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与美国犹太社团的政治互动：案例分析与研究

以色列驻美国兼驻联合国大使埃班1959年在出席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年会时发表演说，对犹太人委员会给予了高度赞扬：“在饱受苦难的犹太民族的生活实现转折的伟大时刻，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与其他团体一样掌握着犹太民族的命运。没有人会忘记你们在新生的犹太国家处于危急之时所提供的兄弟般的支持，没有人会忘记你们帮助以色列建立起来的国际地位基础和我们急需的与美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友谊，在忠实于自身的美国原则和犹太民族的兄弟情谊之间，你们扮演了不可缺少的角色。”^[84]埃班的赞美尽管不无恭维，但也确实体现了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及所有美国犹太社团对以色列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成立于1906年的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在以色列建国前就积极支持锡安主义事业。以色列建国后，更是积极投入对以色列的支持之中。1948年9月，委员会代表团拜会了杜鲁门总统，要求其给予以色列以法律上的正式承认并支持以色列加入联合国，这次拜访的目的不久即达到。委员会还与国务院高级官员以及伊朗国王会晤，确保从伊斯兰—阿拉伯国家的犹太难民逃离并移居以色列的通道保持畅通。

1949年3月，本-古里安总理邀请委员会代表团访以，以评估新生的犹太国家的需要及委员会所能提供的帮助。本-古里安与其他以色列官员与代表团进行了深入的会谈，充满活力与希望的犹太国家给美国犹太社团领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从内心感到竭尽全力帮助以色列是美国及全世界犹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代表团回国后，委员会积极投入了敦促美国政府援助以色列的活动中，帮助以色列从美国获得了发展经济所急需的贷款和援助拨款。委员会在以色列与联邦德国政府关于赔偿大屠杀受害者的谈判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与委员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委员会领袖经常与美国政府官员保持接触，就以色列所关心的苏联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援助、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经济禁运、以色列与邻国的冲突等问题阐述以色列的看法，并呼吁美国向以色列出售防御性武器。以色列前总理梅厄夫人曾说，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主席雅各布·布劳斯坦比以色列自己的外交官更能够接触到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

在1956年的第二次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大使埃班曾寻求委员会的帮助，向美国政府解释以色列的行动和立场。委员会要求杜勒斯国务卿坚持阿拉伯国家必须与以色列进行和谈，保证联合国在西奈半岛的存在以及以色列船只通过蒂朗海峡的权利。在这期间，委员会还展开了静悄悄的外交努力，使得很多埃及犹太人能够移民以色列。

1961年，委员会宣布在以色列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办事处，这是第一个在以色列设立办事处的美国犹太社团组织。其主要功能是使以色列人了解美国犹太人和其他海外犹太人社群的犹太生活，以维持其共同的犹太文化，同时，办事处也将作为委员会设在以色列的耳目，便于了解以色列的最新动态与需求，使委员会领导获得关于以色列国内最新趋势的定期报告，以便及时调整政策。

委员会的以色列办事处很快在以色列确立了其重要地位，与以色列从政治领导层到学术界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使以色列了解到美国犹太人的发展状况。

1967年5月，纳赛尔宣布对以色列船只关闭蒂朗海峡时，委员会立即要求美国官员重申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6月5日，以色列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委员会总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会后，委员会领导打电话要求助理国务卿罗斯托（Eugene Rostow）安排一次与总统的不公开会面。不过，以色列在军事上的迅速成功使这一会面失去了必要。对于以色列生存的担忧和获胜后的欣慰对美国犹太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委员会主席阿布拉姆（Morris Abram）宣称，这场危机使美国犹太人意识到，他们与全世界的犹太人的共同之处就是其脆弱性，海外犹太人的生活与以色列的生存紧紧相连。

为了支持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主权”，委员会将办事处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委员会还在耶路撒冷设立了阿拉伯—犹太对话机制，希望能够缓解阿犹冲突。耶路撒冷市长称赞委员会在促进阿犹理解中起到的媒介作用。

战后，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动员起全部力量反击对以色列不利的宣传，尽可能消除人们对于以色列侵略者和占领者的印象。委员会及其地方机构监控每天对以色列的不利报道，委员会开会召集公关专家，商讨以色列应如何更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委员会在欧洲和拉美的办事处也搜集了当地对以色列的舆论报告，供以色列政府参考。

委员会还在美国、其驻各国办事处、联合国和红十字会等继续开展静悄悄的外交，帮助大批犹太人离开了敌对的阿拉伯国家。

在美国知识分子和大学校园里，对以色列的批评之声一度较为强烈，甚至不少犹太知识分子和学生也受到了影响，委员会在校园里展开运动，为以色列进行辩护。并组织了美国犹太青年学者赴以访问两周的活动，该活动每年都会进行。不少犹太青年学者在访问了以色列之后，改变了原先对以色列的批评立场，转而成为美国校园中以色列的热情辩护者。

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委员会再次使用其幕后秘密外交渠道，主要是通过梵蒂冈和国际红十字会，使以色列战俘能够得到人道待遇。

委员会在华盛顿举行记者会，请以色列官员表达观点。委员会还在全美各地的电台发起一场亲以色列的运动。通过对美国其他宗教、种族群体的公关行动，委员会改善了以色列在美国的形象，委员会征集到基督教、美国黑人和白人社团领袖的共同声明支持以色列。

为了抵御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禁运对美国造成的不利影响，从而引起美以关系的变化，委员会设立了能源工作组，能源工作组会晤美国石油公司的巨头，说服他们确信能源短缺与以色列无关。委员会还发起了一项长期的全国能源项目，减少美国对阿拉伯石油生产国的依赖，提高能源效率，研究替代性能源。

在反对联合国将锡安主义与种族主义并称的决议过程中，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也处于前列，委员会联合26个美国族群团体发表声明谴责决议。最终导致联合国取消了这一决议。

委员会努力抵御阿拉伯经济禁运的影响，1975年，委员会领导人与美联储主席伯恩斯进行了私下会谈，会后，伯恩斯下令各地联邦储备机构要求其分行不要参与阿拉伯国家抵制以色列的行动。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和美国犹太人大会及反诽谤联盟共同参与了与商业界的谈判，美国商业界的代表担心美国的反抵制政策会威胁到其在中东的经济利益，并牺牲美国国内的工作岗位。谈判结果导致了有利于以色列的结果，1977年美国通过的联邦法律禁止个人和企业遵守、促进和支持针对美国友好国家的经济抵制行动。(www.xing528.com)

1982年，委员会建立了犹太—以色列关系研究所，在促进以色列与美国犹太人的互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委员会组织以色列各领域的未来领导人和美国犹太社团的年轻领导人进行互访，增进互相之间的了解。以色列国防大学派遣其毕业班学生参加委员会的年会，使其了解美国犹太人作为以色列重要的战略资源的意义。

1982年起，委员会还发起了一项名为“交换项目”的计划，组织美国有影响的非犹太人前来以色列访问，并举行研讨活动，迄今为止，参与这一项目的人数已超过4000，他们在美国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包括国会议员和工作人员、联邦和地方政府官员、基督教的主教、妇女运动领导人、黑人牧师、亚裔领袖、拉美裔领袖、媒体代表、大学校长、学生组织主席等，甚至还有美国穆斯林社团中的温和人士。2002年，该项目扩展到了全球范围。目前已有超过400名来自世界各地非犹太群体的领导人通过这一项目访问了以色列，这些人中包括欧洲和拉美的议员、东欧的外交官、欧洲的反恐专家、意大利的记者、土耳其的政策分析人员、泰国的安全官员和印度的一个穆斯林和平代表团。以色列内阁成员、各党派的议员、教育界、商业界、学者、宗教人士都会与这些访问者会面，会见者中也包括以色列阿拉伯社团的人士。这些活动促进了以色列与外部世界的相互理解，有助于提高以色列的国际形象和地位。2007年，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对不顾国内抗议而来访的印度穆斯林代表团领导人表示，他们的来访对以色列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991年海湾战争前夕，伊拉克威胁对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委员会组织了125名该组织领导人前往以色列进行被称为“大无畏行动”的声援活动。战争爆发当天，委员会的3位主要领导人到达以色列，以显示其与以色列的团结。委员会展开了大规模的宣传行动，表示对以色列的支持。

为改变以色列的国际孤立状态，委员会领导人曾在世界许多国家进行外交游说活动，1991年起，委员会将秋季在美国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作为其外交活动的舞台，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委员会领袖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与会的各国外长举行会晤，每年秋季在纽约举行的与各国外长会议已从最初的4国外长发展到2007年马拉松式的与70多国外长的会谈，其中也包括一些未承认以色列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外长。以色列政府对委员会的外交努力表示了赞赏，外交部前副总司长希洛甚至宣称：“如果以色列准备将其外交政策私有化，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是一个主要的候选者。”^[85]

在帮助德国和日本停止与阿拉伯国家合作抵制以色列的过程中，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德国前总理科尔在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多次施压后，在给委员会的一封信中宣布改变抵制以色列的政策。参与日本政府决策的一名高级外交官也表示，委员会与日本政府间长期稳定而低调的对话对日本改变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另一项外交成就是帮助以色列“红色大卫盾”组织加入了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委员会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该组织是第一个访问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毛里塔尼亚等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团体，也是第一批访问沙特的犹太团体之一，访问人员坚持使用盖有以色列签证的美国护照。委员会利用其驻耶路撒冷的办事处及其他设施作为巴以领导人避开公众注意、私下交换意见、推动和平进程的场所，被称为“第二管道外交”。

1995年拉宾被犹太极端分子刺杀在犹太人中引起了极大的震惊，委员会开展了大量活动，呼吁犹太民族保持团结，支持将和平进程继续下去。

1998年以色列建国50周年之际，委员会在美国主流报刊发布了“以色列对我意味着什么？”的广告，并整理发表了从杜鲁门到克林顿10位总统的相关声明。

20世纪90年代，委员会在联合国开展了一场为以色列争取外交支持的运动，长期以来，由于以色列不属于联合国任何一个地区性集团，因而一直无法进入安理会。委员会发起了一场争取使以色列先进入联合国西欧与其他国家团体（West European and Others Group，WEOG），进而有资格进入安理会的公关宣传运动，他们在《纽约时报》等主流报纸和地方报纸上发布广告，在广告的左半部列出184个有资格进入安理会的国家名单，右半部则只有一个国家，即以色列。广告呼吁读者将支持以色列的表格寄给联合国官员。在美国代表团和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的共同努力下，2000年，以色列被暂时接受为西欧与其他国家团体的成员。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称，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创造了历史。

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委员会也竭力为以色列辩护。2002年在南非举行的世界反种族主义大会上由于出现了对以色列的批评声音，受鲍威尔国务卿邀请加入美国官方代表团的委员会领导人退出了代表团。

2000年后，中东和平进程陷入僵局，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使以色列的安全形势再度恶化。委员会坚持派代表团去以色列，并表示不能允许以色列感到孤独和被抛弃。

“9·11”事件之后，委员会下设的中东和恐怖主义部对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追踪研究引起了美国决策者和国际反恐专家的注意。委员会鼓励以色列和美国反恐专家之间的交流，还组织安排了15名以色列高级警官来到美国受到恐怖活动威胁的城市交流反恐经验。

2007年的黎巴嫩战争期间，委员会又派遣了40人代表团，访问了仍在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火箭攻击之下的斯代洛特和海法，看望了受伤人员和被掳士兵的家属，并发起了一场捐款行动，很快就募集到了200多万美元。

2008年，以色列外长利夫尼在会见来访的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董事会成员时表示，以色列与该组织进行了最实际和有效的合作。例如，近年来，以色列外交部将委员会宣传以色列的出版物译成各国文字，通过以色列驻世界各国的大使馆散发。

从以色列与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政治互动过程来看，以色列早已意识到美国犹太人这一潜在的资源，在与美国的交往过程中，充分调动起以犹太院外集团为代表的美国犹太社群的政治热情和参与度，对美国政府、国会、舆论等决策过程产生重要作用的领域施加强大的压力，使其朝着有利于以色列的方向发展，并达到了其预设的结果，有时甚至达到超出其预想的结果。

美国犹太人则与以色列里应外合，配合默契，通过直接游说、以选票和政治捐款影响竞选和影响公众舆论等途径影响美国决策层，使以色列的利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障。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犹太人及其院外活动集团满足了自身的利益诉求，提升了犹太人在美国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扩大了其在美国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但美国犹太人的利益并非完全与以色列同步，因而美国犹太人并非完全被动地听命于以色列的发号施令，他们也不愿意被人视为与以色列政府处于上下级被领导的关系，而在美国国内引发对于其“双重忠诚”的质疑。美国犹太人在支持以色列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影响力有时又能够被用来制约以色列，使其对某些内外政策作出修正或调整。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外交政策的影响也并不局限于以美关系这一领域，其活动领域也涉及以色列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与以色列关系冷淡甚至敌对国家的交涉以及以色列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的地位。由于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中处于孤立状态，美国犹太人在这些领域的活动对以色列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美国国内对犹太院外集团的活动不时有提出质疑的声音，甚至有人认为以色列通过美国犹太人绑架了美国的外交政策，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所著《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一书即认为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活动既损害了美国的战略利益，长远来看也不利于以色列。该书发表后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争议，促使更多的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但这并未成为美国国内的共识，美国犹太人仍将继续对美以关系以及美国外交政策尤其是中东政策产生重要的影响。美国决策者也并非被动一方，他们也会利用美国犹太人这一美以沟通交往中的重要渠道向其施加压力，从而影响以色列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