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神权政治之探索与分析

隐者曰：“骑士为维护基督教而生，他们不应以怨报怨，而应谦卑地宽恕敌人。骑士的天职是守护教堂，没有他们的守护，教堂则不复存在。”

——霍安诺特·马托雷利《白骑士蒂朗》（1490年）（第33章，英文译本第43页）

西班牙帝国在新世界的早期（16世纪）历史似乎是天主教会历史的一段篇章，甚至是方济各会历史的一章。在此之后，多明我会和奥古斯丁会的影响日益增强，1570年以后，新兴的宗教团体耶稣会及耶稣会士开始主导新世界的传教活动。

贝拉斯科担任总督期间，新西班牙的宗教氛围极其浓厚，统治方式近乎神权政治。在这里，宗教发挥着十分强大的政治作用。1560年，新西班牙有80座方济各会修道院，380名修士；40座多明我会修道院，210名修士；40座奥古斯丁会修道院，210名修士。这些修士当中，有平信徒、新信徒、学员、行政管理人员，还有相当年长的人。大多数修道院位于市镇中心，建得宏伟壮观。当时耶稣会士尚未来到新西班牙1，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和奥古斯丁会的僧侣、修士便成了传播西班牙文明乃至欧洲文明的先驱。最早来到新西班牙的教会人士多数是大人物，有着超群的个人能力和坚定的宗教信仰。虽然方济各会修士表现杰出，但我们也不能忘了跟他们一起共事的其他修会才华横溢的修士。

我们这个时代是“黑暗时代”，相比之下，那些遗留下来的16世纪墨西哥修道院充分说明，那个时代宗教深入人心、人人充满信念。这些修道院当中，有建于1550年到1571年间的韦霍钦戈（Huejotzingo）修道院；竣工于1531年的特拉马那科（Tlalmanalco）修道院；始建于1549年、竣工于1601年的乔卢拉（Cholula）修道院；建成于1560年的阿科尔曼（Acolman）修道院，这是墨西哥最华美的银匠式风格^[1]建筑，附带一座宽阔高大的露天祭坛；还有始建于1546年的阿克托潘（Actopan）修道院，由奥古斯丁会建造，整体看上去像一座要塞；建于1548年到1559年间的尤里拉普恩达罗（Yurirapúndaro）修道院，也由奥古斯丁会建造。此外，还有两座多明我会修道院，即始建于1570年的瓦哈卡（Oaxaca）修道院和始建于1533年的普韦布拉修道院。

这些雄伟壮观的方济各会修道院的建筑师均来自西班牙本土（“旧西班牙”）。韦霍钦戈修道院的设计师是胡安·德·阿拉梅达（Juan de Alameda）修士，他随同主教苏马拉加来到了新西班牙。特拉马那科修道院的设计师是托里维奥·德·阿尔卡拉斯（Toribio de Alcaraz）修士，来自西班牙东南部阿尔巴塞特省（Albacete）的一个小镇。设计阿克托潘修道院的是奥古斯丁会修士、建筑师安德列斯·德·马塔（Andrés de Mata），曾在意大利工作、生活。设计尤里拉普恩达罗修道院的建筑师分别是迭戈·德·查韦斯（Diego de Chavez）修士、佩德罗·德尔·托罗（Pedro del Toro），前者是征服者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Pedro de Alvarado）的外甥。雄伟壮观、金碧辉煌的瓦哈卡修道院的设计师是埃尔南多·卡瓦罗斯（Hernando Cavaros）。设计普韦布拉修道院的是建筑师弗朗西斯科·贝塞拉（Francisco Becerra），来自西班牙卡塞雷斯省（Cáceres）的特鲁希略市，后来在利马和基多工作，设计了利马大教堂。他的外祖父是托莱多大教堂最主要的设计者埃尔南·冈萨雷斯·德·拉腊（Hernán González de Lara）2。

幸存下来的征服者为确保被征服的子民理解并接纳天主教，可谓是费尽心机，但还是遇到了不少麻烦。1559年，方济各会修士马图里诺·吉贝尔蒂（Maturino Ghiberti）3用新西班牙中部通行的塔拉斯科文（Tarascan）^[2]出版了一册《教理问答》，但新上任的大主教即第二任大主教阿隆索·德·蒙图法（Alonso de Montúfar）厌恶这本书是用塔拉斯科文写作的，更让《教理问答》的作者吉贝尔蒂震惊的是，1571年，宗教法庭居然盯上了这本小册子。

这些规模较大的基督教修会都有各自的主张。阿西西的圣方济各（Saint Francis of Assisi）1209年创立了方济各会，主张修士和修会都应秉持清贫修道的原则。^[3]方济各会的修道团体被称为“属灵派”^[4]、“清规派”4，严格遵守着圣方济各制定的会规。1216年，布尔戈斯人圣多明我（Saint Dominic）创立了多明我会，修会最初也严守清贫，靠乞讨为生，然而在1475年之后，会规开始变得宽放，允许修会及个人拥有财产。此后，多明我会修士便专注于布道和自我提高。

1244年，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Ⅳ）模仿多明我会成立了奥古斯丁会。该修会严格遵循由希波的圣奥古斯丁制定的行为准则。慈爱圣母会（Mercedarians）由圣彼得·诺拉斯科（Saint Peter Nolasco）在1218年创立，目的是援救、照料被摩尔人和穆斯林俘虏的基督徒。这些修道会均积极、迫切地响应了美洲的发现和随之而来的殖民征服。^[5]

1556年，恰帕斯（Chiapas）^[6]的多明我会修士写信给西班牙西印度院，询问国王是否了解特诺奇蒂特兰城（今墨西哥城）和中美洲的修会正在经历些什么。恰帕斯是玛雅人在新西班总督辖区的居住地，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曾担任恰帕斯主教。修士们坚称，尽管当地环境坚苦，烈日炎炎，土地干旱，多年以来，多明我会也像方济各会、奥古斯丁会一样，孜孜不倦地传教。多明我会修士在恰帕斯赢得了诸多信众，摧毁了原住民的偶像，一座座教堂拔地而起。有时一两个修会就能激起人们洗礼皈依的热情，偶尔一天之内会有好几千人皈依。5但“邪恶的力量无处不在”，传教行为激起了异教祭司的不满，他们召集异教徒掀起了叛乱。16世纪50年代，有异教徒焚毁了恰帕斯多明我会修道院，这些修士及其信徒无家可归，另外约有30名基督徒遭到杀害。其中有两名修士在教堂被谋杀，一名是多明戈·德·维柯（Domingo de Vico）修士，他博学多识，能灵活运用7种当地语言布道。另有一名修士被当作祭品，献祭给了一座异教神像。多明我会修士向危地马拉圣地亚哥城的西班牙人求助，却遭到了拒绝。这些西班牙人无助地告诉修士，王室明令禁止他们踏入维拉帕斯（Verapaz）^[7]管辖区。6

更糟糕的是，教会与修会、修会与修会针对哪些问题才是真正的本质问题，产生了诸多分歧。1556年9月，新西班牙总督辖区方济各会会长弗朗西斯科·德·布斯塔曼特（Fray Francisco de Bustamante）谴责当地人崇拜瓜达卢佩圣母（Virgin of Guadalupe）^[8]，当地人说瓜达卢佩圣母曾在1531年显灵。7弗朗西斯科还借此指摘蒙图法大主教支持当地人崇拜瓜达卢佩圣母，并坚持认为画在圣母马利亚外罩上的画只不过是印第安人画的，并不是上帝亲手绘制的。蒙图法大主教是多明我会修士，从小沐浴在格拉纳达宽松的教育氛围下，后来在塞维利亚的圣汤玛士教堂任职，就在两天前，他曾布道支持当地人崇拜瓜达卢佩圣母^[9]。针对弗朗西斯科会长的批判，蒙图法大主教专门公开对此事进行了调查讯问。方济各会其他修士都对此表示批判，认为崇拜瓜达卢佩圣母行为本身就是偶像崇拜。这一历史事件突出表现了方济各会与大主教之间的恶劣关系。8

与此同时，蒙图法大主教撰写了一份声明，称有些教堂只有两名僧侣，却得服务一万多名信众，远远不能满足信众的需求。蒙图法还写道，他听说有些村庄近10年来都未曾有一名教士到过那里，即使来了，也只是草草主持一下弥撒和几次洗礼或婚礼，谁也不愿意待在环境恶劣的穷乡僻壤，都争相离开这里，前往气候宜人的富饶之地。他还提到，奥古斯丁会会长曾任命24名印第安人为助祭或司铎，但这些印第安人几乎不会说拉丁语，甚至很多人都不认识拉丁文。对此，一名叫安古斯（Anguis）的医生断言，即使是蒙图法大主教亲自任命的印第安司铎，有些也目不识丁，无法胜任司铎这个职位。9

卡洛斯一世在位时发布的最后一道政令是命新西班牙总督解决辖区内传教团体之间的争端，解决争端的原则是：未经当地修会批准，任何修会不得向该地渗透。蒙图法大主教对此非常恼火：“还能有比这更糟糕的政令吗？完全没有一点儿仁慈精神，就因为这些修会活跃的地方有五分之一、十分之一甚至二十分之一没能做好传播教义、管理圣事的工作？什么样的基督教规才会禁止修会之间互相帮助？这就好像封君反对自己的封臣一样！”10

在新西班牙总督辖区，西班牙人对印第安人的宗教信仰怀有偏见本在意料之中。印第安司铎认为，如果一个西班牙人是好人，他就会接受印第安人送来的圣餐。这种观点招致了世俗天主教徒的反感和厌恶。向来思想开明的门多萨总督也多多少少怀有偏见，他宣称，在印第安司铎的教养赶上西班牙本土培养出来的司铎的教养之前，不适宜让印第安人担任司铎。更加开明的蒙图法大主教并不赞同门多萨总督的观点，他让印第安人、混血儿（梅斯蒂索人）和西班牙人一样担任司铎。因此，正如虔诚的莫多里尼亚（Motolinía）所说，11早在1527年就已有印第安人在天主教会担任司铎了。1540年，新西班牙总督辖区就已经有一名塔拉斯科人担任司铎了，这位司铎就是塔拉斯科末代国王辛兹竺·汤胥安（Sintzichu Tanguxan）的孙子巴勃罗（Pablo）。然而，迫于卡斯蒂利亚上级施加的压力，蒙图法大主教最终不得不停止任命印第安人担任司铎。

尽管如此，方济各会修士还是支持了蒙图法大主教任命印第安人担任司铎。例如，原籍丹麦的著名神学家哈科沃·达西亚诺（Jacobo Daciano）修士就曾谴责墨西哥教会的建立严格来讲不合教规，因为这里的教会并不鼓励、支持印第安人担任司铎。哈科沃说起话来十分温和，1513年，有一名来自西班牙的方济各会修士胡安·德·高纳（Juan de Gaona），对哈科沃修士的宗教观点提出了质疑，哈科沃便因此宗教争端逃离了丹麦。此外，墨西哥其他早期宗教人士都是方济各会修士，例如印第安-西班牙混血儿胡安·德·托瓦尔（Juan de Tovar）就是其中之一，他的父亲是西班牙征服者托瓦尔，母亲是墨西哥特斯科科王室的公主。托瓦尔从母亲那里学会了好几种原住民语言，后来在特诺奇蒂特兰城的大教堂担任秘书。16世纪70年代，托瓦尔加入了耶稣会。他学识渊博，有“墨西哥的西塞罗”之美称。另一名虔诚的方济各会修士是塔拉斯科人迭戈·德·巴拉德斯（Diego de Valadés），他是王室私生子佩德罗·德·甘德修士（Pedro de Gande）的门生。1574年，巴拉德斯离开墨西哥去了西班牙，他是第一个在欧洲出版个人著作的墨西哥人，代表作是《基督教修辞和传道祈祷》（Rhetorica Christiana ad Concionandi et Orandi）^[10]，1579年，意大利的佩鲁贾有了这本书的拉丁文译本。

在西班牙，拉斯·卡萨斯和塞普尔韦达之间就如何公正对待印第安人的问题依然争论不休。当时西印度院坚持不懈地劝说负责裁决此项特殊事件的明智之士以书面形式递交他们的意见。121557年，西印度院就给睿智的多明我会修士梅尔乔·卡诺写信说，其他法官已经就此事给出了意见，梅尔乔也应立即给出意见。然而，我们只能看到修士阿纳亚（Anaya）提出的建议，其他明智之士的观点未能留存至今。阿纳亚认为，征服印第安人是正当的、合理的，通过征服可以阻止印第安人违背自然法则犯下罪行。不过，他认为王室应该出资支持再次远征美洲，这次的远征应由“一心服务于上帝和国王的人指挥，他们会为印第安人树立榜样，他们前来是为了印第安人的福祉，而非寻觅黄金”13。阿纳亚还建议，在诉诸武力征服之前，西班牙人应继续坚持向印第安人递交“要求书”^[11]。14

在如何对待印第安人的问题上，巴托洛梅·德拉·维加修士（Bartolomé de la Vega）不仅是第一个坚持道义的人，还长期同不计其数的法学博士就这一问题进行论辩。这些法学博士处心积虑地歪曲事实，而德拉·维加却在努力说服西印度院公开出版拉斯·卡萨斯为印第安人辩护的专著^[12]。德拉·维加强调：“救赎新世界的居民，抑或毁灭他们的肉体与灵魂，成败在此一举。……这项工作极其重要，对整个世界而言，救赎他们十分有必要。拉斯·卡萨斯已经在这个问题上耗费了许多心血，他一直对此忧心忡忡，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15然而，墨西哥特诺奇蒂特兰城的市政议会却上书腓力二世，称拉斯·卡萨斯为印第安人的辩护引起了市民的不满，市政议会已经安排两名神学家和律师向西印度院寄送一份陈词，谴责拉斯·卡萨斯这个“胆大妄为的修士，反对他那令人作呕的教条”。看来现在还不是出版辩词的时候。

塞普尔韦达曾写信给科尔多瓦检审官弗朗西斯科·德·阿格特（Francisco de Argote）^[13]，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信里说道：“我并不主张那些野蛮人应当沦为奴隶，”塞普尔韦达接着写道：

但前提是他们必须服从我们的统治。我不主张剥夺他们的财产，只是征服就够了，不要对他们做出不合道义的事情。我不主张对他们滥用权力，只要确保我们的统治是高贵的、值得敬重的，他们能够从中受益即可。如此，我们才可以彻底清除异教习俗和惯例，用仁爱来感化他们，教化他们遵循自然法则，给予他们使徒般的仁慈，吸引他们皈依天主教。17

一向耿直、顽固的塞普尔韦达竟然能够以全新的方式来处理印第安人的问题，这说明他可能变得更加老练了。

此外，西班牙当时出现了另一场性质不同的宗教危机。1557年9月，罗马宗教法庭^[14]准备了长长一份待焚毁异教书籍新书目，并计划安排两位枢机主教进行监督，确保书商短时间内不会遭受过多损失。不过，伊拉斯谟的书被要求立即焚毁，要一同被焚毁的还有马基雅维利的作品和波焦·布拉乔利尼（Gian Francesco Poggio）^[15]嘲讽神职人员、修会的诙谐故事集《逸闻妙语录》（Facetiae）。此外，西班牙政府吊销了阅读禁书的许可令，只有宗教法庭庭长和枢机主教可以持有特许令，可以阅读禁书。1561年，西班牙进一步强化了1502年颁布的审查制度法，规定所有书籍的扉页都必须印有审查官的许可令，同时规定，任何进口书籍必须获得王室准令，否则涉事人员将被处以极刑。

继1557年9月罗马宗教法庭制定的禁书书目后，塞维利亚一名叫安东尼乌斯·布莱杜斯（Antonius Bladus）的保守书商又为西班牙政府列出了一份新的禁书名录，同罗马的禁书书目相比，这份禁书名录更为严格。布莱杜斯的禁书名录囊括了“罗马宗教法庭及世界各地其他宗教法庭严令所有基督徒时刻提防的作家、作品”。禁书名录分三类：第一类，严禁该作家的全部作品，即使他们在书中并未书写任何批判宗教信仰的话，一度备受读者喜爱和尊敬的伊拉斯谟就在其列；第二类，严禁该作家某本或大部分作品；第三类，严禁个别被视为“极其危险”的书籍。此外，凡是未写明作者、印刷商及出版地的书籍自动列入禁书名录。未经宗教法庭许可，任何人不得私藏或阅读拉丁文《圣经》以及其他文字的《圣经》译本。名录开列了61家被禁的印刷商。18随后，不计其数的书籍遭到焚毁：在1558年棕榈主日（Palm Sunday）^[16]的前一天，威尼斯就有多达1万本书被焚毁。但巴黎的索邦神学院和西班牙宗教法庭并没有理会书商布莱杜斯开列的这份禁书名录，1559年，西班牙宗教法庭庭长瓦尔德斯枢机主教发布了他亲自开列的禁书书目。19

然而，异端似乎仍在蔓延。1556年，受过良好教育的修士胡利安·埃尔南德斯（Julián Hernández）从日内瓦来到塞维利亚，随身携带了大量加尔文教派书籍。此前为摆脱天主教严苛的教规，他一直躲避在苏格兰和巴黎。此次他打算前往塞维利亚北部以思想自由而闻名的圣伊西德罗修道院（San Isidoro del Campo）。然而，胡利安的《反基督者肖像》（The Image of Antichrist）的抄本阴差阳错地落到了一名天主教徒的手中，后者向宗教法庭告发了胡利安。此后有12名修士被迫逃离了圣伊西德罗修道院，几年后，这12名修士多数被处以火刑。胡利安本人在莫雷纳山遭到逮捕，随后在塞维利亚圣弗朗西斯科广场上举行了针对他的宗教公判大会（auto-da-fé）^[17]，并当场立即执行火刑。行刑时，他被绑在火刑柱上，还没来得及诅咒刽子手，就被烧成了灰烬。

与此同时，卡洛斯一世身边的特遣司铎康士坦丁诺·德拉·普恩特（Constantino de la Puente）博士被人质疑信仰不够正统。1558年6月2日，宗教法庭庭长瓦尔德斯致信已经退位的卡洛斯一世20，谏言称：应将宗教法庭辖区扩展至阿斯图里亚斯的加利西亚地区（瓦尔德斯本人就来自这里）和巴斯克地区；陛下的所有子民负有忏悔义务，理应团结契合；未经考核，中小学教师不得从业；未获宗教法庭许可，所有书籍均不得擅自出版；外国人一律不得贩售书籍；书商均须开列在售书籍名录；告发者有赏，被告发者四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财产将奖励给告发者。21虽然卡洛斯一世并不能亲自处理上述事务，但在他人眼中，他依然对决策有着实质性的影响。

这时，有消息传来，卡兰萨大主教出版了一部模棱两可的教义问答著作，罗马教廷为之震动。部分出于恐慌，睿智而残忍的教皇保罗四世授予西班牙宗教法庭庭长瓦尔德斯特权。221559年1月7日，西班牙王室加大了对宗教法庭的拨款，并授权宗教法庭庭长可自行调查所有高级神职人员的行为活动，必要时可予以逮捕。在塞维利亚，有21人被指控为新教徒并处以火刑，其中包括一位贵族青年胡安·庞塞·德·莱昂（Juan Ponce de Léon），他是拜伦伯爵（Count ofBailén）的弟弟。231559年11月，一股宗教偏见的浪潮席卷了所有西班牙大学：王室勒令所有在未能获得宗教法庭批准的国外大学读书的卡斯蒂利亚学子回国。尽管这股浪潮目前只涉及卡斯蒂利亚人，尚未波及阿拉贡人和巴斯克人，然而在很多人看来，这无疑是一场大劫难。24

1559年瓦尔德斯开列的禁书书目包括500部戏剧，这些剧本被禁的确切原因不得而知，但此后所有的剧作家都谨遵所谓的体统进行创作。25小说《托美思河的小拉撒路》（La Vida de Lazarillo de Tormes）的前两部均被查禁（第二部于1554年在安特卫普出版，小说里的拉撒路^[18]是一条鱼），直到19世纪才在西班牙完整出版。

相形之下，宗教法庭似乎并不介意骑士小说的出版、发行，可谓相当宽待骑士小说。虽然很多权贵乃至摄政王后和年轻的腓力王子都曾埋怨“许多像《阿马迪斯·德·高拉》这类小说都用方言写成……”26，瓦尔德斯的禁书书目里并没有一本世俗小说，也许是因为这些小说十分精彩，在宫廷里拥有很多读者（包括皇帝本人、圣依纳爵、阿维拉的圣特雷萨^[19]）。27真正令王室忧虑的不是西班牙人到了新世界之后依然会阅读这些小说，而是如此一来，他们可能会培养起阅读小说的习惯。

1561年，为讨论并解决上述争论不休的问题，位于马德里阿托查的多明我会修道院专门举行了一次会议：拉斯·卡萨斯先于腓力二世到达会场，过去他也常常在卡洛斯一世之前就到达会场。在会上，方济各会成员胡安·萨梅罗（Juan Salmerón）为西班牙向印第安人发动战争辩护，辩称印第安人造下了无数“野蛮的罪孽，还保留着野蛮的人祭传统”28，因此，对印第安人开战是正义的。拉斯·卡萨斯早先向教皇谏言，如果有人因为印第安人有偶像崇拜的习俗就断定这场战争是正义的话，那就恳请教皇开除他们的教籍。腓力二世为避免会议因讨论印第安战争而陷入纷争，于是把焦点放在管理新西班牙总督辖区内修道院分布的问题上。他下令，新西班牙的修道院之间相距不得少于18英里（约29千米）。腓力解释了制定上述政策的原因：“我们获悉，修道院建得过于集中，修士们都想在靠近墨西哥城的绿地上建立修道院，不想在又穷又苦、酷暑难耐的地方落脚，因而导致将近二三十英里（32—48千米）内没有一座修道院。”29

1561年，蒙图法大主教和米却肯主教基罗加（Bishop Quiroga）^[20]起诉新西班牙总督辖区三大修道会虐待印第安人。基罗加主教思想开明，主张乌托邦主义，在帕茨夸罗（Pátzcuaro）负责管理新西班牙中部地区事务。基罗加批评道：“印第安人不服管教时，修士就辱骂、痛打他们，扯掉印第安人的头发，剥去他们的衣服，残酷地鞭笞他们，之后又把这些人五花大绑投进监狱……”方济各会的弗朗西斯科·德·里韦拉（Francisco de Ribera）和胡安·基哈诺（Juan Quijano）都隶属于特拉斯卡拉修道院，二人的确曾因一个印第安人言语上激怒了他们而将其逮捕，绑在柱子上施以笞刑。30

新西班牙三大修会会长上书腓力二世，称这些纷争正在威胁着教会，恳求腓力想方设法避免教会覆灭于这些祸根。31他们把话题转移到了旧宗教的复活上：1565年10月11日，蒙图法大主教和新西班牙的其他主教在提交给检审法院的记录里，深刻谴责了旧宗教的复活。记录里描写道：“这些刚皈依的印第安人兴高采烈地恢复了以前的偶像崇拜、宗教仪式、人祭和迷信。”例如特诺奇蒂特兰城的查尔玛人擅长建筑，他们会在人迹罕至的偏远山洞里集会；在乔卢拉，他们有时会巧妙地把旧宗教的神像藏在基督教的十字架下面。这些行为一般是在当地首领、旧宗教的司铎或巫师领导下进行的。32但这封给腓力的公开信并未引起任何反响。1563年，新加利西亚法官阿方索·德·奥塞古埃拉（Alfonso de Oseguera）业士在信中写道，新加利西亚土地贫瘠，人民野蛮残暴，无法在这里建立方济各会修道院。33

尽管困难重重，但尤卡坦的梅里达州的第一座大教堂于1563年开始动工，1599年完工。教堂内设有狭长通道，看上去就像一座大宫殿，可以与圣多明各新建的大教堂相媲美。341569年，另外一座内部设有狭长通道的大教堂在新西班牙欣欣向荣的瓜达拉哈拉市动工。除修建教堂外，当地还取得了一些值得肯定的成就：例如在1569年3月21日，米却肯主教写道：“当地印第安领袖大体上接受了天主教，其中一些人已经开始用本地方言向同僚布道了。”3510天后，孜孜不倦的蒙图法大主教给教皇写信，说他亲自为5000名印第安人施了洗礼。36他已经意识到只有修士——尤其是方济各会修士——才能真正理解印第安人的情感。这些修士长年待在这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至少懂得几门当地语言，多少了解当地的习俗惯例，因此比其他人更加了解印第安人的特点。修道会期望修士能够学习少数几门当地语言（奥托米语、托托纳克语、萨波特卡语、塔拉斯科语、米斯泰克语），并掌握当地的主要语种纳瓦特尔语。

1569年，多明我会修士路易斯·贝特朗（Luis Bertrán，他后来成了“守护神”）在新格拉纳达（包括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以及秘鲁和巴西的部分地区）的布道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一生坚持苦修，胜过常人，因此他的布道颇有说服力。他常常赤脚空腹穿过荆棘满丛、人迹罕至的大树林，顶着烈日长途跋涉前去布道，唯一的精神食粮就是一本祈祷书。他一人至少使两万人成为信众。37不久以后，贝特朗离开了新西班牙，不想为西班牙殖民者的暴行担负责任，但他的同伴路易斯·维罗（Luis Vero）留下来继续布道，一直到1588年才离开。38在西印度院面前，多明我会修士展示了一封写给罗马教皇的信，试图以此证明自己的行为是公正的，他们声明：

有人指责我们斥巨资大兴土木。这些建筑其实是为修道院而建造的，很容易就可以核实，因为我们没法把墙藏起来，陛下（信是写给教皇的）您可以来参观、视察，根据您的意愿和需要，采取措施。有一点我们可以向您保证：在新西班牙修建的48座修道院当中，除了3座尚在修建，其余均已竣工，我们要确保印第安人是在全心全意地修建，没有丝毫怨言……此外，只有少数几座修道院规模较大，其余规模都非常小，风格质朴，没有任何浮夸装饰，也没有滥造多建。在建造过程中，我们没有对印第安人施加任何暴行，他们也非常希望在自己的村庄修建天主教堂，因为除了修道院外，村子里尚无一座教堂……39

此前，在1564年，拉斯·卡萨斯写了他一生之中最后一部著作《答十二疑惑》（ASolution to Twelve Doubts），表明了他坚决反对西班牙殖民者的态度。1565年5月，他将本书中的观点进行提炼，上呈腓力二世。很遗憾，这部著作直到19世纪才得以出版。(www.xing528.com)

1564年3月17日，拉斯·卡萨斯立下遗嘱：“总有一天，上帝会怒惩西班牙人，他们将为对美洲印第安人发动的不义之战付出惨重的代价。”40拉斯·卡萨斯派驻罗马的代表人曾记录道，一旦拉斯·卡萨斯给他发来消息，他则把消息递交给严苛的新任教皇庇护五世。随即拉斯·卡萨斯又写了一封信向教皇谏言，如果有人仅仅因为异教徒的偶像崇拜就向他们发动战争，或者企图通过战争来传播天主教信仰，那就把他们革出教门。他还给教皇寄去了一本小册子，貌似是他写的第一本小册子。这本册子名为《唯一之路》（The Only Way），旨在吸引所有人皈依真正的信仰。极有可能是应拉斯·卡萨斯之请，教皇庇护五世敦促腓力二世“放松对印第安人的宗教控制”。1568年11月，庇护五世给马德里的教廷大使下达了新的指示，涉及如何对待美洲印第安人的问题。庇护五世提醒西班牙国王，只有让基督教在海外殖民地落地生根，他才有权去征服这些土地。因此，国王要履行职责，确保在当地安排优秀的布道者和司铎，还应确保统治当局通过税收为布道者和司铎提供财政支持。印第安人只有接受了足够的指导和教化后，方能受洗。应当为已经受洗的印第安人配备教师，教导他们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应当广布修道院，便利当地居民皈依基督教。如果有些地方的印第安人居住分散，就把他们集中到村子里。所有的异教神殿都应被摧毁，所有居住在新世界的西班牙人理应为印第安人树立良好的榜样。41

当然，教皇庇护五世也知道，从理论上讲，1508年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在诏书中已经全权授予西班牙国王管辖印第安地区天主教会的权利。^[21]因此，西班牙国王有权提名修道院院长及主教人选，所有与新世界有关的教皇诏书均须获得西印度院同意，但在正式建立教堂之前，仍须正式获得教皇的准许。

16世纪60年代末，美洲的宗教结构发生了变化。首先，到美洲的第一代传教士相继去世：1569年，莫多里尼亚离世；1571年，能用12种原住民语言布道的安德列斯·德·欧默斯（Andrés de Olmos）及尤卡坦主教托拉双双离世；1572年，佩德罗·德·甘德离世。在这些伟人当中，最引人瞩目的恐怕要数佩德罗·德·甘德了，修士迭戈·德·巴拉德斯写道：“他本人多才多艺，还教授印第安人各门艺术。”42蒙图法大主教也曾说：“我不是墨西哥的主教，佩德罗·德·甘德才是。”^[22]

其次，传教士曾经活动的地区已经发展为城镇，宗教法庭正打算认定详细记录印第安人的传统习俗（如萨阿贡的《新西班牙纪事》43）是错误行为，因为它透露出传教士对远古时期的宗教仪式很感兴趣。萨阿贡整理的印第安人对话录《诗篇诵唱》（Psalmodía）并未出版，阿尔纳多·德·巴萨西欧修士的《福音书和书信集》的印刷被叫停，甚至连阿隆索·德·莫利纳的《西班牙语-纳瓦特尔语字典》也因为一处印刷错误而受到了攻击和质疑。

当时不只新西班牙面临有争议的棘手问题。在西班牙的第二大总督辖区、西班牙帝国最富庶的总督辖区——秘鲁也面临着一系列有争议的问题。罗埃萨大主教（Archbishop Loaisa）召集神学家召开会议，拟定指南，指导告解神父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要求监护主及在印第安战争中发财获利的人归还财产。会议通过了在某些案例中实行过的条例，即获得赦免的前提是归还财产。阿隆索·德拉·佩尼亚·蒙特内格罗（Alonso de la Peña Montenegro）把上述讨论整理成了一本引人入胜的手册，供传教士参阅。这本手册一直使用到18世纪末。44秘鲁的第一批耶稣会士之一路易斯·洛佩斯曾这样描写他在秘鲁遇到的西班牙人：“他们对待印第安人非常残酷，在他们眼里，印第安人不是人而是畜生，他们如此对待印第安人只是为了攫取白银……”45（不出所料，由于洛佩斯过度同情印第安人，因此后来遭到宗教法庭的谴责，被宣判有罪。）

有关拉斯·卡萨斯的争论和他的“恶名”也传到了秘鲁：16世纪70年代，托莱多总督的一位修士朋友发表了一封公开信，题为《捍卫西班牙国王在西印度统治的合法性，反对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46，猛烈抨击了拉斯·卡萨斯的立场。他在信中指出，拉斯·卡萨斯从未到过秘鲁，自然对那里的情况一无所知。这名修士坚信西印度是西班牙应得的奖励，是西班牙与穆斯林长达8个世纪鏖战的胜利品。印加人暴虐专横，这位修士争辩说，而拉斯·卡萨斯差点说服国王把秘鲁交由印加人统治，幸好弗朗西斯科·德·比托里亚及时指出了这一事实。拉斯·卡萨斯权高势重，没有几人敢质疑他。为避免西班牙深受其害，应当明确西班牙国王对印第安人的统治地位。这名修士还指出，有些西班牙人为了保全自己，选择同印第安公主通婚，以免印加人有朝一日重掌权力，自己失势。

这名修士还谴责那些“打着热忱的幌子，力图给予印第安人……与他们自身不相称的头衔的人……因为印第安人是劣等人，理应由别人统治……这是魔鬼最狡猾的一桩骗局，他挑选了一个教士来做傀儡，很明显这个人（那就是拉斯·卡萨斯）满腹激情，却言而无信、口出恶言且粗心大意、轻举妄动，这一点从他已经出版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来，也可以从他在（总督）布拉斯科·努涅斯（Blasco Nuñéz）来到秘鲁时惹出的乱子中看出来”。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当时的欧洲。特伦托会议^[23]和罗马天主教会当时的大力改革和合理调整也结束了。1563年12月3日，会议结束时宣布：所有司铎置于主教管辖之下。这给新世界出了一个难题，因为那里的很多堂区都是由修士而非在俗司铎管理的。特诺奇蒂特兰城大主教被迫请求教皇，不要在他的辖区内强制实施这项新规。47

特伦托会议反映了罗马天主教会反对宗教改革的宗旨。教皇于1564年1月批准了会议通过的法令，正式颁布了《特伦托会议信纲》。1564年7月12日，腓力二世同意将教令纳入西班牙法律，该教令也适用于所有西班牙领地。特伦托会议尽管花了20年时间才敲定这些法令，但事实证明这些法令的确影响深远。庇护五世向桑托·多明戈主教、新世界及“金色”果阿48的主教们下达了特伦托会议的法令。1565年1月，腓力二世召开王室会议，旨在贯彻落实特伦托会议通过的全部法令，其中包括改革宗教团体，约束堂区司铎，修订宗教惯例，废除若干古老的宗教仪式，采用新的方式主持弥撒，发布新的祈祷书，发布新日历，变更某些圣徒纪念日，培训传教士，建立高质量的宗教学校。如此一来，天主教会似乎为迎接新的挑战做好了准备。为了在某些方面推进改革、引导改革，新的传教团体孕育而生：耶稣会成立了。49

【注释】

[1]15世纪末至16世纪西班牙及其美洲殖民地的主要建筑风格。建筑风格华丽，以摩尔式、哥特式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精细浮雕装饰为特色。——编者注

[2]西班牙修士帮助塔拉斯科人用拉丁字母将他们的方言转化为书面语，尤其帮助当地人编纂了拉丁化后的塔拉斯科文词典、语法书。——编者注

[3]圣方济各规定，方济各会无论修士还是团体，均不得拥有财产。修士们云游四方，在众人中间宣讲教义，帮助穷人和病人。方济各会的影响极大。1226年圣方济各去世后，修会由于在严守清贫的誓愿上意见不合而产生分裂。——编者注

[4]13—14世纪天主教方济各会中，主张严守清贫、严谨会规的极端教派。——编者注

[5]例如，慈爱圣母会会士随哥伦布到达美洲，在拉丁美洲创办隐修院。——编者注

[6]位于墨西哥东南部，居民主要是印第安人。——编者注

[7]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这里是玛雅文明地区。西班牙征服者并不是用刀剑征服了维拉帕斯，而是通过十字架。西班牙修士请求当地人和平地皈依基督教，并给这片土地起名叫Verapaz，意思是“真正的和平”。19世纪，该地成为重要的咖啡和蔗糖产地。——编者注

[8]在天主教教义中，1531年圣母马利亚以她的形象现身于胡安·迪亚哥面前。“瓜达卢佩圣母”也用来指圣母显灵。她在墨西哥的宗教生活中有着特殊的地位。——编者注

[9]1556年，蒙图法大主教在一次布道中称赞当地人对瓜达卢佩圣母的崇拜，并赞美一幅画在圣母马利亚外衣上的画。——编者注

[10]这本书出版于1579年，讲述了印第安的历史与文化。——编者注

[11]西班牙征服者在殖民过程中，向印第安人下达的战前最后通牒书，1514年由胡安·洛佩斯·德·帕拉西奥斯·鲁维奥斯授命起草，内容涉及基督教历史、教皇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印第安人有义务臣服于西班牙的统治。“要求书”的目的是为了减轻西班牙征服者屠杀印第安人的负罪感，将战争的责任转嫁给印第安人。“要求书”激起了西班牙人和教会人士的激烈谴责，但这份文书依旧在16世纪向100多个印第安部落宣读过。——编者注

[12]指的是拉斯·卡萨斯所著《西印度毁灭述略》，于1522年完成。——编者注16——原注

[13]出身于科尔多瓦的世家大族，负责裁决如何处置科尔多瓦市宗教法庭没收的财物。16——原注

[14]1542年教皇保罗三世为对付新教而设立，由6名枢机主教组成的异端法庭部管理。该部完全独立，在教皇保罗三世和尤利乌斯三世在位期间（1534—1549；1550—1555），罗马宗教法庭的办案并不严格，做法比较温和。——编者注

[15]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书法家。曾发现许多古典拉丁文手稿，为文艺复兴早期的著名学者之一。——编者注

[16]复活节前的星期日。——编者注

[17]西班牙宗教法庭的公判大会，判决由世俗当局执行。通常在广场举行，有王室人员在场，大会程序通常包括长途游行、弥撒、宣誓服从判决、讲道和宣判。一般这种公判大会并不惩处被告。——编者注

[18]见于《约翰福音》。拉撒路是马大和马利亚两姊妹的兄弟，死后4日，耶稣使其复活。在《路加福音》中，拉撒路是一个在世间受尽苦难，死后进入天堂的乞丐。——编者注

[19]西班牙天主教修女，神秘主义者。——编者注

[20]墨西哥米却肯州第一任主教，曾于1531—1535年担任新西班牙第二任检审法官。致力于重建墨西哥地区的秩序，将当地分散的人口集聚在医疗小镇“印第安共和国”内。这个小镇是按照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原型组建的，这样做是为了便于管理印第安人，教化他们皈依基督教，选择过基督徒的生活。他还创建了圣尼古拉斯学院和墨西哥女子学校。——编者注

[21]1508年尤利乌斯二世颁发训谕，给予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二世及其继任者享有“推荐权”的特殊权利，这种权利包括任命教会高级教师和宗教法庭庭长、批准建筑教堂和修道院、划定教区疆界、限制教会财产等。——编者注

[22]1523年，佩德罗·德·甘德在新西班牙总督辖区下的特斯科科建立了一所音乐学校。1530年，在墨西哥城大教堂组建了一个由当地人参加的唱诗班。——编者注

[23]1545—1563年在意大利特伦托城召开的罗马天主教会第19次普世会议。该次会议进行了彻底改革，规定并阐明了几乎所有在新教徒中存有争议的教义。——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