和迫害，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但维列拉从不放弃，竭尽所能地传教。”10

1543年，葡萄牙人在九州岛南部海岸附近的鹿儿岛登陆，随身携带着当时颇为珍贵的毛瑟枪。毛瑟枪改变了日本人的作战方式。1551年，依纳爵·罗耀拉的密友沙勿略将基督教传入日本，并在京都和日本西部的一些封建领地布道。沙勿略深受欢迎，有些领主积极鼓励皈依基督教，希望借此吸引葡萄牙与日本通商。然而，很多耶稣会士奉行教条主义和不宽容政策，于是引起了一贯宽容的日本佛教僧侣的敌视和反感。

1574年3月，意大利耶稣会士瓦利尼亚诺从里斯本出发前往果阿，他在果阿的一座耶稣会布道所里等了10个月才等到一艘可以载他去澳门的船只。瓦利尼亚诺了解了当时中国国内的情况，也深知传教士此前在中国所做的各种各样的努力和尝试，这些传教士包括：1555年到华的耶稣会士努涅斯·巴瑞托（Núñez Barreto），1556年到华的多明我会修士加斯帕·德拉·克鲁兹^[4]，分别于1560年和1568年到华的耶稣会士弗朗西斯科·佩雷斯、詹巴迪斯塔·里韦拉（Giambattista Ribera）。瓦利尼亚诺意识到：若想让中国人皈依基督教，这些传教士必须克服语言障碍。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是第一个学习过中文的耶稣会士，于是托雷斯派他前往北京传教。

重大历史事件总是来得猝不及防。1568年，野心勃勃的日本贵族织田信长（Oda Nobunaga）占领了京都，与丰臣秀吉（Toyotomi Hideyoshi）、德川家康一起组成了幕府傀儡政权，他们都是京都东部地区的封建领主，根据日本天皇的密诏行事。织田信长成了统治日本中部地区的专制领主，开始了国家统一大业。织田信长的手下丰臣秀吉征服了日本西部的大部分地区，而东部地区劲敌斋藤义龙突然死去，这让织田信长得以占据优势，毫不费力地保全了自己的领地。与此同时，来自基督教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1578年，九州岛最有权势的大名大友宗麟（Otomi Yoshishige）改宗，这是耶稣会取得的一项重大胜利。另外，在九州岛，当地领主大村纯忠（Omura Sumitaba）于1567年开放长崎为外埠。

1582年，织田信长自杀，丰臣秀吉继位。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丰臣秀吉巩固了在日本中部的统治，在大阪建立的城堡就是他胜利的象征。

当时京都有大约1500名基督徒，周边地区分布着更多的基督徒。领导这些基督徒的是京都所司代文书，1586年，日本僧人要求将葡萄牙传教士维列拉驱逐出境时，京都所司代文书称，维列拉的观点和立场还可以进一步商榷。事实上，这位文书本人就对基督教很着迷，于他而言基督教就像是吹到日本的一丝新鲜空气。此外，基督教也得到了其他势力的承认，比如织田信长虽然手握重权，控制着日本中部地区，但他对基督徒还是很宽容的。

从欧洲传来的钟表、罗盘等新器物开始对日本经济产生影响。织田信长废除了以往阻碍通商的旧式私人关税壁垒，废弃半垄断行会组织条例及其特权。16世纪晚期的日本迎来了艺术和思想上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典型建筑不再是寺庙，而是城堡，京都琵琶湖上的安土城^[5]就是织田信长时代最杰出的建筑成就。1579年7月，瓦利尼亚诺抵达日本，他为人审慎而富有激情。瓦利尼亚诺发现，当时日本只有60名传教士，却在为超过15万基督徒服务，多数传教士还是托钵修会的修士，为了培养更多的耶稣会传教士，瓦利尼亚诺在日本建立了多所神学院。

1587年，在年迈的丰臣秀吉治下，日本的政治局势极大地恶化，甚至禁止葡萄牙传教士在日本传教^[6]。无论如何，耶稣会士已经在日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圣·依纳爵的侄孙马丁·依纳爵·德·罗耀拉是方济各会修士，继埃尔卡诺^[7]（1522年）和英国弗朗西斯·德雷克船长^[8]（1580年）之后，成为第三个完成环球航行的人。1581—1584年，马丁完成了此次壮举。他从西班牙本土出发，先去了新西班牙，又于1582年3月离开阿卡普尔科^[9]，携17名方济各会修士前往马尼拉。他横渡太平洋，于1582年5月24日抵达马尼拉。此后又去了澳门、马六甲，最后到达印度，最终于1584年8月回到了里斯本。1585年，奥古斯丁会修士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的《大中华帝国史》^[10]一书在罗马出版，该书附录是马丁绘制的“环球航行路线图”。《大中华帝国史》畅销欧洲50年之久，欧洲各主要文字均有其译本。无论是正文还是附录，《大中华帝国史》的写作范围都可以说是覆盖了全球。

1601年，马丁被推选为亚松森和拉普拉塔河流域的主教，1606年在赴任途中病逝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尽管冈萨雷斯·德·门多萨从未到过中国，但他理应受到同样的纪念。1562年，冈萨雷斯·德·门多萨以修士的身份前往新西班牙，在米却肯州和墨西哥城任职。1575年，门多萨离开新西班牙去了菲律宾。后来门多萨担任了西印度院主席安东尼奥·德·帕迪拉（Antonio de Padilla）的告解神父，腓力二世还指定由他带领使团出使中国，但门多萨并未履行这份使命。他也曾在3个差异极大的地区担任主教，包括西西里的利帕里岛、拉斯·卡萨斯在新西班牙的老教区恰帕斯州，以及波帕扬（今哥伦比亚）。21世纪的人几乎不可能取得这样的丰功伟绩。

到1600年时，耶稣会在三大洲普通民众的心中已经奠定了牢固的地位，他们成了与众不同、富有智慧的精神贵族，树立了鼓舞人心的典范。尽管总被讥讽傲慢自大，耶稣会士仍旧是勇于牺牲、坚韧不拔、耐心宽容、情操高尚的思想者。耶稣会在17世纪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615年，第五任耶稣会会长克劳迪奥·阿夸维瓦离世，此时的耶稣会已经拥有550座布道所、1.3万名会士。当然，一位纯粹主义者可能会坚持认为，很多成为耶稣会活动中心的区域形式上并不属于腓力二世帝国的一部分，但通俗地讲，耶稣会就是西班牙鼓舞人心的象征。

【注释】

[1]天主教隐修会之一，强调修士过独居苦修生活，终日祈祷、读经、默想、严守静默，有“苦修会”之称。——编者注

[2]威尼斯人，把耶稣会看作基督“特殊的圣子”。——原注

[3]1556年至1605年在位，是莫卧儿帝国最伟大的皇帝。在位期间加强中央集权，实行多种改革，扩大帝国疆域，对不同宗教采取温和、宽容的政策。——编者注

[4]他的中文名字叫“顾神父”，1556年曾去过广州和澳门。——编者注

[5]1576年开始修建，3年修成，城楼五层七重，装饰辉煌华丽，是全国统一者的执政场所，建筑结构集中展示了织田信长的伟大、绝对权威和革新精神，是一座具有政治性质的城市。——编者注

[6]1587年，丰臣秀吉征伐九州结束后，禁止天主教，下令20日内驱逐传教士。——编者注

[7]巴斯克航海家，参加麦哲伦船队并担任船长，完成环球航行。麦哲伦死于菲律宾后，率船队继续航行，于次年回到西班牙。——编者注

[8]英国航海家，第一位环球航行的英国船长，曾任舰队副司令，击败来犯的西班牙无敌舰队。——编者注

[9]墨西哥南部港口城市。——编者注

[10]西班牙历史学家门多萨于1585年在罗马出版，原书名为《大中华帝国重要事物及习俗史》（Historia de las cosas más notables，ritos y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是欧洲早期汉学的一部里程碑著作，集16世纪欧洲中国学著述之大成，对后世的欧洲汉学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