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民族的大流散: 从亚述到亚历山大帝国

犹太民族的大流散可算是最为典型的民族流散。

犹太民族是人类历史上迁徙最多的民族之一，犹太民族在历史上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人口流动迁移的过程。公元前2000年前后，犹太人的先祖希伯来人与其他的闪米特部落在阿拉伯半岛的西南部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之后向北迁徙到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下游的乌尔城（即今天伊拉克南部巴士拉附近）。根据《圣经》中的记载，公元前1800年前后，希伯来人在族长亚伯兰（后称亚伯拉罕）的率领下渡过幼发拉底河，继续向西北方向迁移，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西北部阿摩利人的居住中心哈兰，后又折向西南，再次渡过幼发拉底河，辗转于叙利亚地区，最后进入了迦南地（即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而当地的迦南人称他们为希伯来人，意思就是“渡河而来的人”，这一称谓也明确地指出了犹太民族的迁徙特征和外来者的性质，似乎也预示了犹太人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将长期处于丧失故土的“异乡人”地位。

希伯来人并未就此定居迦南。公元前18～前17世纪，为躲避旱灾和饥荒，希伯来人迁往埃及，在尼罗河三角洲从事畜牧，生息繁衍。希伯来人在埃及生活了约400年，史称“寄居”埃及。被神赐名为以色列（意即“与神摔跤的人”）的雅各的12个儿子的后代逐渐发展成了希伯来人12个部落分支。公元前16世纪，埃及进入新王国时期，希伯来人被贬为奴隶，完全失去自由。约公元前13世纪，希伯来人在杰出的政治与宗教领袖摩西的带领下，以集体迁移的方式反抗法老的暴政，“出埃及”是希伯来人摆脱异族奴役的自我觉醒，是古代犹太民族开始形成的一个关键性标志。希伯来人跨过红海，在西奈的旷野中颠沛流离40年，在西奈山下接受了“摩西十诫”，此举标志着犹太一神教的产生，奠定了犹太教的基础，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希伯来民族统一体的形成，各个部落集结成了一个联盟。

随后，已发展为部落联盟的希伯来人返回迦南，逐步战胜了一些其他部落，在迦南定居下来。在与外部强敌腓力斯人的争战中，希伯来人的民族意识急剧增长，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约公元前1025年，扫罗成为希伯来王国的首位君主，在迦南建立了历史上最早的犹太国家。大卫即位后，巩固了版图并定都耶路撒冷。大卫之子所罗门在位时，希伯来王国进入鼎盛时期，随着圣殿的落成，耶路撒冷成为犹太教最重要的圣地和犹太民族的精神核心，古代犹太民族基本形成。

所罗门去世后，统一的王国分裂为北部的以色列王国和南部的犹大王国，首都分别为撒马利亚和耶路撒冷。在南北双方的不断争斗和外来异族的蹂躏下，希伯来人国家逐渐走向衰落。公元前722年，亚述王萨尔贡二世率军占领了北部以色列王国首都撒马利亚，并将国王及其臣民两万七千多人押往亚述，这一事件拉开了犹太民族大流散的序幕。这些被掳的居民被散布到亚述帝国的边缘地带，逐渐被周围居民所同化而消失，从此被称为“失踪了的以色列10个部落”。^[5]

南部的犹大王国又多存活了100多年。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帝国攻陷耶路撒冷，烧毁圣殿，灭亡犹大王国，将包括国王、贵族、祭司和工匠在内的上万名犹大国人掳往巴比伦，史称“巴比伦之囚”，犹太历史上的第一圣殿时期也就此告终。

流落巴比伦的犹大国人依然集中聚居，顽强地保持其民族信仰和传统，此后他们及其后裔被称为犹太人，犹太人一词得到广泛运用，成为“希伯来人”和“以色列人”的同义语。“巴比伦之囚”及其先前亚述掳走北部以色列王国居民一事，被称为犹太民族的第一次大流散。

从此以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开始在数量上超过其故土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犹太人开始形成故土之外的宗教体系和生活方式，这种情况最终确保了犹太民族的生存及其精神特性并使之充满活力，以捍卫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的未来。”^[6]

“巴比伦之囚”在犹太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段仅仅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历史经历对于加强犹太人的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发展犹太人的宗教思想，乃至培植起犹太人的“回乡观”都具有重要的影响。犹太人因“巴比伦之囚”而对故国产生的深切思念之情就是犹太人的“回乡观”。由于巴比伦犹太人难以在短时间内返回故国，这种思乡观逐渐演变成一种民族愿望，期待有朝一日能够重返故土、重返耶路撒冷，复国兴邦的思想开始在犹太民族心中植根。这种思想一直影响着犹太人与故土的关系。犹太人沦为“巴比伦之囚”时产生的期待上帝救赎、救世主降临，帮助犹太民族摆脱苦难，返乡复国的宗教信念对流散犹太人与故国从未完全中断过的联系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并在19世纪导致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即锡安主义）运动的出现和现代以色列国的最终建立。

公元前538年波斯帝国吞并了新巴比伦帝国，波斯皇帝居鲁士宣布允许犹太人回归故土，结束了“巴比伦之囚”，并支持他们在耶路撒冷建造“第二圣殿”。不过，在几十万当时生活在原巴比伦境内的犹太人中，只有四万余人又回到了巴勒斯坦。犹太人历史上的第二圣殿时期随之开始。而那些没有返回巴勒斯坦的巴比伦犹太人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巴比伦犹太社团，与巴勒斯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巴比伦犹太人创造出犹太社团的会堂崇拜仪式，以会堂代替圣殿，确保了处于流散状态的犹太人的生存，四海漂泊的犹太民族因此有了一个具有巨大凝聚力、保持其民族宗教信仰的行之有效的手段。

波斯对巴勒斯坦的统治达200年之久，期间，公元前516年落成的第二圣殿唤起了犹太人极大的宗教热情。流散中的巴比伦犹太社团还帮助故土的犹太人初步形成了宗教律法体系。

公元前331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建立起地跨欧亚非三洲的亚历山大帝国，随后170年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一直处于希腊人统治之下，被称为巴勒斯坦的“希腊化”时期。在幅员辽阔的亚历山大帝国境内，被征服的各民族杂居交往，形成了犹太人历史上的第二次大流散。不过，这两次大流散主要的流散地还只限于巴勒斯坦周边地区。

犹太人为反抗异族统治，恢复民族自由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公元前167年，巴勒斯坦犹太人掀起了民族大起义，经过反复的斗争，在公元前142年再次建立起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犹太人独立国家——马卡比王国（也称哈斯蒙尼王朝）。犹太民族出现了一个短暂的中兴时期。公元前64年，日渐衰落的马卡比王国被新兴的罗马帝国军队所灭。犹太人再次屈服于另一个大帝国的统治之下。此后的两千年中，犹太人丧失了自己的故国，不再是一个主权民族，其故土一直处于异族统治之下，直到1948年在这块土地上建立起现代以色列国。

犹太人数次发动了反对罗马帝国的大起义，公元66年开始的“第一次犹太战争”历时7年，最终遭罗马军队的镇压。公元70年，罗马人放火焚毁了犹太人的第二圣殿，第二圣殿时期结束。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作为俘虏被带到巴勒斯坦以外的地方，更多的犹太人向故土之外的地区流散。公元132年，犹太人在大卫王家族后裔巴尔·科赫巴领导下发动了第二次反对罗马统治的大起义，起义于135年被罗马军团彻底镇压。罗马统治者下令彻底摧毁耶路撒冷，禁止犹太人踏入一步。据历史学家估计，这期间至少有159万以上犹太人惨遭屠杀，幸存下来的犹太人被迫逃离故土，向世界各地流散。^[7]除了少数在北部留存的犹太人之外，犹太人几乎全部被逐或逃离了巴勒斯坦，犹太民族主体在巴勒斯坦定居的历史至此结束，犹太历史进入了第三次大流散，也就是世界性的大流散时期。

犹太人的世界性大流散长达一千八百余年，背井离乡的犹太人从巴勒斯坦的周边逐渐散落于世界五大洲，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流散民族。在这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巴勒斯坦故土先后处于罗马、拜占庭、阿拉伯、十字军、埃及马穆鲁克、奥斯曼土耳其和英国的统治之下，流浪的犹太人“散而不亡”，在文化上保持了“一以贯之”之势，其民族历史以流散史的形式长期延续，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颇为独特的现象。

在犹太人的神学观念中，流散被认为是一种上帝施加于犹太人头上的惩罚，意味着丧失家园，在异乡遭受歧视和敌意，但是，流散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不可能永远持续，通过对犹太律法的遵守和上帝的干预，犹太人最终将获得解放，回归故土。在犹太人流散期间，这种观念始终留存，在以神学的角度解释犹太人的流散现象的同时，也给予苦难中的犹太人以精神慰藉与希望，使其产生了有朝一日将结束流散返回家园的信念。

当然，在犹太历史上，也并非所有的流散都是被强权与暴力赶出故土的被迫流散，也有一些出于经济或其他原因而自愿选择离开故土主动定居他乡的自愿流散。在圣经时代，自愿移居他乡极为普遍，所罗门时代就有些犹太人为了商业利润，主动定居他乡。“巴比伦之囚”结束时，很多犹太人已适应了巴比伦的生活，甚至有少数人已跻身统治阶层，他们自愿选择继续其流散状态，没有返回巴勒斯坦，成为第一批自愿留居海外的“散居者”。

总体来说，犹太人的流散史是一部充满被歧视与迫害的苦难史，是犹太人为维护生存权、信仰权以及民族凝聚力而创造的抗争史，也是犹太文化走向世界舞台，融入现代化大潮的发展史。

犹太民族的流散除了犹太人从巴勒斯坦流向世界各地之外，犹太人在散居地也处于不断流动的状态，由于居住地的主体民族和当权者对犹太人的态度经常会改变，使得犹太人往往不得不在一个地区或国家生活一段时间后又前往另一地区或国家，导致犹太民族的流散呈现永恒的流动状态。

犹太民族的流散大体上有这样几个特征：

1.持续时间长，分布广，范围不断扩大，最终几乎遍及整个世界。犹太民族的流散史长达近两千年，流散的范围从最初的西亚地区扩展到整个地中海沿岸，从南欧延伸到中东欧、中亚、印度甚至中国；近代以来，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以及犹太人为躲避迫害和寻求发展等原因，犹太人又向西欧、北美、南美、南非、澳大利亚等地迁移，最终遍布世界五大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民族。

2.犹太人无论流散于何处，无论是在长期定居地还是暂时的安身之处，都能很快建立起自身的繁荣文化和独立社区，对社区事务进行自我管理。犹太人保持着自己独特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他们通过行割礼、守安息日、庆祝犹太节日、祈祷等活动保持犹太民族的认同感。具有强烈犹太特性的犹太社区是犹太民族散居的标志。

3.流散地的犹太人从未割断与故土的联系。其中有有形的联系，如不断有生活在散居地的犹太人返回故土，将钱物捐赠给生活在故土的犹太人和机构；更多的是与故土维系着精神和思想上的联系，流散犹太人没有一刻忘记自己的故土，有朝一日重返故土是每一个流散犹太人的梦想，“明年相会在耶路撒冷”成为犹太人之间常用的问候语。

犹太民族的大流散尽管是遭受迫害的产物，但历经种种欺凌、迫害、放逐乃至屠杀，犹太人的文化和生活并没有就此陷于沉寂与暗淡。相反，由于犹太民族旺盛的生命力和适应力，流散犹太人在对民族文化发展、民族生活和生存都极为不利的流散地创造了非凡的新文化和多姿多彩的新生活，使得犹太民族成为一个遍布全球且生机勃勃的民族，也为犹太民族能够在历经磨难之后重获新生并在故土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奠定了基础。

在漫长的犹太民族流散史上，曾经出现过多个犹太散居中心，在接受各散居地异族文化影响的同时，执着地保持并弘扬犹太文化的主体精神，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也做出了巨大贡献。

巴勒斯坦之外的犹太散居中心最早出现在埃及，《圣经》的第一个希腊文译本《七十子译本》就是公元前3世纪埃及犹太流散地区最重要的文化贡献之一。公元3世纪左右，巴比伦犹太社区成为犹太民族文化及精神的新的中心，6世纪初编纂完成的《巴比伦塔木德》是一部诠释《圣经》律法的权威法典，被视为犹太教的第二经典，一直是全世界犹太人生活的规范。(www.xing528.com)

犹太人曾经遍布罗马帝国的全境。犹太人从事商业和各种制造业，在一个很长的阶段以纺织绸缎、漂染和制革等方面的技术享有盛名。罗马帝国废除了犹太“族长”，实际上剥夺了犹太民族拥有的民族统一和对自己民族的主权拥有自然和历史权利的象征。在拜占庭帝国^[8]时期，犹太人逐渐沦为事实上的二等公民。

7～8世纪时，阿拉伯人建立了横跨西亚、北非和西班牙的大帝国，在伊斯兰政权统治下的犹太人受到了较为宽容的对待，为犹太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伊斯兰统治下的西班牙犹太中心经历了犹太历史上少有的“黄金时代”，涌现出一大批才华横溢的犹太思想家与学者，并创造了离散时期犹太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塞法迪文化^[9]。

流散欧洲的犹太人开始集中在希腊、法国、德国及北欧地区，当基督教在欧洲扩展之后，犹太人处境日趋艰难，开始逐步由西向东迁徙。15世纪末，波兰、立陶宛、匈牙利和俄国等东欧各国集中了大批犹太人，后来有一部分犹太人远渡重洋移居美国、南非和澳大利亚等地。这些犹太人被称为阿什肯纳兹人^[10]。

现代以前最早在德、法出现的西欧犹太中心得到了发展并走向繁荣。在中世纪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欧洲，对待犹太人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政策，当统治者面临资金短缺或国家急需发展时，犹太人便受到保护与欢迎。当犹太人取得一定成就，地位上升时，或统治阶层遭遇政治与经济危机时，或者当基督教会打击与排斥异端以巩固自身统治时，犹太人就会成为仇视的目标和打击迫害的对象，甚至被驱逐出境，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等西欧国家都曾发生过驱逐犹太人的事件。公元1200年以前，欧洲几乎所有城市的犹太人均自愿居住在固定的市区内，市区中出现了犹太人集中居住的区域，并在区内逐渐形成一整套统一的管理机构。欧洲犹太人聚居区的行政管理和制度逐渐完善，形成了犹太人区的特定模式。这种模式，从意大利开始向整个欧洲推广，被称为“隔都”（Ghetto）^[11]。犹太人在隔都内过着一种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由此一直保持着自身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十字军东征”运动中，犹太聚居区遭到了洗劫和蹂躏，很多犹太人被屠杀。13世纪，犹太人被排挤出国际贸易领域和行业，在很多国家犹太人只被允许从事赚取利息的借贷业，“放高利贷者”几乎成了犹太人的同义语。

基督教势力重新统治西班牙后于14世纪初掀起了清洗犹太人的运动，许多犹太人为保全性命而被迫皈依基督教。1492年，西班牙王室决定将犹太人全部赶出西班牙。被逐出西班牙的犹太人数量巨大，估计在10万到30万之间。逃到邻国葡萄牙的犹太人不久也被驱逐或被迫改宗，一部分逃往意大利和法国南部，少数人来到英国、荷兰和德国，多数人逃到了北非和地中海东岸伊斯兰国家，在奥斯曼帝国的许多城市中避难，如伊斯坦布尔的犹太人口曾占到其总人口的10%左右。

西班牙的驱逐令却导致相当一批犹太人得以返回犹太人的故土，当时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的巴勒斯坦，再次成为一个有影响的犹太文化中心。例如，16世纪，位于加利利地区的策费德（Safed）成为犹太教神秘主义运动喀巴拉^[12]的中心地区。

13世纪，在西班牙塞法迪文化走向衰落的同时，散居中东欧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所创造的意第绪文化开始产生，这种以意第绪语^[13]为基础的文化逐渐发展为欧美地区犹太人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并构成中世纪以后犹太民族流散时期文化中一个影响最大的组成部分。

在18～19世纪的犹太启蒙运动到来之前，生活在东欧的犹太人已经构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犹太流散群体——东欧犹太中心。由于波兰曾一度颁布过保护犹太人的法令，吸引了众多来自西欧和北欧的犹太人，形成了庞大的犹太社团。16世纪，波兰犹太人建立了自己的自治机构，处理犹太社区的各种民事和刑事案件，收缴税款，对各地方犹太社区进行监督，协调与非犹太人的关系。到17世纪，波兰犹太人口达到50万。波兰犹太人在文化、宗教等方面也取得很大进展。

俄国在18世纪瓜分波兰后，获得了大片原属波兰的领土，大批波兰犹太人成为了俄国统治下的侨民。俄国当局制定法令，限制犹太人活动和居住的范围，设立“栅栏区”作为允许犹太人居住和谋生的地区。1792年，最早的栅栏区中生活着120万原属波兰的犹太人，到1835年，生活在栅栏区中的犹太人约有400万，俄国犹太人已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犹太人群体。19世纪末，俄国掀起了反犹浪潮，大批犹太人离开俄国，到1900年，约有200万犹太人离开俄国，造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犹太人集体迁徙运动。这些犹太人中有80%移居美国，其余则前往西欧、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等地。其中还有部分俄罗斯犹太人成为返回巴勒斯坦的近代移民运动“阿利亚”^[14]的先驱，主要由俄国犹太人发起成立的第一个锡安主义^[15]（也有译为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热爱圣山运动”中的一个激进派别“比卢”的成员最先组织了移民巴勒斯坦的实践活动，1882年，16名“比卢”成员来到巴勒斯坦，建立了第一个由流散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故土所建的定居点——里雄莱锡安。

生活在欧洲的流散犹太人曾经长期遭受反犹主义的迫害，欧洲启蒙运动的兴起给犹太人带来了获得自由与平等的希望，掀起了一场被称为“哈斯卡拉”（Haskalah，，希伯来语“启蒙”之意）运动的犹太启蒙运动，这一18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在中东欧犹太人中兴起的社会文化运动，在犹太民族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标志着流散犹太人开始打破传统的束缚，走出“隔都”，积极投身到当地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去，争取融入世俗社会，接受现代化的“洗礼”。但其间也有为数不少的犹太上层人士放弃了犹太生活方式而改宗基督教。

18世纪末开始，欧洲各国的犹太人陆续走上了解放的历程，1789年，法国犹太人开始取得公民权，获得解放。此后，欧洲犹太人的解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本完成了这一进程。解放时代的犹太人人口经历了迅速的增长，世界犹太人口从1800年的150万上升到1900年的1050万。犹太解放运动使得多数欧洲流散犹太人获得了所在国的公民权，在给犹太人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进一步削弱了犹太人的民族与宗教意识。不少犹太人丧失了民族认同性，走上了被居住国主流社会同化的道路。然而，19世纪末爆发的一系列反犹狂潮给犹太人带来了种种劫难，他们开始意识到只有回归故土，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锡安主义运动应运而生，犹太民族走向了民族复兴的开端。

对于大流散的否定是锡安主义的核心思想之一，锡安主义运动要求结束犹太人的流散，返回巴勒斯坦故土。在锡安主义者看来，流散中的犹太人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解放，不是遭受歧视和迫害，就是走向民族的衰亡和同化，作为一个民族，处于流散状态的犹太人是没有未来的。

1897年8月，第一届锡安主义代表大会在瑞士巴塞尔举行，成立了世界锡安主义组织，标志着锡安主义运动进入了有组织阶段。而由之前的1882年起，流散犹太人就已经开始了向巴勒斯坦移民的实践活动。自犹太民族进入世界性的大流散时期之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实际从未“断档”，但数量很小，16～17世纪时，估计有3000～4000犹太人。1730年后，一些犹太学者、商人和手工业者零星迁入。1845年，犹太人口大约有1.2万，主要居住在耶路撒冷、策费德等地，主要依靠慈善机构的资助维生。这些犹太人与流散犹太人保持着联系，并得到犹太富人的支持，如英国犹太金融家摩西·蒙特费奥里（Moses Montefiore）于1861年在耶路撒冷旧城外围建立了第一个犹太定居点。蒙特费奥里曾7次访问巴勒斯坦，购置土地为犹太人建定居点。到1882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已达2.4万，其中1.5万居住在耶路撒冷。

1882年，部分锡安主义组织“比卢”成员到达巴勒斯坦，揭开了阿利亚的序幕。之后的半个多世纪，巴勒斯坦先后经历了5次规模较大的阿利亚浪潮。

1882年延续到1903年的第一次阿利亚中，大约有2.5万俄国和罗马尼亚等地的犹太人移居当时属于奥斯曼土耳其的巴勒斯坦，一千多名也门犹太人也在这一时期迁入巴勒斯坦。

第二次阿利亚从1904年到1914年，约有3.5万～4万犹太人来到巴勒斯坦，使巴勒斯坦人口达到8.5万。这批移民主要来自俄国、波兰等东欧国家，也有一部分来自欧洲南部，这一时期的移民中涌现出了以色列国家奠基者中的主导力量。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巴勒斯坦的艰苦条件还是使半数以上的移民最终又选择了离开巴勒斯坦，其中相当一部分去了美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暂时停止了向巴勒斯坦的移民潮。1918年战争结束后，英国开始对巴勒斯坦实行委任统治时，当地犹太人口已有约5.5万。从1919年到1923年间出现了第三次阿利亚，约3.5万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这批移民依然主要来自东欧的俄国、波兰、罗马尼亚等地。1921年美国实施的移民限制政策也是此次移民潮的一大原因。

从1924年到1929年的第四次阿利亚中有6.7万名犹太移民到来，这批移民中至少半数来自波兰，其余来自苏联、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还有部分移民来自也门和伊拉克。这批移民中的商人数量较多，给巴勒斯坦带来了更多的商业气息。到20世纪20年代末，巴勒斯坦犹太人口达15.7万。

第五次阿利亚是规模最大的一次阿利亚，从1929年到1939年，由于希特勒的上台和纳粹德国的排犹政策，大批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其中德国犹太移民占了很大比例。很多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并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扩大了巴勒斯坦的知识阶层，同时也带来了相对较多的财富。由于英国对犹太移民开始实施限制，这次阿利亚的后期，移民活动逐渐转入地下。第五次阿利亚结束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已达45万，但还不到当时世界犹太总人口的3%。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推行系统消灭犹太人的计划，据估计，大约有600万犹太人被杀害。纳粹大屠杀客观上唤醒了世界犹太人的整体民族意识，很多犹太人认识到，只有回到巴勒斯坦故土建立起犹太人的国家，才能避免类似的灾难重演。由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英国1939年发表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白皮书，对犹太移民进行限制，五年之内只允许7.5万名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随着二战的爆发，大批犹太难民涌入巴勒斯坦，但英国并未放宽对犹太移民的限制。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团组织了代号为“阿利亚贝特”（第二阿利亚）的未经英国托管当局允许的“非法移民”活动，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前，大约有11万犹太难民通过这一渠道来到巴勒斯坦。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宣告成立，《独立宣言》宣布“犹太国家对所有犹太人敞开大门”，犹太民族经历了一千八百多年的世界性大流散之后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国家。随着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犹太民族丧失故土的大流散时期被认为画上了句号，以色列国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圣经》中摩西和犹太教先知们的预言，实现“流散者的聚集”，结束犹太民族的流散。

然而，犹太民族的流散状态并未结束。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以色列的犹太人口约为65万，只占全世界犹太人口的5.7%，其余94.3%的犹太人仍生活在异乡的土地上。1950年7月5日，以色列议会通过《回归法》，把生活在以色列之外的犹太人移居以色列表述为“回归自己的祖国”，承认每个犹太人都有回以色列定居的权利，只要本人表达了这一愿望，都有资格获得移民签证，但那些从事反对犹太人民的活动或有可能危害公共安全的人除外。这项法律从理论上结束了犹太民族无家可归的历史。1952年4月1日，以色列议会又通过《国籍法》，规定每个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都能自动获得以色列公民的身份，以色列承认双重国籍，并不要求犹太移民放弃原国籍，即使声明不愿接受以色列公民身份，也并不损害其回归移居以色列的权利。这两项法律鼓励了移民潮的延续和扩大。

以色列建国后先后经历了三次大的移民浪潮。从以色列建国到20世纪50年代末的第一拨移民浪潮主要是来自大屠杀幸存者及周边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犹太人，估计有80多万犹太人来到以色列。第二波移民潮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包括欧美国家在内来自世界各地的50万犹太人回到以色列。第三波则是1992年～2002年的苏联和东欧犹太移民潮，约有90多万犹太人回归以色列。据统计，自以色列1948年建国到2010年，移居以色列的犹太新移民已超过308万。^[16]

海外犹太人的回归、以色列犹太人口相对较高的自然增长率以及海外犹太人中的同化现象使得以色列犹太人占世界犹太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而海外犹太人的比例则不断减少。不过，时至今日，海外犹太人口的总数依然要超过以色列本土的犹太人。2014年初，全世界犹太人约为1421.28万。世界犹太人口近年来基本保持稳定，但有着集中化的趋势，^[17]98.3%的犹太人居住在18个犹太人口最多的国家，而除以色列之外的其余17个国家中的犹太人口占散居犹太人口的97.1%。有93个国家的犹太人口超过100，57个国家的犹太人超过1000，26个国家超过1万，犹太人口在10万以上的有9个国家，其中，超过500万的只有以色列和美国两个国家，其中，以色列约为610.32万，占世界犹太人口的42.9%，美国犹太人口为570万，占世界犹太人口的40.1%，^[18]占海外犹太人口的70.3%，占美国人口总数的1.8%。以色列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犹太人口最多的聚居地，两者占全世界犹太人口的80%强。以色列与美国构成了世界犹太社团的两大中心，这两大犹太人群之间的关系对于以色列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中东局势和以色列与美国的特殊关系都有重要的影响。

表1　世界犹太人口最多的18个国家（截至2014年）^[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