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与美国犹太人之经济联结优化方案

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起，美国犹太社团就对以色列在经济发展中的需要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美国犹太人不仅通过院外集团的政治游说活动推动历届美国政府向以色列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同时也从自己的口袋中为以色列捐赠了大量的援助，用于以色列的各类机构和特定目标，尤其是在以色列面临军事上的危机或是其他紧急情况时。

刚刚建国的以色列就经历了一场战争，其经济前景十分暗淡，战争几乎耗尽了以色列本就微薄的资源。而安置欧洲犹太难民和战后从阿拉伯国家涌来的难民潮更令以色列经济雪上加霜。1948～1949年间来到以色列的移民有30万，而其宣布建国时的人口不过是60万，也就是说建国后的两年之内以色列的人口就增长了50%。

以色列向美国犹太社团和美国政府请求援助。在美国犹太社团的协助下，1949年，以色列从美国进出口银行获得了1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安置移民，1951年，以色列又获得了3500万美元的附加贷款，用于发展农业。同年，美国国会批准向以色列每年提供直接援助拨款，用于移民安置和经济发展。1952～1955年，援助款项共达2.15亿美元，另外还有1.2亿美元的贷款。^[1]

这些援助和贷款并非轻易得到，由于建国初期的以色列实行“均衡外交”，尚未完全倒向美国，当时美国政府内部对向以色列提供援助仍有很多反对声，甚至怀疑以色列政府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美国犹太社团在使美国政府转变态度、同意向以色列提供经济援助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美国进出口银行那笔1亿美元的贷款曾经在194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成为一个争论的焦点。

1948～1952年间，以色列政府实施了紧缩的经济政策，实行基本商品配给制和严格的价格管制，但是这些努力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黑市的存在使基本消费品价格猛涨。1952年，经济紧缩计划带来的是严重的外汇短缺、失业率的上升和定价体系的失灵。

1952年开始，以色列政府实行相对宽松的“新经济政策”，以缓解外汇短缺，吸引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政府试图通过取消价格管制以减少赤字，降低通货膨胀。

这一政策转向的出台与1949年从美国移居以色列的经济学家丹·帕丁金（Don Patinkin）有着不小的关系，帕丁金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是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另一位美国犹太人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好友。1949年5月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设立了经济学系，帕丁金成为以色列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同时他也是本-古里安总理和几任财政部长的非正式经济顾问。^[2]他还培养出了一大批以色列本土经济学家及经济学人才，很多占据了以色列财政部、银行等经济机构的重要职位。^[3]弗里德曼本人也在1952年成为了以色列政府的经济顾问团成员。这些美国犹太经济学家为以色列的经济决策过程提供了宝贵的建议，为以色列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952年的新经济政策导致以色列政府与联邦德国签署了《赔款协定》，德国将从1952～1964年的12年里向以色列支付8.2亿美元的国家赔偿，德国的赔款为以色列提供了发展基金，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贸易逆差和财政亏空。在以色列国内，该协议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并引发了暴力冲突。不过，协议谈判得到了美国犹太社团的支持和帮助，犹太代办处曾在纽约召开了有23个世界性和全国性犹太组织参加的会议，要求向德国政府索赔。

同一时期，以色列政府开始向美国犹太人出售以色列国家债券。1950年9月，本-古里安在与美国犹太社团领袖的会议上提出向美国犹太人发行国家债券的建议，得到了美国犹太社团的支持。这一计划可达到双重目的：既可获得数千万美元用于移民安置和国家基础建设，又可吸引美国及其他海外犹太人积极参与到犹太国家的建设中。

1951年春天，本-古里安亲赴美国，出席了在纽约举行的债券发行启动仪式，本来预期第一年能够售出2500万美元债券，但美国犹太人认购热情极高，实际售出数量超过预期一倍，达到了5200万美元。^[4]总部设在纽约的以色列发展公司（Development Corporation for Israel，DCI）经美国金融监管机构注册成为以色列债券在美国的包销商。以色列债券后来又逐渐扩展，除美国外，还在加拿大、拉美和欧洲等国出售，其投资者也不局限于犹太人。据估计，自其发行以来，总销售额已超过260亿美元，为以色列基础设施建设和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用债券资金投资的发展项目包括：

国家水利输送建设项目，灌溉面积达4000平方公里，使以色列实现了农业自给。

死海工程，建立了提炼钾和溴的工程设施。

阿什杜德、海法和埃拉特港口建设和扩建工程，扩展了以色列向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出口通道。

哈代拉电厂项目，缓解了以色列能源短缺的问题。

近年来，以色列债券还投资于更多的发展项目，如为前苏联和埃塞俄比亚犹太移民建造房屋和创造就业机会，扩建本-古里安机场，改善国家公路系统，建立海水淡化厂等。目前正在进行的项目还包括开发南部内盖夫沙漠工程和在北部加利利地区建立高科技工业园区等。^[5]

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德国的赔款和以色列国家债券的发行改善了以色列的资金短缺，经济发展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其经济增长率从1952～1953年的1.8%提升到1954～1955年的将近17%。

从1948年到1957年间，美国犹太社团为帮助全世界犹太人共募集了13.7亿美元的资金，其中的60%给了以色列（约8.13亿美元）。

由于以色列和美国在第二次中东战争问题上出现政治紧张，1957年美国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缩减到4000万美元，包括贷款和美国根据1952年“以食品换和平”对外援助项目的拨款。(www.xing528.com)

从1958年到1966年期间，以色列经济经历了一段快速增长期。美国的经济援助是推动其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之一，这一时期美国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达到7亿美元，其中1.37亿美元为军事援助贷款。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居民收入和通货膨胀也不断上升，由于国内消费品需求的高涨导致出口增长缓慢，进口则迅速增长，结果是国际收支平衡状况严重恶化，1962年实行了稳定经济的政策，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1964年的贸易逆差达4.6亿美元，比上一年猛增40%。以色列政府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抑制国内需求，削减进口，扩大出口。紧缩计划失去了控制，1966年的经济增长率只有2%，远低于前五年10%的平均增长率。1965到1967年间，以色列失业率增加了3倍，经济衰退引发了以色列建国后第一次向外移民的浪潮，多数以色列移民者的目的地是美国。^[6]

从1958年到1966年，美国犹太社团每年平均向以色列提供了6200万美元的捐款，占了全美所有犹太社团组织募集资金的48%。而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六日战争）的爆发和以色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美国犹太人，大大激发了其犹太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豪感，而以色列控制耶路撒冷老城对犹太人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美国犹太人蜂拥进会堂表达安慰和感恩之情，并用实际行动表达了这种感情，他们为以色列捐赠了数目空前的资金。美国犹太人1967年向以色列捐赠资金达到2.365亿美元，是1966年的6400万美元的四倍。在战争爆发的当天，美国犹太组织在纽约举行了一次聚餐会，在会议开始的15分钟里，平均每分钟就可得到100万美元的援助保证。^[7]“仅五个波士顿犹太家族就捐赠了250万美元，在克利夫兰，一天之内就募集了300万美元，而在圣路易斯一晚上就募集了100万美元，一位大屠杀幸存者捐赠了5000美元，这是其所有的积蓄。而另一个人在几天之前刚刚破产，却从一位朋友那里借来了1万美元以支持这次募捐行动。”^[8]1967年，美国犹太人还购买了1.9亿美元的以色列债券，与捐赠相加流入以色列的资金达4.3亿美元。这次战争也见证了以色列在美国犹太人捐赠资金流向上的变化，1967年，美国犹太组织募集的资金中80%流向了以色列。

1967年六日战争以及以色列国防开支的迅猛增长使以色列经济再度活跃，1968年以色列经济增长率达到了15%，1969～1972年经济保持了年均11%的稳定增长，外国资本投资和流入也有很大提升。战争胜利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犹太人曾掀起一阵移民以色列的热潮，战争还让苏联犹太人的民族情绪得以复苏，在美国、以色列等地犹太组织的声援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下，苏联从70年代起开始放宽对犹太移民的限制，整个70年代移居以色列的苏联犹太人有22万多，这些移民的到来扩展了以色列的人力资源，来自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劳工也扩大了以色列的劳动力大军。

1962年，美国政府宣布向以色列出售霍克防空导弹，这是美国第一次向以色列提供先进导弹。六日战争后，以色列购买美国武器装备的数量也在增长，主要是坦克和飞机等装备。购买这些武器的资金是以贷款的形式从美国获得的。1968～1970年，以色列获得购买军火的贷款1.35亿美元，1971～1972年达到8.45亿美元，而第四次中东战争（赎罪日战争）后的1973～1974年更是达到了13亿美元之多。显然，以色列如果继续以这样的巨额贷款来获取军事装备的话，它将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而无力继续发展其经济。然而，美国犹太人院外活动集团在国会的游说活动取得了效果，减轻了以色列的负担，美国国会决定将军事援助贷款中的相当一部分转为赠款。^[9]

美国犹太组织的直接资金流入也经历了变化，1968～1970年为5亿美元，1971～1973年达到7亿美元，这一时期美国犹太人募集了数量可观的资金以帮助接纳安置来自苏联的犹太移民。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后，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捐赠数翻了一番，从1973年的2.36亿美元跃升到1974年的4.88亿美元，占同期美国犹太社团总募捐额的70%。尽管以色列得到了美国犹太社团的大量捐助资金，然而战争对以色列经济造成的冲击和影响一直持续到1985年，战争直接开销超过60亿美元，还有大量资金被用于对死亡与受伤人员家庭的抚恤。油价的上涨也对以色列经济产生了直接影响，进口石油的开支增加到原来的6倍，通货膨胀翻番，从1971～1973年的年均17.2%增长到1974～1977年的年均39.6%。同期的经济增长率则从9.5%下降至3.2%。以色列经济出现了滞胀的现象。以色列政府试图采取改革措施扩大出口平衡国际收支，但这些努力均归于失败。

1977年利库德集团上台执政，在贸易和外汇领域实行自由化的改革政策，主要内容包括：货币根据供需状况自由浮动，取消外汇管制，取消进口补贴等。^[10]以色列公民可拥有外汇资产以避免本国货币贬值而遭受损失。改革政策未能遏制个人消费的增长。1977年，尽管货币贬值了47%，但出口只增长了8%。利库德政府过高低估计了国民的承受力，国内经济形势日益恶化，尤其是通货膨胀恶性上涨，1979年已上升至80%。到1984年，情况更为恶化，通货膨胀率一度超过500%。

为了避免以色列陷入破产境地，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提出了稳定以色列经济的计划，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犹太人斯坦利·菲舍尔（Stanley Fischer）是提出这一计划的美国政府顾问。美国还以经济援助鼓励以色列与埃及之间的和谈。1979年，美国国会提出向以色列提供30亿美元特别援助的法案。同时，美国援助的方式也从原先的提供购买美国进口商品的资金形式改为政府间直接拨款。尽管当时美国经济同样出现了衰退，国会对美国经济状况也极为担忧，但这一经济援助法案经过犹太院外集团的游说活动，在众参两院以压倒性优势获得通过。1977～1984年间，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直接捐助达到23亿美元，占同期美国犹太社团募集慈善总额42亿美元的55%。^[11]

1985年开始的经济稳定计划使以色列的通货膨胀率从500%下降到1986～1990年的年均不到20%。1987年爆发的巴勒斯坦起义影响了旅游业和经济的增长，尽管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但经济增长速度在1986～1990年间只维持在年均3.8%的水平。1989～1992年间，来自苏联和埃塞俄比亚的50万犹太移民又使以色列人口增加了10%。

1985～1994年，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达到33亿美元，占美国犹太人同期募集资金72亿美元的46%。这些钱很大一部分是在1990～1992年间募集的，其中有9亿美元是用于苏联和埃塞俄比亚移民的安置。美国犹太社团还进行游说活动使美国政府批准向以色列提供100亿美元的贷款担保，用于为新移民建设住房。

1976年以来，以色列一直是接受美国援助最多的国家，并且也是二战以后累计接受美国援助最多的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每年为以色列提供30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军事援助18亿美元，经济援助为12亿美元。美国从1981年起将所有的经济贷款改为赠款，1985年起将所有的军事贷款改为赠款，使以色列经济避免了全面滑坡的局面，并使其实现了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健康、稳定的发展，其年均经济增长率保持在5%～6%。^[12]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出现了经济援助逐年减少，同时军事援助有所增加的趋势。以色列希望逐步减少对美国经济援助的依赖，以色列与美国达成共识，将美国每年度对以色列的30亿美元援助减少到24亿美元，具体是用10年的时间将每年12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减少到零，而同时将1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逐步增加到24亿美元。1999年起，美国开始落实这一共识，到2008年，美国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已减少到零，而军事援助则增至24亿美元。而事实上，美以又很容易找到为以色列提供额外援助的理由，在经济援助逐步减少的这一时期，以色列几次获得了额外援助。如2000年，美国以支持以色列执行“怀伊河协议”为理由，在为以色列提供19.2亿美元例行军事援助的同时，又另外给予其12亿美元的援助。2002年，美国又向以色列额外提供了2800万美元的反恐基金。据估计，截至2009年以色列建国61年，美国提供给以色列的经济援助总额已超过1060亿美元。^[13]美国犹太利益集团的游说活动对美国的巨额援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尽管很难用明确的数字来衡量美国犹太人的努力在其中所占的比例。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美国犹太社团的努力，以色列不可能得到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美国援助。

1995～2000年，美国犹太社团每年向以色列提供约3亿美元的捐助，大约占美国犹太社团每年筹集善款的40%强。2001年起，由于犹太社团将更多的募集善款用于美国犹太社团自身建设和对世界犹太人的捐助，以及以色列经济已实现了现代化，并已进入了世界高收入国家的行列，美国犹太社团对以色列的捐助额有所减少，捐助数字减少到每年约2亿美元，占其筹集善款总额的比例也下降到23%上下。据不完全统计，1948～2004年，美国犹太社团向以色列提供的捐款额达到120亿美元，占其募集善款总额的47%。^[14]此外，还有数以百万计的美元直接流入以色列的组织或一些特别项目，众多的“美国之友”团体资助了医院、学校等以色列机构。几乎每所医院、大学等都有“美国之友”团体，吸引美国犹太人的捐款。

以色列设立了各种基金会和奖学金，吸引美国犹太人为主的世界各地犹太人的资助发展以色列的市政、教育、卫生和社会福利事业。以色列则以捐助人的名字命名学院、图书馆、教学楼、实验室、宿舍区、医院、救护车和犹太会堂等，并经常进行各类联谊活动，增进捐助者和受赠单位的联络。如大学举行授予荣誉称号活动、市政建设则举行竖牌揭幕典礼等活动。以色列的许多大学、医院邀请境外犹太人参加董事会，其中海外董事至少在一半以上，多数是美国犹太人，每年董事会邀请海外董事共同参与学校、医院的建设与管理，吸引美国犹太人在教育、卫生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捐款和投资。在这类捐款中，较有影响的有1966年由耶路撒冷市长设立的“耶路撒冷基金会”（Jerusalem Foundation），该基金会用筹到的捐款改造和修缮耶路撒冷，用于古迹保护和市政设施建设，如街道、绿化和排污等，基金会致力于提高耶路撒冷市民的生活质量，将“社区建设和经济活力、民族共存、文化生活与创造力”作为主要目标。基金会在美国设有办事处，接受美国犹太人的直接捐助。40多年来，基金会在耶路撒冷已完成了2000多个项目，如“手拉手”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双语教育、大卫塔耶路撒冷历史博物馆等。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色列设立了“地区振兴计划”，使80多个世界各地犹太人社团与国内不同地区建立“姊妹关系”，用境外犹资发展当地的教育、文化和卫生事业。美国犹太人积极推动建立了许多将美以两国联系在一起的基金会。如“美国以色列文化基金会”，通过向以色列文化机构提供资助，颁发奖学金等支持以色列文化的发展，共支持了13000多名以色列艺术家和600多家以色列文化机构。1972年建立的“美以共同科学基金”（The US-Israel Binational Science Fund）通过两国在科学研究与成果开发领域的合作，将美国最新技术及时引进到以色列，促进以色列高科技产业的发展。1953年成立的“美以工商会”（The America Israel Chamber of Commerce&Industry）目的是加强美以之间的商业、贸易联系，鼓励美国犹太人增大对以色列的投资，促进以色列的经济繁荣。^[15]1964年设立的以色列教育基金（Israel Education Fund，IEF）最初是美国犹太捐助者对本-古里安要求采取行动以缩小以色列不同移民社群之间的文化差异的回应，目的是为所有的以色列儿童提供从小学到中学的免费教育，随着基金的发展，其资助范围已不限于教育领域而扩展到以色列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联合以色列求助会与犹太代办处成为该基金的主要合作伙伴，美国犹太捐助者可将捐助资金直接通过求助会转至该基金，除了用于以色列的中小学校建设以外，基金还被用于更多的领域，如社区学前儿童教育与日托中心，公共图书馆，社区学院、成人教育体系，娱乐、体育和养老设施，学术奖学金等。犹太代办处在以色列的12所高校设立了学术与职业培训项目，利用美国犹太人对这一项目的捐赠为来自以色列偏远地区及家境困难家庭的学生提供帮助，有2.9万名学生参加了这一培训计划。美国犹太联合分配委员会在北美犹太联合会的支持下建立了“社会发展行动计划”，通过该计划向以色列贫困家庭赠送了1万台电脑，有3万以色列儿童从中受益。^[16]

近年来，由于中东和平进程停滞不前，相继爆发了巴勒斯坦起义、黎巴嫩战争和加沙战争，北美犹太人联合会与其他犹太组织合作发起了“以色列应急运动”（Israel Emergency Campaign），接受美国犹太社团的捐助，用于帮助以色列在冲突后的重建与恢复，已募集了3.6亿美元的资金。在危机时期，这笔资金主要用于应急需要，如升级避难设施，协助转移儿童、老人和残障人士至安全地点，为在冲突中失去家园者提供临时住所，提供紧急医疗救护，提供心理干预等。危机过后，资金主要用于教育，社区重建和恢复经济等项目^[17]。

为了吸引美国犹太人等海外犹太人的直接投资，以色列政府在减免税、赠予、贷款担保、加速折旧和提供基础设施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除军事工业外，一般不限制海外犹太人的直接投资，他们可直接在以色列开办独资和合资企业。吸引海外犹太人的直接投资，有力地促进了以色列的经济发展。^[18]

但也有学者认为，美国犹太社团对以色列的大量捐助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政府的预算赤字和收支不平衡，造成以色列生活水平的人为拔高和公共经济部门的扩张，阻碍了最具活力的私营部门的经济活力，实际上延缓了以色列经济的增长。^[19]

在以色列与美国犹太人的关系中，对于普通美国犹太人来说，除了响应犹太组织的号召，通过选票、向亲以候选人提供政治捐款以及向国会和白宫写信、发邮件和打电话等方式表示对以色列的政治支持，通过犹太组织及其慈善网络向以色列提供经济捐助已成为其保持自身犹太民族身份认同的更普遍和更重要的方式。随着美国犹太人与外族通婚现象的增多，其犹太身份认同出现减弱的趋势，不同教派间的分歧也导致其民族凝聚力的下降，而以色列这个犹太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存在则为美国犹太人找到了一个维系其犹太身份认同的重要象征。对以色列的政治支持更多局限于犹太政治上层，而且，美国犹太人也并非完全认同以色列的所有政策。对于以色列的经济支持则几乎得到所有美国犹太人的响应，在为以色列经济的安全、繁荣和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也满足了自身对于犹太民族和以色列国家的认同需求。对于以色列来说，尽管经济支持对于以色列经济发展的意义已呈下降态势，但依然是其凝聚美国及海外犹太人支持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