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与美国犹太人关系的演变和发展

1948年，以色列国成为犹太世界中一个新成员，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以色列土地上并不存在任何重要的犹太社团，而刚刚建立的以色列国尽管面积很小，却宣称自己是所有犹太人的家园。

世界上大多数犹太人欢迎以色列的建国，把以色列看作自己的祖国，共同关注着以色列的生存，并期待其繁荣发展。以色列是全球唯一的犹太人国家，也是古犹太国家灭亡两千年后才第一次出现的犹太民族国家，多数海外犹太人自然将其视为自己的祖国。尽管多数海外犹太人并不打算移居以色列，但是有了以色列这个靠山，一旦遭遇迫害或灾难，他们仍有一个安全的避难所。有了以色列这样一个犹太文化和精神中心，就不必再担心犹太民族和文化会因同化而消亡。

不过，并非所有犹太人都赞同以色列建国，一些犹太人担心以色列国的存在会影响犹太人在所在国的地位，会在当地激起反犹主义，一些极端的犹太教徒则认为以色列是人为建立的国家，并不符合神的旨意，因而对以色列国家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以色列的建国对世界和美国犹太人提出了一系列令人困惑的问题：例如，以色列能否宣称，犹太人离开居住国移民以色列居住就是正确的，而继续留在散居地就是错误的？以色列是否可以决定犹太律法以确定谁是犹太人？以色列是否已成为犹太人的精神中心，抑或美国才是事实上的犹太精神中心？

建国初期，海外犹太人担心，以色列自我宣称为犹太民族家园并呼吁犹太人离开散居地移民以色列之举会被反犹主义势力所利用。如果一个国家的犹太公民准备将以色列视为其真正的祖国，就会面临究竟是忠于祖国还是忠于居住国的双重忠诚问题，其居住国会由于犹太人忠诚于其他国家而对其不再信任。50年代，一些美国社团领袖就曾公开发表声明，反对称其仍处于“流散中”的说法，强调美国就是他们的祖国，他们的忠诚只属于美国。^[1]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领导对以色列建国可能给美国犹太人带来的政治和心理上的困境表示了担忧。对他们来说，以色列应被承认只代表居住在以色列的国民的国家，而不应宣称代表整个犹太民族。

为了协调以色列与美国犹太人的关系，澄清令人困惑的问题，以色列首任总理本-古里安刚一建国就邀请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领导人访问以色列。这些美国犹太领袖告诉本-古里安，以色列不应将自己描绘成犹太民族的国家及其发言人，也不应鼓励美国犹太人移民以色列。他们要求本-古里安停止鼓励美国犹太青年移民以色列，否则，他们将被迫重新考虑对以色列的支持。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领导人认为，是否移民以色列是美国犹太人的内部事务，以色列的呼吁形成了对其处理内部事务的外部干预。

1949年10月，本-古里安在联合犹太求助会的会议上再次呼吁美国犹太青年移民以色列，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普罗斯考尔给本-古里安写信重申了其观点，并称他无法说服美国人向这样一位鼓励美国人移民国外的领导人提供资助。当时的以色列正处于建国后的困难时期，本-古里安急需得到美国犹太人的帮助，不能冒让这一严重的分歧继续发展下去的风险。他对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表示他的意图是呼吁美国犹太青年“选择性地”移民以色列，只是针对一些特定的个体而并非针对整个美国犹太社团。委员会坚持认为，不能将美国犹太社团看作最终将返回以色列故土的流散社团，相反，正是由于强大的犹太社团在美国的存在，通过善款资助和对以色列安全事务的影响才能保证以色列的生存。

由于以色列领导人在这一问题上的表态仍有矛盾，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主席雅各布·布劳斯坦要求本-古里安对以色列在美国犹太人的移民问题上作出正式的承诺。1950年8月，本-古里安邀请布劳斯坦访问以色列，经过紧张而艰难的谈判，双方交换了正式的声明，这两份声明成为以色列与美国犹太人关系的基础。此后，从未有人表示要修改或废除双方达成的这一谅解。

本-古里安并未将声明提交内阁批准或列入官方文件，布劳斯坦也并不能代表所有的美国犹太人，尽管如此，这一被称为“本-古里安—布劳斯坦协议”的文件仍被认为是很多年里对双方均有约束力的有效协议。

从双方的声明来看，显然是布劳斯坦处于上风，他赞扬了以色列的成就，指出以色列的民主制度符合美国价值观，以色列的存在鼓舞了经历大屠杀之后的犹太人的士气，但以色列有责任保证其言行对其他国家犹太公民的敏感处境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本-古里安在声明中明确表示，以色列国只代表其自己的公民，绝不谋求代表其他任何国家的犹太人。他还强调，以色列人民不愿也无意干预海外犹太社团的内部事务，以色列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犹太社团的实力以及其与以色列的合作。本-古里安对号召移民的问题也作了妥协。他表示以色列愿意看到美国犹太人移民以色列，因为以色列需要美国犹太人的知识、技能、自信和首创精神，但是否前来以色列取决于每个美国犹太人自身的自由判断。以色列所需要的先驱者不仅来自犹太人遭受迫害和处于流亡中的国家，同时也来自那些犹太人过着自由生活并与其他公民享有平等地位的国家，但先驱者的本质依然是自由选择。^[2]

在本-古里安正积极推动世界各地犹太人，尤其是阿拉伯世界的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同时，他却不得不向美国犹太人在两个关键问题上做出了让步：首先，本-古里安承认世界上最大的美国犹太人社团并非处于流散状态，而是可被视为以色列的“大姐姐”，因而，他把流散地形容为犹太人遭受迫害的地方，而不是犹太人在故土之外所有生活的地方；其次，他在呼吁美国犹太青年移民以色列的问题上也向布劳斯坦屈服，尽管美国犹太人是最大的犹太人才资源库。

此后的几年中，双方屡次指责对方违反了协议，但又表示将继续遵守协议。

本-古里安曾几次与美国犹太人之间发生争执，他曾在锡安主义组织大会上批评生活在以色列之外的犹太人阻碍了犹太人实现其成就，还警告说生活在自由和繁荣国度中的海外犹太人面临着“死亡之吻”的威胁，即缓慢而持续地走向同化。美国犹太委员会则抨击以色列的《回归法》，声称自动给予所有犹太人以色列公民身份只会让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生活在以色列之外的犹太人是一个离开了家园的民族，而以色列是其唯一的家园。

本-古里安之后的埃希科尔和梅厄夫人两位总理都曾重申对于本-古里安—布劳斯坦协议的承诺，然而实际上，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使得这一协议失去了意义，并且在突然之间改变了以色列和美国犹太人的关系。(www.xing528.com)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即六日战争）爆发前，美国犹太人对于战争将使以色列付出惨痛代价的担忧与日俱增，试图以自己的努力弥补未能在二战期间拯救更多的犹太同胞的遗憾。不仅仅是犹太富人增加了对以色列的捐助，处于多数的中产阶级也将自己的积蓄汇往以色列。1967年，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捐助额达到6亿美元。还有1万多名美国犹太志愿人员来到以色列，美国犹太人对于以色列的认同明显上升。

对于越南战争多持反战立场的美国犹太人却对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间的六日战争持强硬的鹰派立场。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军队的表现印象深刻，对这支被他们认为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军队”产生了强烈的认同。美国犹太人自豪地感到，当美国陷于越南战争的泥沼之时，以色列在战场上的表现证明了犹太人是英勇的战士。六日战争动员起了美国犹太社团的力量，以色列成为美国犹太人共同关注的焦点。一种对于以色列的自信感在美国犹太人中油然而生，他们对因支持以色列而被指责为“双重忠诚”的担心程度有所下降。很多犹太人从“柜子里走了出来”，自觉地强调其犹太身份和对以色列的认同，六日战争成为了唤醒犹太人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的铃声。^[3]

在美国，以色列成为各种犹太集会的根本动因。国会两党犹太议员发现，召集以以色列为议题的会议比单纯召集犹太议员会议要更为便利。与本-古里安和布劳斯坦的时代相比，以色列对美国犹太领袖的影响力也在增强。美国犹太领袖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取决于美国政府对其的重视程度，而美国政府则因为这些犹太领袖与以色列领导人的关系而对其更为看重。

美国犹太组织此时已基本完成了为美国犹太人争取权益的斗争使命，他们找到了一个新的目标，即成为以色列的代言人，这一目标为促进犹太民族的团结也发挥了作用。20世纪70年代初，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发展为一个强有力的犹太组织，因为美国犹太人乐于支持这样一个将主要宗旨定为维护和支持以色列在美国的利益的组织。

当时，最让美国犹太公众激动的，就是擦着眼泪聆听前来美国访问的以色列士兵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讲述其战斗经历的时刻。当时也是以色列军队高官访美的黄金时代，他们向其犹太同胞展示了一个新以色列的形象。以色列国家债券的认购也在当时达到最高潮。

美国主要犹太组织主席会议的实力也得到了增强，当时他们突然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在联合国和其他场合为以色列辩护并驳斥关于以色列是侵略者和剥削者的指责。这种因战场上的胜利而带来的自豪感和在以色列的批评者面前维护以色列的需要相结合，造就了新一代亲以的美国犹太领袖。这一代美国犹太人从以色列获得了力量，同时又对以色列提供帮助，双方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关系。

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以色列称为赎罪日战争）使乐观的情绪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赎罪日战争并没有把六日战争的巨大影响一扫而空，也没有改变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支持，但是以色列的形象却完全不同了，它又恢复到了受害者的地位，以色列咬紧牙关才侥幸避免了失败。

赎罪日战争期间，以色列发现自己处于极为危险的境地，以色列的伤亡人数四倍于六日战争，但来自美国的志愿者人数却减少了，美国犹太人支持以色列的积极性开始下降。在一些犹太人看来，提到以色列时不再感觉到自豪，而是烦恼，因为他们不得不不断地为以色列的立场进行辩护，而实际上他们在内心中并不完全支持以色列的立场——作为曾经遭受歧视的少数族裔，美国犹太人追求自由民权的愿望十分强烈，但以色列对国内阿拉伯少数族裔的歧视性政策是他们所无法认同的。一些犹太人自动割断了与以色列的联系，以避免这种烦恼。

但这一时期，以色列与美国犹太人都更深地介入对方事务，以色列的政策在很多领域影响到美国犹太人，美国犹太人的行动也会影响到以色列的内外政策。双方在密切配合相互支持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分歧。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色列曾与美国犹太社团在由谁接纳苏联移民的问题上产生争执。在美国犹太社团的努力和美国政府的压力下，70年代苏联政府允许大批苏联犹太人离开苏联，这些申请离境者得以离开苏联的唯一法律依据是其在以色列的亲属的邀请函，由于以色列与苏联当时已断交，他们离开苏联后首先被送到维也纳的中转站；1973年的战争后，越来越多的苏联犹太移民要求有自由选择其最终目的地的权利，他们拒绝服从犹太代办处将他们送到以色列的安排，而是转而求助于美国犹太组织，要求他们帮助办理去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签证，并为他们移民美国提供财政资助。这引起了以色列的不满，以色列坚持称所有离开苏联的犹太人持有的是以色列的邀请，他们必须回到以色列，那些要求去美国等国的犹太人应在离开苏联之前通过各国驻莫斯科的外交使团办理好签证手续。对以色列来说，大批苏联犹太移民的到来能够推进锡安主义的目标和促进犹太国家的发展，而如果这些苏联犹太人中途转向他国，苏联政府可能会停止批准犹太人离境。^[4]以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为代表的美国犹太组织尽管理解和同情以色列扩大移民入境的愿望，但表示不会采取行动限制个人选择的权利。最终，大量的苏联移民选择美国作为其目的地。以色列和美国犹太社团在吸引苏联犹太移民问题上成为了竞争对手，美国犹太组织的立场并不符合以色列的眼前利益。但双方在帮助苏联犹太移民的问题上依然保持着合作。80年代末，由于美国政府停止了对移民的补贴政策，新一波苏联移民大多选择了以色列作为其目的地。美国犹太社团在为苏联犹太人进行游说的过程中，显出其进取、强势和高效的一面，表明“一个推进犹太利益的强大机器已经在美国形成”。1967年战争后，美国犹太人中普遍存在着对以色列的强烈认同，认为以色列是犹太历史的巅峰，最能体现犹太品质，是现代犹太人身份认同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美国犹太人认为自己可以为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选择的任何目标和政策主动提供财力和政治支持。以色列则利用美国犹太人在美国的政治体制内推动其自身也包括苏联犹太人的利益。他们敦促、笼络，有时甚至操纵美国犹太人社团向美国政府施压，以达到让苏联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目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驻纽约、华盛顿和其他地区的联络处将苏联犹太人问题纳入美国犹太人和美国公众的议事日程，美国犹太社团的领导在就苏联犹太人问题作出重要决定前，都同以色列联络处人员进行磋商。但在自由选择权问题上美国犹太人采取了独立于以色列的立场。这表明，美国犹太人在与以色列的关系中并不是被动地听从以色列领导人，而是根据自身的利益来界定自己同以色列的关系，有时完全独立于以色列。许多美国犹太领袖把自由选择权置于以色列国家利益之上，在新形成的美国犹太身份认同中，很大程度上，以色列的中心地位已经让位于对于美国犹太人当地的和内部的关切。

1985年，世界锡安主义大会指控奥地利总统、前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曾在纳粹军中有过不光彩的历史，以色列不得不立即召回了驻维也纳的大使，尽管这一外交举措并不完全符合以色列的直接利益，但以色列不能承受将其政策与美国等海外犹太人的愿望完全分离的风险。^[5]

有时，美国犹太人的影响也能使以色列进行从长远来说符合其利益的政策变化。由于以色列长期处于国际孤立状态，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色列与另一个遭受国际孤立的国家南非发展了比较密切的关系，双方领导人互访频繁，在经济和军事领域发展起了密切的合作，甚至有报道说双方在研发核武器过程中也有合作，并共同进行过核试验。由于南非拒不改变种族隔离政策，其孤立处境日益严重。一贯崇尚自由平等的美国犹太人对南非白人政权极为反感，在反对种族隔离和声援南非黑人的斗争中与美国黑人共同走在前列，多次发起大规模的抗议和声援行动。以色列与南非的密切关系使美国犹太人处境尴尬，美国犹太组织正努力游说联合国废除将锡安主义与种族主义等同的议案时，以色列的举动却给反对者提供了口实，也不利于以色列在美国的形象。美国犹太社团向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其改变这一政策。80年代后，南非的国际处境更为艰难，以色列不得不考虑到美国犹太人的要求，1987年3月，以色列内阁发表声明谴责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并限制以色列与南非的安全联系，外长佩雷斯宣布，以色列将不再与南非签署新的军事合作协议，现有协议待执行完毕后也将自动失效。8月，以内阁又批准了一系列措施，限制与南非之间的贸易、体育和文化往来。以色列还建立了一个委员会以评估对南非进行制裁的建议。

然而很多情况下，以色列在采取行动时并未将美国犹太人作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如1979年，以色列总理贝京披露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扬（Andrew Young）与巴解组织官员秘密会晤的消息，最终导致安德鲁·扬被迫辞职。在这一事件中，美国犹太人几乎也是自动地与以色列的决定保持一致，但由于安德鲁·扬的黑人身份，这一事件导致美国犹太社团与黑人社团的关系严重恶化，使美国犹太人失去了一个长期的盟友。显然，以色列政府在决策过程中，考虑的只是以色列的诉求，阻止美国与巴解组织的接触，而不会考虑这一决策可能对美国犹太人产生的不利影响。

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也引起了美国犹太人和以色列之间的意见分歧，一些美国犹太领袖在谴责以色列行动的媒体广告上签了名。但这并没有影响以色列的战争行动。

1985年，一名在美国海军情报部门工作的美国犹太人波拉德（Jonathan Pollard）被指控为以色列充当间谍，并被判处终身监禁。这一事件再次引起了美国犹太人和以色列之间关系的紧张，很多人对以色列招募美国犹太人从事间谍活动感到愤怒。以色列外交部前总司长阿维奈里（Shlorno Avineri）认为美国犹太人担心对其“双重忠诚”的指控是典型的流散时期心理，总是过于关注他人的评价^[6]。尽管可能大多数犹太人并没有听说过波拉德的名字，或是只把他当成个人的犯罪行为而不会对犹太人的整体忠诚度表示怀疑，但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失望却是实实在在的，以色列对波拉德的招募表明其情报部门的判断失误，而当波拉德被揭穿后，以色列就放弃了他，同时却奖赏了其上司。很多美国犹太人不赞同波拉德的间谍行为，但对其受到的重刑惩罚提出了疑问。^[7]多年来，以色列政府曾试图以多方交换间谍等方式让波拉德获释出狱，甚至一度被认为其获释将与以色列支持伊核协议相挂钩，但都未能实现。直到2015年11月，波拉德在入狱30年后，终于获释。波拉德服刑期间的1995年曾向以色列提出入籍申请，起初，以色列内政部拒绝了这一申请，理由是无法为一个尚未移居以色列的人颁发国籍，但之后又很快推翻了这一决定，授予波拉德以色列国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