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安主义运动对美国犹太人的影响

在美国，锡安主义思想早在殖民地时期就已经萌芽，当时的美国犹太人主要是通过向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提供捐助给予支持。早在18世纪60年代，北美犹太人已被要求帮助希伯伦受到压迫的犹太人，1775年，一位经认可的替巴勒斯坦犹太人收取捐款的人曾来到美洲殖民地。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美国犹太人中的一些精英就认为十二支派的后裔可以返回巴勒斯坦应许之地了。^[3]

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犹太人对于重返巴勒斯坦的支持是少量的和自发的，其中的一位代表人物是摩迪凯·曼纽尔·挪亚（Mordecai Manuel Noah），被称为美国第一位政治“锡安主义者”，他是一位记者、剧作家及律师，并曾在突尼斯担任领事一职，在中东任职期间，他就表现出了对于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的兴趣。1819年，他曾致信已卸任的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要求支持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建国，并得到了亚当斯热情的回复。1825年，挪亚着手在美国建立一个犹太定居点，为犹太人做好最终统治圣地的准备。他说服一位基督徒友人在纽约州布法罗附近的格兰德岛（Grand Island）买下一块地，以期在联邦宪法允许的范围内建立一个美国的犹太家园，作为犹太人在返回中东巴勒斯坦故土之前在新世界的一个替代性的临时中转站。这个雄心勃勃计划开始的同时也意味着其终结，由于未能得到充分的回应，挪亚的计划未能成功。他受到不少的嘲弄，但并没有放弃这一理想。挪亚意识到，没有基督教徒的帮助，他的目标不可能实现，此后数十年中，挪亚向美国的基督徒听众发表了无数次慷慨激昂的长篇演说，寻求他们的支持，挪亚的行动可说是当今美国犹太利益集团游说活动的先驱。^[4]

从19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美国犹太人组织了一些协会支援巴勒斯坦虔诚的犹太定居者，但这些协会的行动基本都以失败告终，其所筹集的资金很少能用到原本打算给予的犹太定居者身上。费城的艾萨克·莱瑟（Isaac Leeser）拉比是美国内战前最重要的犹太领袖，也是锡安主义思想的坚定支持者。莱瑟劝说美国犹太人，世界上如果存在一个犹太人的国家，不仅会增加犹太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而且会让犹太人在世界各地都拥有社会地位。

尽管有挪亚和莱瑟那样的鼓吹者，但锡安主义很长时间里在美国犹太人中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多数犹太人对锡安主义持淡漠态度，还有一部分则坚决反对。锡安主义的反对者主要来自于那些被高度同化的、生活水平相对较高，且在宗教上属于改革派阵营的德国犹太移民及其后裔，他们担心对锡安主义的支持会刺激美国国内的反犹主义抬头，并引起对犹太人双重忠诚和非美国化的指控。此外，由于早期锡安主义的支持者主要是东欧国家的正统派犹太人，早先来到美国的德国犹太移民在心理上也对这些东欧犹太人及其锡安主义倾向持拒斥态度，有意与之保持距离。不过正统派的一些领袖也反对通过人为力量在以色列重建犹太国家的努力，认为这不符合其等待救世主降临的宗教信念。他们宁可等待上帝有朝一日让犹太民族重返耶路撒冷。

19世纪末在欧洲，尤其是俄国、东欧等地出现的反犹浪潮使得大批东欧犹太人来到了美国，巴勒斯坦和美国成了当时受迫害的犹太人移民的主要选择，“圣地”与“黄金之地”之争也反映了美国犹太人对锡安主义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们同情移民“圣地”巴勒斯坦的锡安主义者，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在“黄金之地”美国，自由与和平正等待着他们，美国独特的历史和自由主义宪政同犹太人所居住的其他流散地迥然有别，在美国，犹太人能够实现在其他地方未能实现的伟大的启蒙目标：社会与宗教自由、经济机遇、文化进步和保持完整犹太身份的权利。^[5]在他们看来，美国就是他们的锡安圣地。

犹太教改革派对锡安主义开始持反对立场，这是因为他们认为美国就是犹太人的避难所，并赋予了犹太人很多政治权利，他们确信既然美国对所有的犹太人开放，在海外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新的避难所就是对美国的背叛。1885年，改革派在《匹兹堡教义纲领》中宣称“我们不再将自己看成一个民族国家，而只是当成一个宗教社团，因此我们不务求重返巴勒斯坦，也不会恢复有关犹太国的律法”^[6]，表明了对于锡安主义的弃绝态度。1897年，就在世界锡安主义大会召开后不久，改革派拉比艾萨克·梅耶·怀斯（Isaac Mayer Wise）在美国拉比中央大会上对锡安主义大加挞伐，称“锡安主义是对以色列神圣事业的出卖，是疯子的舞蹈”^[7]。1898年，美国希伯来公会联盟通过决议详细表述了改革派反锡安主义的立场，表示毫不动摇地反对政治锡安主义，认为锡安主义尽管是犹太人神圣的记忆，但不是犹太人未来的希望，并宣称：“美国就是我们的锡安。”以后的几十年中，这一原则一直是改革派的官方立场，但实际上对广大改革派信徒，尤其是改革派内的温和势力并没有太大的约束力。后来到20世纪20～30年代，犹太教改革派内的温和势力逐渐占据上风，改变了改革运动的方向，转而支持锡安主义目标，越来越多的俄国东欧犹太移民加入到改革派队伍，他们更具民族主义倾向，也更为同情重建犹太民族家园的锡安主义事业。1937年发表的《哥伦布教义纲领》标志着美国犹太教改革派的基本立场和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号召全体犹太人帮助“建设犹太人的家园——巴勒斯坦”，并努力将其建成“不仅是受压迫难民的避风港，而且也是犹太文化和精神生活的中心”^[8]，改革派组织开始积极支持锡安主义运动，成为二战期间及战后美国锡安主义运动形成高潮的重要推动力量，改革派拉比斯蒂芬·怀斯（Stephen Wise）和阿巴·希尔弗（Abba Silver）也成为美国锡安主义运动的领导人。

1897年在巴塞尔召开的首届世界锡安主义大会也有来自美国的代表参加。在当时的美国，锡安主义如野火般风行起来，美国犹太人对于锡安主义运动表示了密切的关注，所有有犹太社团的地方都成立了与锡安主义有关的协会，美国任何一个城镇，不论多小，基本上都有一个锡安主义团体。许多犹太人觉察到，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全心全意地接纳犹太人，不管这个地方的文明程度有多高，就连美国也存在反犹主义。他们相信，回归故土将使新巴勒斯坦成为浪漫的、富有田园气息的伊甸园。犹太人对锡安主义的热情反映在这样一个事实中：1891年，一个波士顿犹太人设计了一面犹太旗帜，两条蓝色条纹从白底子上横亘而过，条纹中间是一颗大卫星，上面有蓝色的希伯来语铭文“马卡比”，这面锡安主义的旗帜成为后来世界锡安主义组织的官方旗帜和以色列国旗的雏形。^[9]当然，不少美国的犹太人处于一种两难心理与矛盾心态之中，他们感到自己生活在两个世界中，他们亲巴勒斯坦，渴望一个犹太家园，但他们又亲美国。他们的意识中有两个文化中心，一个在应许之地，另一个在美国，让他们放弃在美国的生活回归巴勒斯坦是他们所不愿意的。

绝大多数保守派犹太人士是狂热的锡安主义者，正统派犹太人中则有分歧，某些正统派的领袖特立独行，不愿被当作世俗的锡安主义者，而是建立了名为“密茨拉奇”（Mizrachi）的宗教性锡安主义组织，并设立了许多附属的分支机构、妇女组织、青年社团和学校等。还有一批脱离了宗教的世俗主义和社会主义者，成立了犹太社会主义工党组织，即锡安工人党，也积极支持锡安主义。1912年，锡安主义思想家、文化锡安主义的创始人阿哈德·哈姆的《论说文选》（Essays）在美国出版，在美国犹太人中引起震动，他在书中指出，巴勒斯坦将是全世界犹太人的民族精神中心。这一文化锡安主义的观念极为重要，使更多的美国犹太人能够认同锡安主义的目标。

1897年，纽约的大约30个锡安主义团体联合，组成了美国全国性的锡安主义组织——美国锡安主义者联盟，这个组织是由多个锡安主义组织松散地维系在一起的，包括了形形色色的具有截然不同乃至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的组织，但锡安主义将他们联系在了一起，推动了美国犹太人中不同群体之间的融合。他们出版了各种宣传锡安主义的希伯来语、意第绪语和英语出版物。1912年，美国犹太妇女成立了自己的锡安主义组织——“哈达萨”（Hadassah），由一位名叫亨丽埃塔·索尔德（Henrietta Szold）的犹太女记者建立的这一组织，致力于根除疟疾、伤寒、霍乱和结核病等疾病，并将医疗带到巴勒斯坦。索尔德为美国犹太妇女提供了一项事业，使她们为了这一事业而热情高涨地工作。^[10]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锡安主义者联盟登记的成员只有7000—12000人，只占当时美国300万犹太人中很小的一部分。被称为“人民律师”的路易斯·布兰代斯成为美国锡安主义的领导人。布兰代斯的领导对锡安主义在美国的发展起到了主要的催化作用，他以积极的作风，提高了锡安主义的组织效率，锡安主义的领导层和财力比以往急剧增强。他的个人身份也给予了锡安主义运动持久的合法性，1916年，布兰代斯成为美国最高法院的第一任犹太大法官，更增加了对这种合法性的保障。布兰代斯是一个世俗化的犹太人，他的支持使锡安主义运动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使锡安主义在美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许多世俗化的美国犹太人在锡安主义中找到了一条将他们的进步理想和在一定程度上仍潜藏于内心的犹太情结相结合的方式。锡安主义以一种大众宗教的形式而成为了统一这些世俗犹太人的宗教，同时也成为团结各派不同宗教派别犹太人的一面旗帜。布兰代斯曾说：“要想做优秀的美国人，我们必须是更优秀的犹太人；而要做更优秀的犹太人，我们必须成为锡安主义者。”^[11]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美国的锡安主义组织发展到15万人。(www.xing528.com)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布兰代斯领导成立了一个处理锡安主义事务的临时执行委员会，向交战各国照会，保护东欧犹太人，保全和建设巴勒斯坦的犹太定居点。不过，美国犹太人在一战期间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派别斗争，布兰代斯被迫辞去美国犹太代表大会和锡安主义者联盟的领导职务，才使这场权力之争告一段落。

1917年，《贝尔福宣言》的发表可以说也有布兰代斯的功劳。布兰代斯不声不响地为推进锡安主义的目标努力，他拜会了威尔逊总统，并与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和威尔逊的心腹豪斯上校会谈，争取他们对锡安主义事业的支持。英国曾在1917年9月初征询威尔逊对于发表支持锡安主义的声明的意见，威尔逊的答复是否定的，认为“时机尚不成熟”^[12]。9月27日，布兰代斯与威尔逊和豪斯会面，说服他们站在锡安主义一边，几周后，英方再次询问威尔逊总统的意见，威尔逊表示了赞同。如果威尔逊仍坚持第一次的立场，《贝尔福宣言》是否会发表尚存疑问。布兰代斯在11月2日正式公布前看到了《贝尔福宣言》的最后一稿。英国人通过布兰代斯向美国犹太人示好。威尔逊总统1918年8月在致美国锡安主义者联盟副主席怀斯的公开信中对宣言表示肯定，并对宣言发表以来锡安主义事业的进展表示满意。美国犹太人对《贝尔福宣言》的发表感到欢欣鼓舞，这是锡安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步。

一战后的1918年，锡安主义者联盟在匹兹堡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并重组为美国锡安主义者协会，会员已有185000名。同年，美国犹太人代表大会也在费城召开，美国犹太人代表还出席了巴黎和会。协约国列强听取了犹太代表团的意见，将给予东欧犹太人权利列入了《凡尔赛和约》。在巴黎的美国犹太代表团的全力支持下，锡安主义领袖还积极要求英国兑现答应过的条件。1920年协约国在圣雷莫会议上，决定将巴勒斯坦划归英国实行委任统治，1922年，国际联盟确认了英国的委任统治。在美国锡安主义组织的推动下，美国国会通过了洛奇-费舍（Lodge-Fish）决议案，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民族家园，锡安主义事业具有了国际法和美国国内法的效力，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20世纪20～30年代，美国国内反犹主义一度上升，美国对犹太移民的进入实行了严格的限制，锡安主义事业显得更为急切和必要，美国犹太人空前一致地向海外犹太人提供帮助和营救，很多以前反对锡安主义的犹太人纷纷加入到锡安主义的行列中来。马库斯甚至认为，如果美国没有对犹太移民加以限制，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可能永远也不会形成。^[13]

从1932年到1939年期间，美国犹太人成立的巴勒斯坦求助联合会寄往巴勒斯坦的资金几乎增长了7倍，1939年后，几个慈善组织又联合成立了犹太求助联合会，筹集资金帮助巴勒斯坦的犹太人。

美国犹太教的四大派别均不同程度、不同角度地支持锡安主义运动。美国犹太教各派与锡安主义运动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历史联系，呈现出动态的关联状态，美国犹太教各派在与锡安主义的接触、碰撞和互动过程中，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整合的趋势，同时也生成了美国犹太人的矛盾心理和两难心态。

改革派在很长时间里反对锡安主义，但也并非铁板一块，自始至终都有一批改革派人士拥护锡安主义运动，1937年的《哥伦布教义纲领》标志着改革派的转变，此后，改革派基本保持顺应锡安主义的趋势直至其获得成功。保守派认为，一个犹太民族家园将成为犹太教的精神中心及文化、宗教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源泉，保守派的拉比和有识之士始终持有两个精神中心的观点，即锡安和美国均为犹太人的精神中心，有的感到取舍两难而陷入痛苦与惶惑中，也有保守派人士主张糅合美国中心论和巴勒斯坦中心论，认为犹太教与犹太民族主义是不可分割的同一整体，犹太人可以通过民族主义的途径回到犹太教的怀抱中来。正统派在美国分为三个派别，其中拥有大多数会众的现代正统派谋求犹太教和现代文明的结合，支持锡安主义和以色列国，极端正统派和哈西德派笃信救世主弥赛亚将拯救犹太人，曾坚决反对锡安主义，其实他们与锡安主义复国的目标是一致的，只是其主张中的神话式救赎与锡安主义的世俗拯救和政治抗争相抵触，但是纳粹大屠杀使其心灵经受了震撼，最终接受了锡安主义和以色列国的事实，与锡安主义保持着一种和谐的关系。重建派极其看重巴勒斯坦对于现代犹太文明复兴的重要性，认为建设耶路撒冷和美国两个犹太文化中心是并行不悖的事业，主张犹太人在积极参与美国社会建设的同时支持锡安主义运动。所以说在支持锡安主义的问题上，犹太教的几大教派可说是殊途同归。^[14]

随着二战的爆发，欧洲犹太人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世界犹太人口的主要部分第一次移到了美国，美国犹太人取代了欧洲犹太人成为世界犹太人的人口与文化中心，世界锡安主义的重心也转向了美国。美国犹太人在世界犹太人未来的问题上将起到决定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