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犹太人与以色列的变化及未来前景

美国犹太人与以色列的关系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转变过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犹太人扮演的是一种“住在美国的有钱舅舅”的角色，而以色列则是一个其生存尚存疑问的穷亲戚，一个“贫穷的小妹妹”。本-古里安—布劳斯坦协议尽管并没有得到完全遵守，但为双方的关系提供了几项准则：犹太人在美国发现了一个家园而且将其全部的忠诚给予了美国，美国犹太人不认为自己是潜在的移民以色列的对象；以色列是一个独立的犹太共同体，需要得到美国犹太人的帮助，只要以色列宣称自己不会代表美国犹太人，美国犹太人就将向以色列提供帮助；由于美国犹太人不用在以色列服兵役，也无须承担以色列的政策所造成的代价和后果，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支持应是全面的和无条件的；以色列及其领导人也不会干预美国犹太社团的内部事务。

这种关系对双方来说都是适宜的，并一直延续到1967年的中东战争。战后，双方的平衡关系发生了转变，以色列从一个“贫穷的小妹妹”变成了犹太男子汉，同时，以色列占领大片阿拉伯领土使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政府的政策难以保持一致的支持。

美国犹太人中的左派支持以色列的现在就和平运动，并在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战争后成立了其在美国的姐妹组织，对以色列的现在就和平运动提供了大量支持。

另一方面，右翼的美国犹太组织也建立起来，如“为了一个安全的以色列”组织在拉宾政府当政期间，尤其是奥斯陆协议签署之后，与美国锡安主义组织等一起发出了直言不讳的声音，其目标是阻止和平协议的执行，阻挠美国对巴勒斯坦自治机构的援助。

今天，尽管本-古里安—布劳斯坦协议从未被宣布废止或用新的协议代替，但已没有人认为还有必要遵守这一60年前的协议了。以色列不再克制其对美国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呼吁，向全美各地派遣了移民特使。不过，从以色列移民到美国的犹太人四倍于从美国移民以色列的犹太人。布劳斯坦当时对锡安主义在美国宣传移民以色列的担忧显然已经失去了现实基础。以色列将自己视为犹太民族的国家，并且是全世界犹太人的代言人。今天，没有人会批评以色列领导人谴责世界上发生的反犹事件，相反，如果以色列领导人对此保持沉默或在表态时瞻前顾后，反倒会招致抨击。

不干涉以色列内部事务也成了一句空话，很多美国犹太人表示他们会支持任何一届由选举产生的以色列政府，但实际上，今天美国犹太人支持对巴以冲突采取不同立场的各种政治组织。1990年，美国犹太人资助了以色列的一场公共运动以改革其选举法，包括进行总理直选，这一改革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宗教政党在组阁谈判时的“宗教讹诈”，并使直选总理在组建政府时有更大的权力。但选举后的事实表明，新的选举制度反而使总理在面对极端正统派的勒索要求时毫无退路。又是美国犹太人资助了另一场要求恢复原有选举制度，取消总理直选的运动。^[20]

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党派提供捐款，90年代初期引入预选制度后，美国犹太捐助者被要求直接向候选人提供竞选资助。富有的美国犹太人在以色列出资设立了一些机构，关注于以色列社会所面对的主要问题，如议会民主、自由市场经济、宗教多样性、和平进程以及以色列国内的阿犹关系等，美国犹太人比过去更深地介入了以色列的内部事务。

在美国的传统犹太组织仍表示遵循不干预以色列内部事务的原则，但不少犹太组织的政治倾向性是很明显的，如美国犹太人大会传统上采取较为温和的政治立场，而右翼的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则持强硬的鹰派观点。美以公共关系委员会作为最为成功的美国犹太院外游说集团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对以色列提供了重要帮助，如确保每年国会批准对以色列的援助，阻止美国向与以色列敌对国家的武器销售，向苏联施压要求其给予犹太人移民权等。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的黄金时代，一些国家与以色列发展密切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了解到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力量，一些国家与以色列建立或恢复了邦交，其动机之一是想通过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而与美国发展更为密切的关系。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和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馆的活动几乎没有明显的区分，很多情况下，当大使馆处于弱势时，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几乎就充当了一个超级大使馆的角色。在美国国会和白宫的眼中，委员会就是以色列利益的真正代表，在他们看来，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在采取任何步骤之前都会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过协调，尽管事实并非如此。

在以色列与以美国犹太人为代表的海外犹太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矛盾：海外犹太人努力试图证明，犹太人可以成为其居住地社会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降低针对犹太人的敌意；与此同时，以色列则密切留意着种种反犹事例，并以此证明犹太人不可能真正成功融入非犹太社会。

犹太大屠杀使以色列人对反犹主义变得高度敏感，他们认为，只有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不可能存在反犹主义的地方，他们关注海外犹太人居住地的任何一点反犹苗头，并认为这将对犹太人的生存构成潜在的威胁。以色列人常常感到这些海外犹太人如同纳粹上台前的欧洲犹太人，对酝酿中的风暴视而不见。

与此同时，以色列人对美国犹太人等海外同胞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如今的锡安主义者呼吁美国犹太人移民以色列是因为确信这些成功的犹太人生活在以色列将为犹太民族做出更大的贡献。

尽管锡安主义的理想是犹太人结束流散返回故土，但以色列建国60多年后，犹太民族中一半多人口生活在海外的状况仍未改变，并仍将持续，尽管对美国等地的海外犹太人是否还能被称为流散仍存争议。以色列也已意识到，以色列与海外犹太社团的存在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以色列为海外犹太人提供了一个精神中心和最后的庇护所，一旦外界环境发生对犹太人不利的变化，以色列的存在使他们可以返回其故土；而由于以色列长期与周边国家处于敌对状态，安全形势较为严峻，一旦其生存面临威胁，海外犹太社团的存在使犹太民族不至于遭受灭顶之灾，其民族传承将得以延续。

美国犹太人向以色列提供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的“动员模式”已处于一种逐渐消蚀的状态，而且这种消蚀状态似乎已不可逆转。客观上，以色列对财政和政治支持的需要确实已下降，主观上，美国犹太人也认为这种支持的必要性已大不如前。^[21]

而部分以色列官员也开始认为应改变以色列与美国犹太人关系的原有模式，特别是在巴以和平进程启动初期，乐观情绪洋溢在以色列领导人身上，他们在各种场合贬低美国犹太人的重要性。如拉宾1992年当选总理后首次访美时，批评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官员，称委员会的政治游说活动对美以关系来说已无必要，并称以色列可以自己进行游说活动。此后不久，以色列财政部长肖哈特（Avraham Shochat）表示，以色列已经不再需要通过价格过高的以色列债券融入资金，而完全可以从公开市场上以更低的利率借到钱。以色列总统魏兹曼则在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理事会会议上讲话时称，以色列已不需要美国犹太人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力，以色列对美国犹太人唯一的要求是请他们参加“阿利亚”，移民回到以色列。而以色列副外长贝林则在国际妇女锡安主义组织的大会上表示以色列不再需要美国犹太社团的捐助，而应把筹集的资金用于美国犹太社团的犹太教育事业。^[22]

这些言论反映了以色列领导人因其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上的成就而充满自信甚至是洋洋自得的情绪。以色列领导人认为，以色列已经成为一个更为安全和成功的国家，原有的那种关系模式已不适应新的现实，继续保持这样一种关系模式对双方都是一种羞辱。一方面，对以色列来说，旧有模式否认了以色列是一个安全和独立的国家；另一方面，对于美国犹太人来说，这种模式只是起到了一种实用性和工具性的功能，将其与以色列及其犹太同胞的关系仅仅建立在对以色列的物质捐助基础之上。

在贝林看来，原有的关系模式歪曲了现实，使以色列产生出依赖性，而事实上以色列已没有理由继续维持这种依赖性。更重要的是，美国及世界各地的犹太青年不可能把以色列视为自己的家园，因为这种模式下的以色列被描绘成一个由沙漠和骆驼组成的不发达国家，需要依赖于发达国家的帮助才能得以生存。而真实的以色列，一个繁荣发达的、现代化的、文化上异彩纷呈的以色列对于那些80%从未涉足过以色列的海外犹太人来说却成为了一个严加保守的秘密。如果以色列仍被描述成一个处境艰辛的贫困国家，其60多年的发展成就会被完全抹杀，其发展历程也会被误认为是失败的，以色列对全世界犹太人尤其是青年一代将越来越失去吸引力。^[23]

而以色列国内知识界出现的后锡安主义浪潮对以色列和美国及海外犹太人的关系也提出了质疑。受到后现代主义和后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后锡安主义者对于锡安主义的叙事，包括以色列与海外犹太人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评价。在和平进程启动之前，后锡安主义者中的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就开始重述以色列的历史，他们宣称以色列国家是带着驱逐巴勒斯坦难民的原罪而降生的，一批“新考古学家”则声称缺乏实际的考古遗迹发现证明犹太人圣经时代在这片土地上的存在和主权。和平进程启动后，后锡安主义者期待以色列能够真正成为这一地区的组成部分，结束与其邻居之间的冲突与对抗状态。他们讨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是以色列究竟应该是一个犹太国家、一个犹太民族的国家还是一个属于其全体国民的国家。在这一讨论中，海外犹太人与以色列的关系就产生了问题，如果以色列的未来应该是成为本地区的一部分，那它就应该更注重与中东而不是与海外犹太人的联系，与海外犹太人的关系可能会延缓其融入本地区的步伐。他们批评以色列的《回归法》给予海外犹太人以高于当地阿拉伯人的待遇，那些从未踏足过以色列一步的海外犹太人可以在任何时候返回以色列居住，而因恐惧在战争中逃离家园的阿拉伯人却无权返回。

在新世纪，不再存在处于危难中的海外犹太社团，进行对也门和埃塞俄比亚犹太人那样的海外犹太社团的集体拯救行动已无必要，以色列也不再需要派遣军人在美国犹太组织的筹款会上讲述战争故事。美国犹太人进一步融入了美国社会，其同化进程也在深化。以色列仍将是美国及海外犹太人认同的焦点，但以色列与海外犹太人的关系将不同于以往。

1998年，一批来自美以两国的政界、文化界和商界人士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美国—以色列犹太论坛（American-Israeli Jewish Forum），该论坛试图以相互依赖原则取代过去的互不干涉共识来勾画发展新世纪以色列与美国关系的新蓝图，并提出了一些新的建议。^[24]

在敏感的“谁是犹太人”问题上，论坛成员提出应明确世俗犹太人的概念，并应发展“世俗皈依”的形式，使美国犹太通婚者中的非犹太配偶（未加入其他宗教者）通过这一方式加入到犹太民族的行列中，从而减缓美国犹太人的同化进程。但这些世俗皈依的犹太人能否被登记为犹太人目前仍存争议。

2000年开始进行的“发现—以色列生来就有的权利”项目经过10余年的运转，在加强两国青少年的相互了解和认同方面取得了成效，除了组织美国青少年来以色列访问之外，论坛建议把该项目扩大到组织以色列青少年前往美国犹太社区的回访活动，同时，还可在访问的前后进行更多的预备性和后续性活动项目。

以色列与美国犹太社团的联系应是持续和机制化的，尽管众多的美国犹太组织在双方的联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这两大犹太群体之间并没有一个正式的代表性的双边机构。以色列曾经一度宁可把美国犹太社团视为一个过渡性的流亡社团而对建立这样的组织并不热心，美国犹太人则担心与以色列定期的正式会商机制会招致“双重忠诚”的嫌疑，因而在建立联合组织的问题上也显得犹豫不决。缺乏这样一个正式的双边协调沟通机制使双方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曾几次出现令对方措手不及的情况，同时也缺乏了解对方事后反应的机制。现有的犹太组织虽然在促进以色列与美国犹太人的联系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大都还是以原有的“动员模式”建立起来的。一些有识之士呼吁应整合现有的犹太组织或是建立新的以色列—美国犹太联合组织。如有的提议重组犹太代办处和世界犹太人大会等组织，有的建议成立犹太议会。贝林提议成立一个名为以色列之家（The House of Israel）的国际犹太组织，该组织可在接纳超过100万名会员后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选出代表，该组织应广泛地接纳各界犹太人，锡安主义者和非锡安主义者，犹太教各派别均应有各自的代表，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支犹太人群体，以色列和美国应在组织中拥有平等的代表。代表会议可在美国和以色列轮流举行。这些建议虽仍未付诸实施，但其设想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有犹太学者提出，21世纪的新技术革命也为以色列加强与美国犹太人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卫星电视、网络等技术可为这两大犹太社团架起新的桥梁，拉近其距离，建立起虚拟的犹太社区，或者称“犹太地球村”。如可以利用卫星电视技术，建立起以互动模式为基础的犹太卫星电视网络。而在网络上建立起虚拟社区可以说非常适合散居各地的犹太民族，犹太网站、聊天室、博客为无论身处何处的犹太人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大大便捷了犹太人之间的联系。

以色列与美国犹太人之间的“动员模式”虽然被认为已不合时宜，但在新世纪仍可以新的形式在双方的关系中发挥其效应，以色列可与美国的犹太组织合作，将“动员模式”运用到援助世界其他地区的犹太社团和第三世界的项目中去。例如，以色列和美国的犹太志愿者在协助前苏联犹太社团的工作中已经开始携手合作，在对世界各地发生的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的救援行动和第三世界国家发生的人道主义危机救助行动中以色列与美国犹太人可采取联合行动，协同配合。通过这样的合作行动，以色列可加强与美国犹太社团及其他海外犹太社团的联系，同时，美国犹太社团也帮助以色列提高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

20世纪90年代，在奥斯陆协议签署后中东和平进程稳步推进，对于中东实现和平的乐观预期使得要求调整以色列与美国犹太人关系的呼声日益强烈。然而，随着和平进程逐渐陷入僵局，特别是2000年戴维营谈判失败和第二次巴勒斯坦人起义爆发后，人们对中东和平的前景陷于悲观，“9·11”事件发生后，很多以色列人和美国犹太人得出结论，以色列与美国是在同一条船上。黎巴嫩战争和加沙战争以及伊朗潜在的核威胁使以色列重新处于危险之中。所有这一切使调整以色列和美国犹太人关系的呼声开始减弱，双方关系似乎又有“往回摆”的趋势，回复到更为传统的议事日程之中。美国犹太领袖再次强调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确保美国对以色列的政治支持，保护以色列的安全。^[25]

近年来，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和美国奥巴马政府窃听事件、以色列建设定居点、特别是伊核问题上的立场分歧使美以关系遭遇困难，这又为美国犹太人的积极介入提供了空间。

【注释】
(www.xing528.com)

[1]Zvi Ganim，An Uneasy Relationship：American Jewish Leadership and Israel，Syracus University Press，2005，pp.4-25.

[2]Yossi Beilin，His Brother's Keeper：Israel and Diaspora Jewr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Schocken，2000，pp.59-61.

[3]Yossi Beilin，His Brother's Keeper：Israel and Diaspora Jewr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Schocken，2000，pp.64-65.

[4]David Harris，A Century of Involvement：AJC and Soviet Jewry.American Jewish Yearbook 2007，pp.47-48.

[5]Yossi Beilin，His Brother's Keeper：Israel and Diaspora Jewr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Schocken，2000，p.67.

[6]Steven Bayme，American Jewry and the State of Israel：How Intense the Bonds of Peoplehood？Jewish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20：1-2，Spring 2008.

[7]Steven Bayme，American Jewry and the State of Israel：How Intense the Bonds of Peoplehood？Jewish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20：1-2，Spring 2008.

[8]Law of Return，http：//www．mfa.gov.il/MFA/MFAArchive/1950_1959/Law%20of%20Return%205710-1950

[9]Yossi Beilin，His Brother's Keeper：Israel and Diaspora Jewr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Schocken，2000，pp.69-70.

[10]Mirianne R.Sanua，Let Us Prove Strong：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1945-2006，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2007，pp.315-317.

[11]Theodore Sasson，“Mass Mobilization to Direct Engagement：American Jews'Changing Relationship to Israel”，Israel Studies，Volume 15，Number 2，Summer 2010，p.175.

[12]What is AIPAC？http：//www．aipac.org/about_AIPAC/Learn_About_AIPAC/26.asp

[13]Yossi Shain，Kinship and Diaspora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Ann Arbor，MI，2007，pp.56-57.

[14]Breira，希伯来语音译，意为选择。

[15]Theodore Sasson，“Mass Mobilization to Direct Engagement：American Jews'Changing Relationship to Israel”，Israel Studies，Volume 15，Number 2，Summer 2010，pp.177-178.

[16]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e/US-Israel/ujatab.html

[17]Theodore Sasson，“Mass Mobilization to Direct Engagement：American Jews'Changing Relationship to Israel”，Israel Studies，Volume 15，Number 2，Summer 2010，p.180.

[18]The Cohen Center for Modern Jewish Studies，Generation Birthright Israel：The Impact of an Israel Experience on Jewish Identities and Choices.Brandeis University，2009.www．brandeis.edu/cmjs.

[19]Theodore Sasson，“Mass Mobilization to Direct Engagement：American Jews'Changing Relationship to Israel”，Israel Studies，Volume 15，Number 2，Summer 2010，p.183.

[20]Yossi Beilin，His Brother's Keeper：Israel and Diaspora Jewr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Schocken，2000，pp.74-75.

[21]Steven Cohen&Charls Liebman，“Israel and American Jewr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A Search for New Relationships”，in Allôn Gal&Alfred Gottschalk，Beyond Survival and Philanthropy：American Jewry and Israel，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0，pp.5-6.

[22]Steven Bayme，“Israel and American Jewry：Oslo and Beyond”，Jerusalem Center for Public Affairs（JCPA），January 15，2008.http：//www．jcpa.org/JCPA/Templates/ShowPage.asp？DRIT=4&DBID=1&LNGID=1&TMID=111&FID=623&PID=0&IID=1999&TTL=Israel_and_American_Jewry：_Oslo_and_Beyond

[23]Yossi Beilin，His Brother's Keeper：Israel and Diaspora Jewr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Schocken，2000，p.52.

[24]Yossi Beilin，His Brother's Keeper：Israel and Diaspora Jewr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Schocken，2000，p.87.

[25]Steven Bayme，“Israel and American Jewry：Oslo and Beyond”，Jerusalem Center for Public Affairs（JCPA），January 15，2008.http：//www．jcpa.org/JCPA/Templates/ShowPage.asp？DRIT=4&DBID=1&LNGID=1&TMID=111&FID=623&PID=0&IID=1999&TTL=Israel_and_American_Jewry：_Oslo_and_Beyo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