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与美国犹太官员及高层的对话与合作

美国犹太人在美国政府中担任高级职位的人数不断增多，在美国的中东政策与外交决策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美国犹太官员尽管大都在公共场合竭力避免表示其亲以色列的立场，在外交事务中也力图保持在阿以之间的平衡立场，但其与生俱来的犹太身份往往使其不可避免地倾向于以色列，他们与以色列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以色列的立场极为了解，能够理解以色列的处境，自觉不自觉地使美国采取偏袒以色列的立场。以色列当然也极为重视发挥这些美国决策层中的“犹太因素”的作用，因为这些人可对美国与以色列相关的政策施加最为直接的影响。此外，美国总统及其高级决策层经常会有一些犹太友人或支持者可与其就与犹太及以色列等相关问题进行直接的对话与讨论，往往会对决策过程起到出其不意的重要影响。在以色列建国获得杜鲁门总统支持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布劳斯坦（Jacob Blaustein），就是这样一位高层对话者。早在1950年，美国犹太人社团领袖就和美国国务卿达成一致，美国犹太社团可以和美国国务院负责近东事务的部门保持密切联系。^[32]

在尼克松政府时期，其亲以色列的氛围较为浓厚，这与基辛格这位犹太籍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下意识的亲以色列的立场是紧密相连的。基辛格在处理中东事务，特别是在处理阿以冲突及巴以冲突的过程中，根本上还是从偏袒以色列的利益出发的，而他对于维护阿拉伯国家的利益往往只是策略性的。这是尼克松政府制定和执行中东政策时最大的“犹太因素”。尼克松政府中的人士在描述基辛格时，说他与以色列打交道时不是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而是以一个朋友和顾问的身份。^[33]拉宾在担任以色列驻美国大使期间曾与基辛格发展了密切的关系，并表示希望改变通过美国犹太领袖影响美国政策的传统，因为他更倾向于直接与行政当局打交道，显然，基辛格的存在才使得拉宾有此口气发表这一对美国犹太领袖略显不敬的看法。

克林顿政府中东政策的制定，受到那些同以色列有联系的犹太裔官员的很大影响，曾在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并曾任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和助理国务卿的马丁·因迪克（Martin Indyk）和克林顿的中东特使丹尼斯·罗斯（Dennis Ross）这两位犹太裔官员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在2000年7月的戴维营首脑会议上，他们是克林顿总统最密切的顾问。在戴维营，美国代表团从以色列总理巴拉克那里接受了大部分的提议，事先同以色列协调谈判立场，以色列的建议经常是作为美国的提议提交给巴勒斯坦人的，以至于巴勒斯坦的谈判代表抗议说，他们“正与两个以色列代表团进行谈判，一个挂着以色列国旗，另一个挂着美国国旗”。^[34]克林顿第二任期（1997—2001）的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成长于天主教家庭、婚后随丈夫成为圣公会教徒，然而就在其就任之际，她在一次采访中承认其祖父母都是捷克犹太人，她的亲属中有多位死于纳粹集中营，奥尔布赖特的父母在战争期间从犹太教皈依为天主教徒。当时尚年幼的奥尔布赖特并不知道这些家庭的历史，她的父母后来带着她移居美国，也从未向她提及其家庭的犹太出身。按照定义，奥尔布赖特已不能算作犹太人，但一些阿拉伯人仍怀疑她有倾向以色列的嫌疑。

小布什政府中包括了众多坚定支持以色列的犹太裔新保守主义代表，如埃里奥特·埃布拉姆斯（Elliott Abrams）、保罗·沃尔福威茨等人，这些官员坚定不移地推动得到以色列赞同的政策。在埃布拉姆斯2001年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东问题的职务时，以色列的《国土报》不禁欢呼：这一任命对于以色列政府来说是上天赐予的礼物。2003年，埃布拉姆斯在罗马与时任以色列总理沙龙举行了一次未经宣布的会面，在这次会面中，沙龙首次向埃布拉姆斯透露出以色列有撤离加沙的计划，他是第一位获知此计划的美国官员。2002年4月16日，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作为布什政府的唯一代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共同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支持以色列的全国团结集会活动。

被任命为奥巴马政府白宫办公厅主任的伊曼纽尔与以色列有着更为深厚的联系。他父亲是一名出生于耶路撒冷的儿科医生，20世纪50年代移居美国芝加哥。其父在接受以色列记者采访时称，他的孩子们都是锡安主义者，每年都会去以色列，并表示，伊曼纽尔显然将影响总统做出支持以色列的行动。^[35]批评者指责伊曼纽尔拥有美国和以色列的双重国籍，并称伊曼纽尔曾在以色列国防军服役。而全国犹太民主党委员会的执行主任伊拉·福尔曼（Ira Forman）表示，伊曼纽尔的任命表明奥巴马在有关美以关系的问题上将不会听取错误的意见。^[36]

以色列和美国的决策层都将美国犹太人视为互相传递信息的一条重要管道，尽管以色列驻美国大使经常被召到国务院与国务卿直接会晤，以色列与美国领导人之间的互访也极为频繁，但有时双方都更愿通过某种间接的渠道进行接触，使对方了解自己的诉求与想法，预先试探对方的反应，避免因事先缺乏沟通而造成不和谐。由于这些高层对话者身兼美国人和犹太人的双重身份，有的甚至具有美以两国的双重国籍，他们能够准确地理解双方的立场和考虑，同时也能够得到美以双方的共同信任，并可向双方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因而成为传递信息的最佳人选和美以幕后沟通的重要桥梁。幕后沟通的形式通常包括，某个受人尊敬的犹太领袖与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进行经常性的会面，有时甚至会飞往耶路撒冷就重要问题直接与以外长或总理直接对话。这些美国犹太高层对话者的建议往往能够得到美以双方的积极回应，因为他们有着特殊的利益和能力来推动两国的密切关系。随着现代通讯手段的发展和多边、双边等各种外交活动及场合的不断密集化趋势，两国领导及决策层直接接触沟通的机会大幅增加，高层对话者的作用有逐渐减弱并让位于国会和院外游说集团的趋势，但依然发挥着令以色列领导人看重的不可替代的作用。(https://www.xing528.com)

高层直接对话者中有一位典型人物是马克斯·费舍尔（Max M.Fisher，1908—2005）。费舍尔是一位来自底特律的犹太商人，曾担任支持向以色列移民的慈善团体“联合犹太求助会”（United Jewish Appeal，UJA）的主席，筹集资金支持犹太人移民以色列，他与犹太代办处及以色列政府往来密切，认识每一位重要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筹集竞选资金。1965年，艾森豪威尔曾对费舍尔表示对自己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期间的决定感到懊悔，并说自己如果有一位犹太顾问，可能就不会迫使以色列人从埃及后退了。^[37]尼克松认为费舍尔能够在正反双方势均力敌时对最后的决定产生重要的影响，并能够改变总统的想法。1969年，当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无法从尼克松那里得到提供军用飞机的承诺时，费舍尔却得到了这一承诺。1969年12月，美国宣布了要求阿以直接谈判以实现“以土地换和平”的“罗杰斯计划”，遭到以色列民族联合政府中右翼势力的坚决反对，梅厄夫人专门为费舍尔安排了一次情报通报会，指出罗杰斯计划对以色列安全的不利影响。后来，尼克松私下授权费舍尔告知梅厄夫人，他永远不会强行实施罗杰斯计划。1975年，在与拉宾进行了数次长谈之后，费舍尔向福特和基辛格通报了以色列因安全原因而不愿放弃西奈山口的信息，福特虽未表示赞同，但还是花35分钟的时间认真听取了他的意见。费舍尔的这一高层对话者角色一直延续到里根和老布什政府时期。白宫举办的任何与以色列有关的社交活动都会邀请费舍尔参加，他还曾率领众多犹太人团体参与白宫和国务院的情况通报会。

卡特总统曾公开承认，从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以色列到埃以签署和平协议这段时间里，一位名叫利昂·查尼（Leon H.Charney）的美国犹太人在帮助他与以色列政府沟通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位纽约的犹太律师是白宫法律顾问罗伯特·利普舒茨（Robert Lipshutz）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埃泽尔·魏兹曼（Ezer Weizman）的密友，因而能够进入美以两国的最高层。埃以戴维营协议签署后，卡特曾致信查尼，表示感谢其努力，并称，在有关以色列的消息来源中，查尼提供了国务院和其他官方来源所无法提供的内幕信息以及很多重要的建议。查尼在美以双方间的穿梭往来及传递的双方高层信息绝大多数未被正式的外交文件记录在案。在必要时他可直接向总统汇报，他曾两次提醒卡特避免采取激怒以色列总理贝京的行动。查尼这一直接沟通渠道避免了官僚机构的拖沓和双方的误解，使双方决策层在整个过程中始终了解最新的动态。美以双方都愿意保持这一渠道的畅通。^[38]

以色列的这一幕后外交渠道还曾被用于以色列与其他国家的交涉之中，特别是与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如1972年，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和财政部长萨皮尔（Pinhas Sapir）秘密会见了美国石油大亨犹太人阿曼达·哈默（Amanda Hammer），要求其利用在苏联领导层中的直接沟通渠道斡旋苏联犹太人的移民问题，而当时以色列与苏联已断交多年。以色列要求哈默向莫斯科传递以色列的提议，以色列向苏联支付5亿美元以换取100万苏联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移民计划将持续数年，这笔款项将由世界各国的犹太人筹集。^[39]虽然哈默没能说服苏联领导人接受这一“以金钱换移民”的计划，这一幕后行动表明以色列在代表全世界犹太人利益及与非邦交国的交往中，仍不得不依靠美国犹太人作为其重要的外交代言人和利益代表。

此外，从卡特政府开始，白宫设立了犹太事务联络员一职，其主要职责是将政府的声音传达给有影响的美国犹太社团组织，并收集犹太社团的立场观点，以利于政府的决策。这一职务通常隶属于白宫公共联络处，其正式名称在各届政府中也有所不同。其职责并非轻而易举就可完成，一方面，联络员必须让与之联系的犹太社团领袖确信，当犹太社团有需要时，他能够直接与白宫决策者沟通互动；另一方面，他又必须从收集到的各犹太社团及组织互不相同的观点中找出共识，汇报给白宫。因而，通常这一职位都由熟悉犹太社团的犹太裔人士担任。^[40] 2013年7月开始担任这一职务的是曾任职司法部的人权律师马特·诺桑楚克（Matt Nosanchuk），2015年10月，他在接受《华盛顿犹太周刊》采访时表示，这确实是一项艰巨的职务，两年前他接任这一职位时，人们向他表示祝贺同时又表示同情。2015年7月达成的伊核协议在美国犹太人中引起了巨大争议，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美国犹太人大会等团体坚决反对该协议，就在伊核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及达成协议前后的几个月中，诺桑楚克及其助手花了大量的时间听取犹太社团的意见，试图说服那些坚决反对伊核协议的犹太院外集团及其组织，在8月4日的内阁会议上犹太社团的反对意见都得到了听取。反对伊核协议的犹太组织领导人声称过去一年里白宫听取犹太社团意见超过了过去25年中的任何一年，奥巴马一再向犹太领袖保证伊核协议的部分原因正是为了确保以色列的安全。^[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