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与美国犹太人关系的模式转变

在以色列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犹太人和以色列的关系呈现出一种“群众动员”（Mass Mobilization）模式，在这一模式下，美国犹太社团中的一些大型核心组织取代了世界锡安主义组织，承担着协调美国犹太人与以色列关系的职能。这些组织包括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JC）、反诽谤联盟（ADL）、犹太联合理事会和主要美国犹太组织主席会议（CoP）。^[11]同时，一批在政治上为以色列摇旗呐喊的组织也建立了起来，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成立于1954年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该组织被认为是美国院外集团中最有影响的亲以团体，是犹太院外集团中的中坚力量，能对国会施加关键影响，其宗旨是“通过确保维持美国对以色列的强有力支持以使以色列更为安全”。目前该组织已发展成为一个资金雄厚，配套齐全，专业性强，在美国有着深厚的人脉关系和财力支撑的强大的专业性游说集团，其会员超过10万人，被《纽约时报》称为“影响美以关系的最重要的组织”^[12]。

这些犹太组织针对以色列的两大主要任务就是筹集款项和对以色列提供政治上的支持。20世纪70—80年代，募集款项工作主要由联合犹太求助会在各地的分支机构组织进行，每年募集的款项达到数亿美元，这些资金分配给联合以色列求助会和美国犹太联合分配委员会（JDC），前者把资金转往以色列，后者则把资金转给急需援助的其他国家犹太社团。转到以色列的资金被移交给以色列犹太代办处，该组织作为世界锡安主义组织行政机构在建国前起到了事实上准政府的功能。以色列建国后，犹太代办处的许多职能改由以色列政府承担，但仍保留了鼓励世界犹太人移民以色列、协助移民定居融入以色列社会、开展青年和教育工作以及保持与海外犹太人的联系等职能。

在群众动员的模式下，从以色列1948年建国到1993年巴以奥斯陆和平协议的达成，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政治支持主要是通过对美国政府和国会的游说推动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经济和外交支持。以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为代表的犹太游说组织强调美以的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利益。除了少数持极端立场的组织，多数犹太组织结成同盟，向美国政府和国会施压，要求其加大对以色列的军事和外交援助。同时，这些犹太组织也对以色列政府的立场表示支持，如支持以色列在阿以冲突中的强硬政策。

在这一阶段，大多数普通美国犹太人实际上与以色列相隔遥远，他们与以色列的联系是通过其当地的犹太宗教或社团机构实现的，在犹太会堂的活动中，以色列被描绘成由富有英雄气概的领袖领导的一个进步、民主、热爱和平的世俗国家。^[13]一些美国犹太人在其教派或社团的发起和资助下，前往以色列短期访问，他们通常不会对以色列政府的政策采取支持或反对的立场。对多数犹太人来说，以色列是一种象征，象征着犹太人在经历了纳粹大屠杀的浩劫之后浴火重生，他们对以色列倾注了情感，而以色列政府的特定政策对这种情感来说则显得无关紧要。

在群众动员模式阶段，美国犹太人与以色列的关系是一种高度集中、自上而下、较为单一的关系，许多犹太组织在其中起着中介作用，同时，这种关系又是一种理想化的关系，以色列在美国犹太人眼中是一个理想化的国度。美国犹太人被一些大型的、高度集中化的犹太组织动员起来向以色列的半官方机构捐助资金，通过游说团体对以色列政府的政策提供支持。美国犹太人造访以色列及移民以色列通常主要是由一些美国犹太教教派机构和以色列犹太代办处安排。这种群众动员的模式鼓励了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理想化认知，但缺乏对于以色列的第一手了解与体验。

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美国犹太人向以色列提供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的“群众动员”模式开始处于一种逐渐消蚀的状态，而且这种消蚀状态似乎已不可逆转。经过20多年的发展，近年来，一种被学者称为“直接接触”（Direct Engagement）的新模式开始成为美国犹太人与以色列关系的新现象。

在“群众动员”模式下，美国犹太人能够较为一致地表现出对以色列的支持。但即使是在“群众动员”模式的全盛时期，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立场也不能说是铁板一块，右翼的极端正统派一向对锡安主义者人为终结犹太人上帝确定的流散状态而建立以色列国不以为然，部分左翼的美国犹太人则打破禁忌，公开批评以色列强占1967年第二次中东战争中夺取的领土。1973年春，美国大学校园中的一批犹太知识分子建立了一个名为布雷拉（Breira）的组织，^[14]该组织最初的目的是在以色列和海外犹太社团之间建立起公开对话，但在当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布雷拉积极主张推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相互承认。美国主流犹太社团组织对布雷拉采取了拒斥的态度，布雷拉不得不在1977年解散。

首次真正打破美国犹太游说集团亲以色列联合阵线的是来自右翼的力量。1993年，工党领导的以色列政府经过秘密谈判，与巴解组织达成“奥斯陆协议”，开启了巴以和平进程。而当时的反对党利库德集团则反对该项协议，其领导人内塔尼亚胡力图争取美国犹太人的支持。他很快赢得了部分右翼犹太组织的支持，如美国锡安主义组织，他们不顾以色列政府和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反对，游说美国国会对援助巴勒斯坦附加条件。而左翼的美国现在就和平组织（APN）、以色列政策论坛则针锋相对地为支持和平协议而游说。此后，更多地具有党派倾向性的左、右翼犹太组织纷纷成立或是加强了其政治游说活动。在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这样的主流游说组织继续支持以色列政府的政策的同时，新涌现的那些具有明显倾向性的组织则有着不同的政治议程，以色列政策论坛、正义与和平同盟、J大街等左翼组织支持阿拉伯和平倡议，主张以两国方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并和伊朗进行对话；右翼的美国锡安主义组织、国家安全犹太研究所（the Jewish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JINSA）、支持以色列安全的美国人组织（AFSI）则反对援助巴勒斯坦自治当局，反对撤离加沙的单边行动计划，主张对伊朗核问题采取强硬立场。^[15]

左右翼犹太组织的分化现象在2007年举行的中东问题安纳波利斯峰会期间表现极为明显。会议期间，正义与和平同盟发起了一场代表美国犹太人支持两国方案的示威活动；美国锡安主义组织和正统派联盟（Orthodox Union）等右翼组织则与以色列的合作组织共同发起成立了“耶路撒冷同盟”（Coalition for Jerusalem），反对在耶路撒冷问题上对巴勒斯坦方面做出让步。当时的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不得不作出回应，宣称“以色列对与以色列有关的事务拥有独立自主的决定权”。而反诽谤联盟的领导人福克斯曼（Abraham Foxman）则辩称：“耶路撒冷是属于全体犹太人的，所以关于其未来的讨论不能只听从以色列的决定。”

这些犹太组织的游说目标也扩大了，从过去仅针对美国政府和国会发展到将以色列政府也纳入其游说范围。更多的组织与以色列国内的相应机构配合行动，在美国与以色列两国同时推进其诉求，从在美国向以色列提供政治支持转为试图影响以色列政府的政策。美国锡安主义组织与以色列全国团结党（Israeli National Union Party）密切合作，支持以色列扩大定居点建设。美国现在就和平组织是作为以色列现在就和平组织的姐妹组织而成立的，两者密切合作，积极支持中东和平进程。不少跨国犹太组织或同盟直接介入以色列的政治博弈，如加沙战争、犹太定居点、和平进程、少数人群的权利、环境保护和宗教纷争等问题。

2009年初以色列对加沙发动“铸铅行动”军事打击期间，美国各犹太组织再次处于对峙状态。J大街组织宣称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不符合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呼吁立即实现停火，并结束对加沙的封锁；而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则声明完全支持以色列在加沙战争中的政策。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犹太人在以色列政治事务的立场上表现出碎片化和多样化的趋势。美国犹太人不再只是被动地支持以色列政府，而是更多地展示出自身的立场和诉求。带有强烈政治倾向性的犹太组织活动更为积极，主流犹太组织的倾向性也更趋鲜明，原有的政治上较为中立的大型组织的领导和协调能力则不断削弱。

90年代末期开始，美国犹太组织的筹款数额趋于稳定，但其中用于以色列的部分却急剧下降。1967年战争当年，联合犹太求助会募集的资金中有78%流向以色列，而到1990年，这一比例降至47%，2004年更是下降到23%。^[16]过去通过犹太代办处转交以色列用于安置新移民和以色列社会福利事业的资金更多被转而用于美国犹太社团的教育事业。与此同时，更多的犹太人以个人方式或通过基金会与以色列的项目或机构建立起了直接联系，资助对象包括大学、医院、博物馆和社会福利机构和像“发现—以色列生来就有的权利”这样的犹太青年访以教育项目，该项目于1999年启动，资助海外犹太青年对以色列进行免费的10日访问，目的是为了消除以色列和海外犹太社团，尤其是美国犹太社团之间的隔阂，强化参与者的犹太认同和与以色列历史文化的联系。据统计，2006年，以色列的艺术团体收到的此类捐助为9.49亿美元，教育团体为29.4亿美元，医疗机构为17.05亿美元，公用事业部门为15.63亿美元。^[17]这表明，美国犹太人越来越不倚仗大型的犹太团体来向以色列提供资助，而是直接把捐款转给以色列的特定机构。

此外，这些更为直接的捐助也反映了其捐助者的政治信念和倾向性，如通过一系列特别基金资助西岸犹太定居点、宗教学校和教育事业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于正统派美国犹太人，而左翼美国犹太人的资助则被用于促进民权、宗教宽容和阿犹民族共存的非政府组织。(www.xing528.com)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犹太青少年赴以色列的访问项目主要由各大犹太教派（正统派、保守派和改革派）的青年运动组织实施，这些青少年访问团在以色列的活动通常由犹太代办处的教育部门负责协调。这样的美国犹太青少年访问团的人数每年不等，在4000—9000人之间，以高中学生为主。而自1999年启动的“发现—以色列生来就有的权利”项目极大地改变了过去的运行模式，该项目主要由独立的美国犹太慈善团体捐助，以色列政府和由联合犹太求助会等组织合并建立的北美犹太联合会（JFNA）也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截至2009年，已有来自52个国家的20多万名犹太青年参与了这一项目，其中70%的参与者来自美国。2007年起，项目规模得到了扩大，每年参加这一免费旅行的犹太青年超过3.7万。投入这一项目的资金超过4亿美元，很多教育家、历史学家和旅游专业人士参与制定项目计划，尽管每个访问团因主题不同而各有侧重，但通常都包括耶路撒冷西墙、大屠杀博物馆和马萨达城堡遗址等犹太民族历史文化景点。与过去的访问项目相比，除了参与人数大为增加，参加者年龄段提高（18—26岁），日程缩短（由6周缩至10天）外，该项目更强调访问者与以色列同龄人的直接接触与互动，特别是会邀请同龄的以色列青年军人共同参与其行程，使双方能更深入地认识与了解对方。随着该项目规模的扩大，每年将有将近4万名美国犹太青年参与这一项目，如果这一项目得以持续，大多数的美国犹太青年在其26岁之前都能拥有这样一段经历，对美国犹太社团的未来及其与以色列的关系都将产生重要影响。^[18]

犹太教各教派组织并由犹太代办处协调的青少年访以项目的规模与“发现”项目相比已相形见绌，犹太代办处也开发了新的奖学金资助项目，鼓励海外犹太青年到以色列进行访学研究，但其作用显然已今非昔比。

同样，犹太代办处在推动和协调美国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过程中所起的核心作用也已下降。私人机构组织和安置新移民的工作更为灵活，同时也规避了官方机构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定居点安置新移民时所受到的限制。近年来，一部分美国犹太人和欧洲犹太人选择了以一种“部分移民”的方式移居以色列，即并未放弃在原居住国的生活，而是选择在以色列和原居住国之间轮流生活。这种“部分移民”模糊了以色列犹太人和海外犹太人之间的界限，这一新现象对以色列与海外犹太人关系将带来怎样的影响与挑战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交通的发展已大大便利了美国等海外犹太人与以色列间的往来，全球化和通讯手段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发达拉近了以色列和美国犹太人的距离。以色列的主要大报《国土报》（Ha'aretz）和《耶路撒冷邮报》（Jerusalem Post）的网络英语版成为关注以色列的美国犹太人获取以色列和世界犹太人新闻的重要来源。《耶路撒冷邮报》2009年出版了美国版的周报，在纽约的犹太社区与《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共同分发；以色列发行量最大的《新消息报》（Yedioth Ahronot）也在网上发布了英语版。在网上还可直接收看和收听以色列的电视和广播新闻。在一些犹太网站上，美国的犹太年轻人用博客等形式更多地讨论各种关于以色列的话题。不过，网络的发达也让以色列的国内危机和负面消息在第一时间传遍世界，而国际主流新闻媒体对以色列的大量批评也会影响到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认知。

“发现”项目也提升了参与者对以色列的兴趣，根据调查显示，有26%参加“发现”项目访以者在回国后的三个月内浏览过以色列网站查看以色列的新闻。^[19]以色列的电影和音乐在美国的发行比过去更为便利，在许多城市举办的以色列电影节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以色列的流行乐队在美国的大学校园和城市也吸引了大量观众。美国犹太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可以更为便捷地消费以色列的文化产品。

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基本认知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多数古老的流散民族群体往往对其故土有一种理想化的倾向，美国犹太人也不例外，但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美国犹太人在看待以色列时摘下了玫瑰色的眼镜，采取了一种更为现实主义的立场。如今的美国犹太人把以色列看成一个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富于魅力的国家，但同时这个国家又被许多严重的问题所困扰，需要得到正确的引导，而美国犹太人则可以提供这样的引导。一些美国犹太人认为以色列正在逐渐偏离其犹太特性和锡安主义理想，转而追求舒适的西方生活方式；还有的美国犹太人则认为以色列正在失去其民主国家的特性，因为其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和对待阿拉伯人等少数群体的方式以及宗教在国家中的地位都与民主国家的称号不相符合。

更多的美国犹太人可以发表自己对以色列的政治观点、对以色列提供直接捐助、以“部分移民”的方式在以色列工作与生活、直接消费以色列的新闻和文化产品、在认知以色列时以一种“冷静的现实主义”取代过去“天真的理想主义”态度。

这些变化表明，一种可被称之为“直接接触”（Direct Engagement）的模式正日益明显地表现在美国犹太人与以色列的关系之中。

在组织层面上，原有的“群众动员”模式下，协调美国犹太人与以色列关系的是一些大型的伞形组织和犹太社团联合组织，其政策取向偏于中性，这些组织的活动范围限于美国国内，其政治游说活动的目标是美国政府和国会，并不包括以色列政府，组织具有公众性特点，其主要活动都是将美国犹太人作为一个整体。而在处于上升阶段的“直接接触”模式下，其活动组织往往具有独立性，政策取向倾向性明显，期待在特定领域中塑造以色列的政策，其游说目标亦包括以色列政府，并在行动中与以色列国内的相应组织形成跨国犹太同盟，组织具有个性化特点，通常宣称只代表其支持者，无意代表美国犹太人的整体。

在个体层面上，“群众动员”模式下美国犹太人个人与以色列之间难有直接接触，犹太组织在其中充当了中介的角色，其对以色列的认知往往带有理想化色彩，对于自我的身份认同是“美国的犹太人”，自认是一个碰巧与某个外国（即以色列）具有情感上、种族上和宗教上联系的美国公民。在“直接接触”模式下，个人与以色列间的关系是个体经验型的，其对以色列的认知是现实主义的，对自身身份的认同较为复杂和多变，有时甚至表现出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公民身份。

尽管“群众动员”模式被认为已经逐渐消蚀，而“直接接触”模式代表着未来的主流方向，但事实上，这两种模式目前依然并存，在实践中同时起着作用，如一个美国犹太人可以同时向其当地的犹太联合会捐款或是把钱直接捐给以色列国内的团体，一些犹太组织也跨越在“群众动员”和“直接接触”两种模式之间。

“直接接触”模式之所以出现，除了现代交通和通讯方式的便捷之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以色列国内从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政治分化在90年代更趋显著，这种分化也带来了海外犹太人尤其是美国犹太人政治上的分化，以色列国内的各政党积极谋求海外犹太人的政治支持，各政党在巴以和平等问题上的争论不断深入，以色列国内左右翼政党轮流上台执政，很多美国犹太人难以跟上其政策转变的步伐，难以像在“群众动员”模式下那样一以贯之地支持以色列政府的政策。二是美国犹太人对于“双重忠诚”指控的担忧已在下降，他们愿意与以色列发展更为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