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婪与艺术：探寻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

贪欲这个主题多年来一直令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们着迷。从守财奴到无良企业家，它为画家、作家与电影制作人的社会评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例如，戏剧家们已经发现，贪欲，尤其是守财奴的乖张举止，为悲剧与喜剧提供了相当多的灵感，例如，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1596~1599），本·琼生（Ben Jonson）的《狐坡尼》（Volpone,1607）与莫里哀的《吝啬鬼》（The Miser,1668）。就小说而言，查尔斯·狄更斯在《圣诞颂歌》（A Christmas Carol,1843）中所刻画的斯克鲁奇（Scrooge）一角是现代最知名的守财奴之一。狄更斯也在《艰难时世》（Hard Times,1854）中尖刻地描写了19世纪工厂主阶级贪婪的嘴脸及为生活在典型的英国北部工业城镇的工人的严酷影响。可想而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作家们必然对贪欲持批判的态度，认为它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贝尔托·布莱希特的《大胆妈妈》（1939）就展现了贪欲究竟可以将诸如照顾家庭之类的人性最基本的价值观扭曲到何种程度。

鉴于教会对贪欲持高度批评的态度，守财奴成为广受中世纪及近代画家欢迎的主题也就不足为奇了。《贪婪》（Avarice,1507）是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一幅著名画作的标题，画中一位形容憔悴的老妇人贪婪地攥着一大把硬币。而耶罗尼姆斯·博斯的《死神与守财奴》（约1485~1490年）则对该主题进行了极其不同寻常的处理。贪婪这一主题同样也出现在了老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 the Elder）等其他各类艺术家的作品之中，因此，它对于创作界的影响显而易见。

无良企业家与金融家在电影中也占据着显著的地位。1987年奥利弗·斯通执导的《华尔街》中的哥顿·盖柯已经成了这方面的标志性人物。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的《华尔街之狼》（The Wolf of Wall Street,2013）与亚当·麦凯（Adam McKay）的《大空头》（The Big Short,2015）都将这一传统延续到了更随心所欲、也更残酷无情的21世纪的金融界。早期电影史上一部以此为主题的著名电影是根据弗兰克·诺里斯于1899年首次出版的小说《麦克提格》（McTeague）改编的《贪婪》（Greed,1924）。导演埃里希·冯·施特罗海姆（Erich von Stroheim）显然极为痴迷该主题，他制作了一部长达数小时（不同影评人对于电影时长的描述各不相同）——按照无声电影的标准来看更是相当长——的作品。存世的《贪婪》是由其工作室推出的大幅剪辑之后的版本，否则影片根本毫无市场。它所传递的信息与21世纪的观众密切相关，因而值得我们在此花费笔墨加以详述。

《威尼斯商人》

受基督教影响的欧洲文化与生活在其中的犹太人之间的关系不太融洽，贪婪不过是几个世纪以来安在犹太人身上的众多反社会人格之一。因此，从很多方面来说，为了榨取还款而不惜泯灭人性的犹太高利贷者夏洛克就是一幅讽刺画像。在中世纪与近代欧洲，犹太人往往是放债人与银行家。基督教会极不赞同放高利贷的做法；然而，与此同时，随着贸易的发展，贷款市场也在不断扩大，犹太人介入其中提供了这项服务。基督教文化存在一定的虚伪性，它一面谴责高利贷，一面又怂恿信徒们成为高利贷者的固定客户。尽管詹姆斯·夏皮罗（James Shapiro）曾在《莎士比亚与犹太人》（Shakespeare and the Jews）中曾提到，在莎士比亚的时代，社会对高利贷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英国也逐渐出现了放债人。但就此而言，犹太人在现代经济秩序的崛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提供贷款，他们增加了整个欧洲的贸易量并促进了支撑经济秩序的银行业的建立。因此，像夏洛克这样既遭人鄙视，又在当时的欧洲社会不可或缺的人物被置于了一种遭人反感的地位（尤其是考虑到犹太放债人因其收取的高额利息而臭名昭著时），这就使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视角来审视他们的贪欲。

然而，夏洛克之所以坚持用“一磅肉（pound of flesh）”来抵冲借款，是为了检验观众是否会对他这类威尼斯社会中的外人所享有的不稳定的社会地位产生些许同情。由于提出了苛求，他遭受了莫大的痛苦，而且对于他来说，坚持这种要求无疑是不合理的，这不禁让人回想起莎士比亚时代广为流传的犹太人出于祭祀的目的而谋杀基督徒的故事（夏皮罗认为，这是“令《威尼斯商人》成了一部如此令人不安的喜剧”的原因之一）。不过，惩罚了夏洛克的基督徒同样无法赢得我们的赞许。鲍西娅发现并成功利用了威尼斯法律中的漏洞。她在为安东尼奥辩护时指出，威尼斯的法律规定，任何威胁到威尼斯公民生命安全的“异乡人（alien）”（如果履行合同，显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都将受到如下惩罚：

他名下的半数财产，

应归受害者所有，

剩余财产没入公库，

罪犯的性命听凭公爵处置，

他人不得过问。

结果，夏洛克不仅尽失所有，而且被迫皈依基督教。民族身份与生存手段同时被剥夺，对他而言，这是强加在他身上的极其残忍的命运。因此，我们完全有权问一声，戏剧的最后，究竟谁才是最为贪婪的一方？可以说夏洛克已经被骗，从恶棍沦为了受害人，而他的对手却做出了一些不择手段的行为，这应该让观众对他们的道德水平产生怀疑。艾伦·辛菲尔德（Alan Sinfield）在指责威尼斯上流社会对待夏洛克的态度“公然地傲慢、轻蔑、势利、荒谬并且总体上十分险恶”时就引用了这句台词，而且他进一步指出，自己在观看了这部戏剧之后十分想站到放债人的这一边：

这一次，相对于其他人而言，被污名化的一方似乎占据了优势：他在被他们珍视的旨在维持犹太人奴性的商业与法律制度中找到了一个漏洞（有时这是必须的）并可以借此扭转局势。当然，威尼斯人现在都支持慈悲的品德，因为他们中的一员受到了威胁。但是我却认为：做得好，夏洛克，现在你的机会来了，别理会他们的花招，不要松口，坚持要求割下那一磅肉。

辛菲尔德承认，不论是对于他这个评论家而言，还是对夏洛克来说，这都是一项“高风险战略（a high-risk strategy）"——大概是因为即便放债人像夏洛克那样沦为了受害者，至多只能唤起这种程度的同情。然而，辛菲尔德却无法抑制地对夏洛克大加赞赏，认为他至少“试图（had a go）”承担起自己应负的责任。从贪欲的角度来看，如今我们能够从戏剧中领悟到的寓意也许并不如戏剧问世时那般直截了当，即便如同辛菲尔德在进一步提及戏剧上演当晚的经历时所指出的那样，“夏洛克落败时，观众席上显然有些人令人厌恶地高兴了起来。”

《狐坡尼》

贪欲是琼生所刻画的福尔蓬奈一角背后的驱动力。他在剧中的初次亮相便显露出了他贪婪的本性：“早上好！早上好，我的金子！打开圣物箱，就能见到我的圣人。”福尔蓬奈沉迷在财富及其积累财富的狡诈方法之中。他诱使渴望能够继承自己财产的人们相信，他将在遗嘱中指定其中一人作为遗嘱继承人，从而哄骗他们献上礼物：

我无妻无子，无父无母，也无任何亲戚，

可以继承我的财产；

不过，我将指定一位继承人：

人们因此听命于我。

性别不同、年龄各异的男男女女，

每日都有人被吸引至我的家中，

为我献上礼物，呈上金银餐具、金币与珠宝，

盼望在我断气的那一天，

（每一分每一秒，贪婪的他们都在盼望这一天的到来）

能够拿回十倍的财宝。

福尔蓬奈决意利用别人的贪婪，他宣称自己因为“能够哄骗他们相信他们可以赚到钱而心满意足”。福尔蓬奈以欺骗他人这项“娱乐（sport）”为乐，从而成功将自我价值感膨胀到了一个荒谬的程度，导致他认为自己是一只狡猾的“狐狸”，能够利用诡计瞒骗所有的人：

现在，主顾们已经开始登门拜访啦！

秃鹫、鸢、乌鸦与食腐乌鸦，

以及所有的猛禽，

都认为我已经变成了一具死尸，

现在，他们来了，

可我还没咽气呢。

然而，他却并不如自己想象中那般狡猾，他的仆人莫斯卡（自豪地将自己称作“寄生虫”）却反过来在他背后与几个同样可疑的同伙谋划着如何欺骗他。富人身边似乎永远没有什么值得信赖的人。

福尔蓬奈最终罪有应得：政府将其放逐到修道院，并且像对待夏洛克那样，没收了他的财产。莫斯卡同样被揪了出来并被判处终生做苦工。他们的命运能否向他人发出不要在整个威尼斯社会中贪婪行事的警告，前景并不明朗。也许福尔蓬奈与莫斯卡已经出局，但是前者许多贪婪的“客户”，那些“猛禽”却仍然活跃着，很有可能正在寻找一夜暴富的新机会。贪婪似乎是这个世界默认的特征，而财富则散发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吝啬鬼》

莫里哀的《吝啬鬼》则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更为荒谬的人物，阿巴贡。他的贪欲引发了各色家庭问题。尤其是年事已高的他却仍然打算与儿子倾慕的年轻女子结婚。阿巴贡通过放高利贷发了横财，他对财富的崇拜之情绝不亚于福尔蓬奈对黄金的热爱。就这一点来说，他在戏剧结束时的举动极其符合他的个性。他在甩下一句“该去瞧瞧我这心肝儿钱匣子”之后扬长而去。这句话将他真正的兴致所在表露无遗。他舍不得动用自己一分一毫的钱财，并因此臭名昭著：仆人们衣衫褴褛；他对子女们也一毛不拔（阿巴贡一再声称自己身无分文），他们所受的待遇也就比财产稍好一些罢了。阿巴贡全然不顾子女的反对，打算从金钱的角度来安排他们的婚姻——让儿子娶一位富有的寡妇，将女儿嫁给一个50多岁、有钱的熟人。在阿巴贡看来，准女婿最大的优势就是这门亲事“可以不要任何嫁妆”。提到钱，女儿的意中人法莱尔对阿巴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身上找不出一丁点儿值得夸赞的地方。”

阿巴贡坚信，所有单独留在屋子里的人，哪怕仅仅停留了片刻，也会偷窃他的财物，因此他坚持只有在对儿子的贴身男仆阿剑进行搜身之后，才能允许他离开。为了实现良好的喜剧效果，莫里哀在此挖掘了隐藏在阿巴贡无耻、吝啬、贪婪的行为之中的潜在幽默。他完全无法相信，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他那样贪婪，而是将贪婪认作是人性的典型特征。他究竟能够肆无忌惮地贪婪到何种程度，在他同意借钱给一位不认识的青年时暴露无遗。他尽可能地压榨这个小伙子，将高利贷的利率提高到了二分五厘，而且用货物来顶替部分贷款。当他后来发现这个小伙子竟然是自己的儿子克莱昂特的时候，克莱昂特比他的父亲更为震惊，指责他“和那些历史上丧尽天良、想出各种名堂且臭名昭著的放高利贷者相比，您这种层层剥削的手段简直是更胜一筹！”

在经历了滑稽喜剧必备的一系列阴差阳错与误会之后，爱情纠葛最终完满解决，为阿巴贡同意儿女们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尾扫清了障碍。不过阿巴贡明确表示自己不会为婚礼支付任何费用，在皆大欢喜的结局中，他一如既往的吝啬与其他角色愉快的心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夏洛克与福尔蓬奈都因贪婪而受到了惩罚，阿巴贡却安然无恙地逃脱了惩罚（虽然情场失利，但是他宁可失去爱情，也不愿失去金钱），这也是现实生活中更有可能出现的结果。陷入信贷崩溃的银行与证券交易员往往也能侥幸脱身，尽管对于他们的行为，公众一片哗然，但是却鲜有人对他们提起诉讼。对于企业来说，避税也依然是一种极易操作的简单的程序。贪婪金钱的人往往非常善于保护自己。

《大胆妈妈》

布莱希特将《大胆妈妈》的背景设在了17世纪欧洲的30年战争^[1]时期，通过戏剧探讨了贪婪战胜母子亲情的过程。大胆妈妈对于贸易的关注已经超越了一切，她依附于在整个欧洲大陆肆意劫掠的军队为生，并且认识到了战争所带来的经济机遇（现今的商界依旧如此）。她直言不讳地说道：

如果听那些大亨们谈论战争，他们会说战争是为了敬畏上帝，为了一切美好的事物。可是，您再仔细看看，他们才不是那么笨呢：他们进行战争还不是为了得到好处！要不是这样，像我们这种小人物也不会裹进战争里边的。

在大胆妈妈这个例子中，道德完全服从于获取财富的欲望，对布莱希特来说，不论在何时何地，这都是资本家的典型缺点。就算大胆妈妈曾经对别人怀有同情之心，这种情感现在也已经被她的商业冲动所抑制，这已经成为她之所以存在的主要原因，坚持不懈，奋斗到底。事实上，在戏剧的尾声，孩子们的性命成为这种冲动的牺牲品，而布莱希特希望我们能够认识到，大胆妈妈对此难辞其咎——她所代表的制度难辞其咎。这里的罪魁祸首是资本主义，我们被敦促着去留意它是如何摧毁个人道德与社会联系的。因此，大胆妈妈在最后一个孩子卡特琳中弹之后所做的评论：“但愿我一个人拉得了这辆车子。行，里面东西装得不多了，我又得去做买卖了。”布莱希特并不想让观众在此时为这个角色感到遗憾，尽管观众往往会产生这种感受（也许是另一种“高风险战略”），而在英语国家的演出强化了这种期望。他担心商业本能的腐败力量会对观众留下影响，大胆妈妈会因为允许这种力量如此全面地主宰自己的生活而遭到谴责。在布莱希特看来，这种冲动会令人丧失人性的力量。

《圣诞颂歌》

狄更斯笔下的斯克鲁奇，是小说中最令人难忘的心胸狭窄的人物之一，他对公众的想象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圣诞颂歌》对于该主题的处理方式与多数小说不同，它以大团圆结局结束。斯克鲁奇彻底摒弃了吝啬的行事方式，性格大变，几乎不可思议地从之前的食人魔变成了一个善良的施恩者，面带微笑地向周围的人慷慨解囊（现代人在使用它的名字时，几乎完全无视了这一点）。然而，在转变之前，斯克鲁奇是一个典型的吝啬鬼，不愿意花任何一分钱，极其不愿向他的职员鲍勃·克拉契（Bob Cratchit）支付少得可怜的工资。他迫使克拉契在一间几乎没有任何供暖的办公室里长时间工作：

哦！他可是一个要从石头里榨出油来的人，这个斯克鲁奇！他真是一个善于压榨、拧绞、掠取、搜刮、死守不放而又贪得无厌的老恶棍哪！又硬又锐利，好像一块打火石似的，可是钢棒从来没有在那上面打出慷慨的火花来。而且隐秘自守，默不作声，孤单乖僻，好像一只牡蛎。

克拉契正在努力依靠自己微薄的薪水养活包括残疾的儿子“小铁姆”在内的一家人。结果，一家人都得面对一场最凄凉的圣诞节，直到性格大变的斯克鲁奇在圣诞节的早晨出现在他的办公室。他被一场噩梦惊醒，梦里满是可怕的幽灵，警告他要为自己的恶行忏悔。当斯克鲁奇告诉克拉契，他即将增加他的薪水时，克拉契的即时反应是斯克鲁奇一定是发疯了：“鲍勃全身发抖，稍稍挨近了一把尺子。他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用这把尺子将斯克鲁奇打到，抱住他，叫院子里的人都来帮忙，还要再弄一件拘束衣来。”毕竟，这个人刚刚在圣诞前夜断然拒绝为一个旨在捐助“需要生活必需品的”穷人欢度圣诞节的慈善基金捐款，相反，他愤愤地说道：“我自己圣诞节都不快乐，所以，我也不会花钱让其他无所事事的人快乐。”这则故事中的贪婪的个人充分认识到了自己的贪欲对他人产生的影响，并且认识到自己需要为此忏悔——这一幕不会在弗兰克·诺里斯的小说里出现。在商界，像斯克鲁奇这样的忏悔是一种罕见的现象。

《艰难时世》

《艰难时世》为我们所呈现的是在虚构的北方小镇焦炭城（Coketown）中贪婪的工厂主所表现出的更具组织性的贪欲。在这里，贪婪已经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是小镇运转的基础。焦炭城工业家们毫不留情地拒绝劳动力的需求，决心尽可能少地支付薪酬，即便工人们会因此陷入赤贫，有时甚至几乎要饿死——尤其是在经济衰退的时期（多数公司在此期间都会采用此类做法）。它真实描绘了19世纪中叶英国的社会制度运转方式，在工业化全盛时期，几乎无人能无法控制它的发展。利润是工厂主唯一关心的问题，他们一心一意、麻木不仁地专注于如何积累财富，对员工不屑一顾，认为他们是“一群没出息的家伙”，不配享受更好的待遇。要是能将这些雇主转移到21世纪，他们绝对非常乐意接受临时工合同与雇用临时工制的文化，就更不用说避税了。

工厂主奢华的生活方式与员工勉强度日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狄更斯在描写这一点时，字里行间充满了浓浓的讽刺意味，他的语气清晰地表达了他对这些工厂主毫无敬意，但却对不幸工人所处的困境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同情。对于后者来说，生活相当残酷，他们注定要在黑暗、压抑的工业环境中长时间地从事单调乏味的工作，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期待的事情。但是，正如作者指出的：

焦炭镇的这些特征大致上与它赖以生存的生产活动密不可分；可以从中剥离的是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舒适的生活条件，以及造就贵妇人所需的那种闲情逸致。不必询问她们闲情逸致为何物，只要一听人提起这个地方，她们就会受不了。

这里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制造业的利润存在任何显著的“涓滴效应（trickle down）“（正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描述的那样）。富人仍然对自己奢华生活的人力资源成本，对于创造“舒适”与“优雅”的过程中充斥着的痛苦和绝望，或是强加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身上的“艰难时世”有意视而不见。可悲的是，这种做法在西方国家依然存在，受雇为我们创造“舒适”与“优雅”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的工资和工作环境这个问题上。偶尔，这些问题也会登上报纸的新闻——例如，由于工厂的糟糕的健康状况与安全规定导致了大规模事故地发生——但是整个体系绝少会因此发生改变。在这方面，《艰难时世》这部作品与21世纪读者的相关度依然很高。我们同样有能力利用不公平的制度。

在《艰难时世》所设定的几乎没有工会组织介入的时代，工人完全任由雇主摆布。这些人几乎不存在多少社会良知，只关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积累个人财富。这与当今世界的相似之处再次显而易见。值得注意的是，在狄更斯所处的时代，若以百分比的形式来计算，工业的年利润率空间相当大（偶尔能到200%，甚至300%）。因此看到在这种场景下的角色就更应该受到谴责——他们自私到了近乎不近人情的地步。雇主对工人阶级的态度要么心怀蔑视，要么最多也是屈尊降贵，除了按照指示工作的能力，以及创造利润让其他人享受的能力之外，他们对工人没有任何兴趣。焦炭镇的教育体系主要就是为了培养下一代的工人，向他们灌输接受自己预期的角色，而不是抱怨现状的理念。工厂主对利润的贪欲只是被认为是一种自然规律。而他们所享受的奢侈的生活则标志着她们具有更大社会价值。正是这种制度极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激怒了马克思，促使他对资本主义做出了不朽的批判。

《麦克提格》

尽管现在弗兰克·诺里斯的小说《麦克提格》（1899）几乎无人问津，但是它却是曾经名噪一时。1924年，埃里希·冯·施特罗海姆将其搬上了银幕，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存在种种缺陷（隐藏着反犹太主义、不仅仅只是反映了厌女症），但是它犀利地控诉了依然能够在我们这个时代产生共鸣的美式生活的基本价值体系，因而值得获得更多现代人的关注。冯·斯特罗海姆为现已成为无声电影中的一部经典之作《贪婪》所选择的标题正确地界定了作品的重点。诺里斯发现，贪婪在19世纪末美国人的生活中随处可见。作品中的所有主角最终都臣服于它的诱惑，这说明它比任何社会关系的纽带都要强。友谊、爱情、婚姻、家庭……在贪婪阴险狡诈的影响之下，它们全都败下阵来。布莱希特一定会完全赞同这些观点。总的来说，《麦克提格》描绘了一幅极其贬损美国文化的画面，贪婪显然几乎无须任何激励便能在个人身上体现出来。旧金山这个背景有助于增强该主题的影响力，因为这是一座从19世纪中叶的淘金热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城市。这一切仅仅发生在诺里斯这部小说问世之前的几十年。它可以被合理地形容为一个建立在人类贪婪之上的城市。首先，麦克提格本人被描绘为一名矿工，在小说的后半段他将重操旧业。

小说抓住了美国历史上一个尤其有意思的时刻，之前它刚刚结束了开拓边疆的时代。当时的美国社会虽然依旧粗陋，但却发展迅速，所有居民都试图从它的经济繁荣中牟利。国家的价值体系完全以金钱为依据，无人质疑这将对公共道德和个人道德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曾在英国工业革命早期观察到，“现金联结（the cash nexus）”已经成为人际关系的新基础，诺里斯笔下的旧金山似乎也确实如此。个人贪念总是潜伏在每个人的外表之下，等待着展示自我的机会。麦克提格的女友、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特瑞纳在中了5000美元的彩票之后——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笔巨款——成了贪欲最显著的象征。特瑞纳舍不得去碰奖金的一分一毫，她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吝啬鬼，还偷偷从麦克提格给她的家用里扣下钱存起来。每当麦克提格向她要钱时，她都会撒谎说自己手头的钱远没有他想的那样多，并且完全拒绝动用彩票的奖金。

尽管特瑞纳意识到自己的性格已经与少女时代的无忧无虑大相径庭，但是她却发现非常容易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合理化解释：“‘我以前可没有这么吝啬，’她对自己说，‘自从中了彩票之后，我就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小气鬼。我开始越来越吝啬，不过没关系，这是个不错的小缺点。反正我也控制不住自己。’”可悲的是，诺里斯笔下的主要角色似乎都未能逃脱这种命运，他们都觉得自己在金钱问题上“无能为力”：到了这一刻，任何人都会沉溺在贪婪之中。即便只是片刻，他们也没有试图去抵制或克服这种冲动。角色之间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爱情或情意，相反，人际关系似乎几乎完全以“现金联结”为中心。诺里斯的角色们更关心自己而非他人的福利，尤其金融福利，不论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多么亲密。(www.xing528.com)

旧货店店主、犹太人热尔库与头脑极其简单的墨西哥清洁女工玛丽亚·马卡帕之间的故事情节与之类似，揭示了贪欲在个人心理的发展过程。玛丽亚喜欢向她所认识的所有人吹嘘她们一家是如何获得一套由纯金制成的餐具的——她夸口说这套餐具“足有100多件”——她绝对是在白日做梦。除了热尔库，没有人真正相信她的话。热尔库一听到金子便会两眼放光，这个故事让他久听不厌：“这是他的梦想，他的挚爱！他的眼睛绝不会漏下金子发出的任何一丝光芒！金子发出的叮当声就犹如铙钹，永远在他耳畔回响！”当玛丽亚给他带来一些顺手牵羊弄来的，准备通过便卖弄些闲钱花的零碎物品，包括极具象征意义的，从麦克提格的牙科手术中偷来的黄金填充材料时，两个人的关系就逐渐发展起来。仅凭这些，就足以吸引热尔库，他总会贪婪地抓住它们，因为能够得到任何形式的金子而欣喜。热尔库对于玛丽亚口中的家庭财富极为痴迷，最终将她娶进家门，觉得这样一来，自己必然距离将那套餐具收入囊中更近了一步。他坚信玛丽亚确实知道它们究竟藏在哪里，而且终将向他吐露这个秘密。他是作者留意到的一个人物：“你绝对一眼便能发现，贪欲——无节制且不知足的贪欲——是这个男人身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欲望。”

在对热尔库的刻画中，绝对存在着反犹太主义的倾向，作者用各种旁白表明他的行为是犹太人的典型特征，这一点会令现代观众恼火。事实上，热尔库并不比其他主角更加贪婪。即便玛丽亚拒绝透露金碟的所在（她自己开始否认故事的真实性之后），他对于黄金的迷恋唆使他谋杀了玛丽亚。这与麦克提格最终为了染指特瑞纳备加谨慎地守卫的彩票奖金而谋杀特瑞纳的行为极为相似。小说最终表明，无论其种族背景如何，贪婪可以驱使任何人做出不顾一切的行动。只要机会出现，这种特质就会迅速浮出水面。总的来说，这是对于人性的谴责。

随着叙事的展开，麦克提格最好的朋友，马库斯·斯库勒（Marcus Schouler）也成了具有扭曲力的影响又一个贪婪的受害者。初次登场时，他是特瑞纳的男友，一个相当随遇而安的角色，而且他们俩还有望在未来的某个时候结婚。然而，当马库斯带着她踏进他的手术室接受治疗的时候，麦克提格立刻对特瑞纳一见钟情。他坦诚地向马库斯诉说了自己陷入的困境，为了自己的朋友，马库斯主动退出。他的行为看起来似乎很英勇，但是你不久就会发现，马库斯对于特瑞纳的情感并不炽热，也并未因为放弃这段感情而过分在意（改编后的电影用这一段来表现之间的友谊，对于这一段的描绘远比小说更为感性）。然而，在特瑞纳中了彩票之后，马库斯的态度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失去了将这些钱收入囊中的机会，他对麦克提格充满了深深的怨恨，自此之后，他开始对麦克提格怀恨在心，甚至当两人在酒吧发生口角时，他向麦克提格扔了一把刀子。他从未彻底原谅麦克提格，在故事的最后，两人之间的生死决斗似乎已经无法避免。尽管事实上，马库斯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他就有一种在喝了几杯之后向所有人做出有关社会主义的慷慨陈词的倾向：

“资本家毁掉了劳动这项事业！”马库斯一边吼一边用拳头捶打桌子，震得啤酒杯直蹦：“懦弱的懒鬼、叛徒！他们胆小怯懦，将原本属于寡妇和孤儿的面包吞进肚里！那里是邪恶盘踞的地方。”

贪婪甚至比政治信仰更深入人类的内心。

特瑞纳的吝啬日益成为一个问题，自从麦克提格因为缺乏相应的从业资格（他在为一位坑蒙拐骗的游生做了几年助手之后入了这一行）而被禁止从事牙科工作，两人开始变得穷困潦倒。麦克提格与特瑞纳均指责马库斯向当局告发他无证行医的事情，这进一步激化了他们之间的仇恨。尽管麦克提格没能找到另外一份合适的长期工作，两人的日子过得愈发捉襟见肘，特瑞纳依然拒绝动用彩票奖金来缓解眼前的困境。相反，她更加专注于从家用中扣出钱来增加自己的私房钱——甚至到了在购买食物的时候报给麦克提格虚假价格的程度。她的吝啬日益激怒了麦克提格，两人渐行渐远，麦克提格开始酗酒，特瑞纳则开始鄙视，同时也开始害怕他。施暴就成了他从特瑞纳手中榨取小钱的一种方式，而且他常常会狠狠咬住她的手，最终她不得不截掉几根手指。这为随后将会发生的更加残暴的一幕定下了基调。

故事的最后一幕发生在死亡谷，为了躲避残忍谋杀特瑞纳的指控，麦克提格逃到了那里。死亡谷似乎是一个极为合适的严酷的地方，人类的情感在荒凉的不毛之地中只剩下了最基本的情感。迁至附近成为牧场主的马库斯瞥见了通缉麦克提格的告示，说服当地警长允许他加入了他所带领的追捕队伍。当队伍决定绕过死亡谷时，马库斯草率地选择独自上路，决心一手抓住麦克提格。他认为麦克提格通过与特瑞纳结婚偷走了原本属于他的“钱”，并因此对他怀恨在心。多年来，这份憎恨不断化脓溃烂，现在，他满脑子只剩下了报复。从那以后，追捕就成了会造成最终悲剧的一章，对于他们而言，憎恨的理由早已不复存在。在马库斯捉住麦克提格后，两人被困在了炎热的沙漠之中，附近找不到任何水源。当麦克提格的马因为食用了有毒的疯草而受惊时，他们被迫开枪，阻止它飞奔而去，并因此打爆了挂在马腹上盛水的容器。这意味着两人此时一滴水不剩。随之而来的斗争以麦克提格砸死了马库斯而告终，但马库斯在咽气之前成功地将自己与麦克提格铐在了一起，麦克提格根本无法逃脱。马库斯复仇成功，但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贪婪也给另外两个人带来了悲剧的结局，一个是特瑞纳，另一个热尔库，在玛丽亚被谋杀后不久，人们发现他俩在海湾中溺亡。

这部电影本身就具有曲折的历史，工作室大幅删减了导演所拍摄的原始版本。令导演不满的是，影片最终上映时，片长只有大约两个小时。冯·施特罗海姆尤其忠实于原著。他显然对这本书充满热情，似乎不愿意削减他所拍摄的任何内容。在现代，这也许是拍摄系列影片（如指环王三部曲）或电视连续剧的好选择，但却不是无声电影时代电影的拍摄方式。《贪婪》票房惨淡，几乎销声匿迹，直到后世的电影史学家重新对它产生了兴趣，其中的许多人现在认为，这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美国无声电影，辛辣地刻画了美国人对于金钱的痴迷。不幸的是，冯·施特罗海姆的原始镜头大部分都没有找到（可能被摧毁了），尽管现存的影片是经过精心修复的4小时版本，但其中大部分点缀着大量由小说中提取的文本，用以填补实际发行版中的所缺失的内容。

电影对于小说最有效的补充之一，就是反复拍摄了手反复翻转一堆金块的场景，手的主人显然对于手边有如此一笔巨款而欣喜若狂，这是许多角色，尤其是特瑞纳的梦想，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以这种方式与自己的存款谈心。它所传达的信息很明确：一旦贪婪在你的性格中扎根，那么它很快就会主宰你的观点和行动，而且这个信息就是，任何人身上都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所有人都有能力贪婪——它潜伏在我们心中，只等合适的机会出现。

死亡谷的场景在电影中效果特别好，沙漠中刺眼的光线与毫无人烟的荒芜给人带来了强烈地冲击。就其本质，这是人类的生活，在一片生存受到严重威胁的残酷的场所中，上演了一幕复仇的悲剧，两个角色都未能度过这一劫，死亡是唯一的结局，因为这两个角色都是为了自己的罪付出了最终的代价。事实证明，如同特瑞纳和热尔库一样，“无节制且不知足的贪欲”也导致了他们的倒台。

以这部小说为蓝本，还拍摄过一部更早的无声电影《生活的漩涡》（Life's Whirlpool,1916），但是现在已经找不到这部影片了。显然，这个故事引起了当时人的无限遐想。为了表明小说仍然可以引起人们的兴趣，最近，在1992年，美国作曲家威廉·博尔康（William Bolcom）将《麦克提格》改编成了歌剧舞。

《章鱼》

尽管存在缺陷，但《麦克提格》依旧有力地批判了美国价值体系。即便放在今天，它也依旧具有一些重要的意义。一个利己主义如此盛行的制度似乎有些不妥。正如评论家埃里克·所罗门（Eric Solomon）所言：“《麦克提格》不仅是一部伟大的美国小说，也同样是一部非常有趣和刺激的小说。”也许是一个谨慎的建议，但诺里斯还是值得一读的。他认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核心已经有东西腐烂变质，这是他在继《麦克提格》之后的另一部小说《章鱼》（The Octopus:A Story of California）中再次探讨的主题。诺里斯原本打算撰写《小麦》三部曲，但是他未能完成心愿便以与世长辞。他只写到了小说的第二部《深渊》（The Pit:A Story of Chicago）最后一卷原本打算设定在欧洲，那里是美国小麦作物的主要出口目的地。人类的贪婪，“无节制且不知足的贪婪”再一次被放在了显微镜下，在诺里斯眼中，它就是美国灵魂不可告人的秘密。对于诺里斯来说，这种贪婪在商界有组织的力量中可以找到最有力的表达，在小说中，这象征着各家铁路公司的“章鱼”，触角遍布各处，将拦住其去路的所有人压扁。

事实上，正如作品中的许多人物所发现的那样，反对铁路“章鱼”就是把你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铁路完全不能容忍有人违抗自己的意志，而且可以拥有巨大的资源。它是“一个强大机构的取之不尽的金库。”

《章鱼》是一个部庞大的小说，几只相互关联的线索交织在一起，往往以极为悠闲的速度向前发展。它是一部不平衡的作品，把对于西部的理想化的观点和由于与对其开发而引发的相互冲突的力量的认识尴尬地摆在一起——西部作为美国其他地方的一个缩影，正在迅速变成战场。小说开始的时候，诗人普雷斯利正在与这些对加州农村的影响日益增长的矛盾势力做斗争，他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土地：

他为自己定下了用真实、绝对真实的笔触，诗意地描绘牧场生活，然而，他一次又一次地谴责铁路，那些顽固的铁栅栏粉碎了他的浪漫念头，它们分崩离析，化成泡沫，飞扬的泡沫。

小说的焦点小麦农户们所拥有的牧场规模各不相同。一些牧场十分辽阔，自豪牧场主可以从自家外观奢华的住宅放眼望去，满眼都是滚滚的麦浪，望不到边际。而其他人的牧场规模则要小得多。但是即便的面积最大的一个，也没有能力长期与铁路及其代理人对抗。几乎所有主要的农场主，最终不是死亡就是破产，被铁路无情的政策压垮，总体来说，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尤其是考虑几乎所有邪恶的角色都毫发无损地逃脱了。最终唯一的赢家是有组织的资本，而它绝对没有社会良知；它唯一关心的是如何从消费者那里榨取最后一滴利润，而且它所采用的方法是无情的。在我们自己的时代，连锁超市经常因为以这种方式苛待供应商而受到指责，为了提高自己的利润，他们压低了后者的利润率。

考虑到农耕社会令人绝望的命运，他被铁路公司的无情彻底摧毁，诺里斯选择以欢快的笔触结束小说，这一点着实出乎我们的意料：

虚伪是会死亡的；不法与压迫的行为最终也都会被消灭干净。贪婪、残忍、自私与灭绝人性的行为都很短命；个人会遭遇灾难，但是人类依旧生生不息……把视野放得开阔一些看问题，看透一切罪恶，一切虚伪，你就会发现最终能够占据上风的真理，就会发现，天下万事都必然会相辅相成地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诺里斯这个有关苦难的史诗故事中却没有什么内容能够支撑这个乐观的结论，它只能给人留下一种近乎痴心妄想的感觉。它让我们开始思考“没有灵魂的力量、铁石心肠的力量、怪物、巨人、章鱼”大获全胜。如何反击章鱼仍然是一个谜，并且我们被告知生活仍会继续，这一点为我们提供了些许宝贵的安慰。诺里斯在面对所有不利证据时所表现出的乐观也许只能被视为是美国文化的特征：相信国家理想最终会占上风，每个人都将受益于由此带来的经济成功。如果贪欲果真如同诺里斯在作品中所表现的那样在美国人的性格中深深扎根，那么这种希望就会变的极其渺茫。他的作品暗示了贪欲将会胜出，而它总能导致社会分裂。环顾我们所处的时代，没有迹象表明，今天企业的力量较之诺里斯的年代更弱，或是他们拥有更强的社会良知。“股东防御”总是可以用来为任何可以增加利润的行为辩护。在这种背景下，利润永远被置于了人的前面。

《深渊》

诺里斯继续在《深渊》中探索了贪婪这一主题，这一次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初芝加哥小麦市场的大宗商品交易。在这个阶段，麦农的命运已经完全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我们再次陷入了一个充满着贪婪个人的世界，他们竭尽所能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丝毫不顾及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对别人造成的影响，并且受到了似乎已经成为美国市场巨大驱动力的贪婪的驱使。市场投机往往能够将人性中最坏的一些内容展现在人们面前。投机者总是在寻找机会大赚一笔，如果需要以牺牲同胞的利益为代价，那就更好了。个人利益高于一切，不论你是否为此不择手段。

与《章鱼》一样，《深渊》的叙述同样场面恢弘，它描述了几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金钱的世界与艺术的世界，个人的创业动力与社会精神，传统与无情的资本主义新秩序。不过，诺里斯欣赏市场对我们施展法术的方式，劳拉·迪尔伯恩（Laura Dearborn）更愿意生活在艺术世界的人，如何应对在深夜被芝加哥的商业区所驱使：

劳拉突然理解了这一切的含义与真谛。这座伟大的灰色都市不能容忍任何对手，它将自己的统治强加在比旧世界的许多王国都要广阔的多的大片土地上……所有城市之中，只有这里才有着真正的生活——美国的真正力量与精神；它犹如一个巨人，挟裹着青春时期粗野的气势，傲视对手……劳拉不倦地张望着，处处是目不暇接的景象与震耳欲聋的声响。

章鱼又一次伸出了触须，它似乎遍布全国。在这种力量的面前，你根本无路可逃，它可以毫不费力地在各行各业中催生出贪婪之心。

不幸的是，很少有人能够抵挡住章鱼的诱惑。小说的主角之一柯蒂斯·贾德温（Curtis Jadwin）是一位市场投机者，后来他成了劳拉的丈夫。在这方面，他为我们做出了警示。他是一名业主，偶尔会涉猎一些投机行为，不过通常都十分谨慎。他很清楚，在如此大规模的市场中，你的所有财富很容易就能被市场吞没，你的财富都处于风险之中。贾德温只需要拜访市里的贸易委员会就能观察到一些曾经不可一世但是现在却极其落魄的投机者可悲的现状。他们四处闲逛，假装自己依然参与着繁忙的大宗商品交易，即使他们再也没有资金进行交易或投资。贾德温的经纪人山姆·格雷特里（Sam Gretry）为他提供了一个机会，在短期内垄断小麦市场，此举可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为两人带来一笔相当巨大的意外之财。贾德温最初拒绝了，不过没过多久，经纪人最终还是说服他去碰碰运气，支付了一大笔钱来凑齐交易所需的资金。贾德温其实并不缺钱。35岁时，他已经是一个富有的人了，这个出身卑微的人一步一步，按照由来已久的美国传统走到了这一步。然而，胜过竞争对手的机会实在是太诱人了——对投机者来说几乎总是这样。

这笔交易成功了，但是贾德温的一位朋友，查尔斯·克雷斯韦尔（Charles Creswell）是期货交易场上手段老辣的老手，却对其不太赞同：

我不想祝贺你……在这一点上，我宁愿你蚀本，而不希望你赚钱——只要你能因此永远离开交易所。你现在很得意——我明白——上帝啊，我怎么会不明白呢。我也有过这种经历。我知道一个人是怎样被拉进这种投机的把戏里的。

但是事实证明，这时候再发出警告已经太晚了，贾德温已经被卷入了这场游戏。没过多久，他就开始了一次风险极大的冒险。他投入越来越多的个人财富作为交易的保证金，因此承担了越来越大的风险。很快，他就无法想象，如果没有投机来吸引他的注意，生活还有什么乐趣。这是诺里斯小说中一个老生常谈的故事：贪婪的冲动再次袭来，而且是重重袭来。只要你曾经屈服于它的诱惑，你就很容易对贪婪上瘾，如果你不够小心，它就会逐渐占据你的整个生活。贾德温的悲剧就在于，他开始觉得自己是“宇宙的主宰”，并且沉迷于“垄断市场”。结果完全在预料之中：他确实垄断了市场，并且因此获得了随心所欲抬高小麦的价格的能力。问题是，他变得如此贪婪，以至于他无法阻止自己继续这样做，他将小麦的交易价格推到如此高的水平，最终市场向他发出了反击。一旦得到释放，贪婪的冲动就永远无法满足，他取得的任何成就都远远不够。贾德温这个典型的例子证明了贪婪具有摧毁人的性格的强大力量。这个过度扩张的人不知道何时应该收手。与《麦克提格》类似，贪欲也对他的个人生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使他同妻子形同陌路，婚姻岌岌可危。

借助随后克雷斯韦尔对于整个市场投机体制的抨击，诺里斯很好地说明了贪婪的冲动会在更广泛的社会意义上产生危险：

他们把这种行为称作买卖……但这其实是一种赌博。提前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对市场的情况下赌注。你赌小麦会涨，我赌小麦会跌……想想吧，几十万、几千万人的粮食就任凭商会里的人摆布。他们决定着小麦的价格。他们说农民应该付多少钱才能买到面包。要是他付不起，就只好挨饿。

同样的情况还有很多，诺里斯偶尔会像这样揭示出资本主义的缺陷（隐藏在经济发展这个概念背后）以及为什么我们中的许多人会对市场体系下潜藏的无政府状态感到明显的担忧。因此，在故事的后面，居然是克雷斯韦尔被说服加入了让贾德温吃苦头的小圈子，实在是最具讽刺意味、最生动的一件事。一旦成了投机者，你就终身都是投机者——即便你意识到整个体系出了问题。不出意料，他的决定也为自己带来了困扰：他发现自己在贾德温最终失败之前，他就已经发现自己走投无路，并且选择自杀来逃避由此带来的耻辱。

在贪欲这个问题上，诺里斯拥有许多亲共产主义的同仁，并且与当时以及现在美国主流的商业伦理相左。股票市场确实建立在赌博的基础之上（尽管它的拥趸们很少会这样描述），而它的背后隐藏着想要不劳而获的欲望，不管它会对他人的福利产生怎样的影响。诺里斯一再在他的小说中表明，贪欲推翻了社会良知，如果以这种方式放任自私自利发展，有人就会遭殃。首先是贪婪个人的近亲，最后则是更广泛的社会。我们至今依然在这种制度下劳动，它的复杂性现在为贪婪的个人提供了更多放纵利己主义，充实自己腰包的机会，最终会损害无数底层人民的利益。当然，那些受益的人只不过忽略了这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把自己看成是经济增长的动因。诺里斯透过自私自利的概念，揭示了大多数市场交易的反社会性质，这些交易并不受由利他主义而是更为阴暗的个人动机所激发。毫无疑问，诺里斯是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社会批评家。

我们很想知道，如果诺里斯没有在年仅32岁时便已辞世，那么作为一位作家，他将获取怎样的成就。但他似乎成了美国生活方式最有见地的批评者之一，特别是贪欲渗透到国家文化方方面面中的方式。贪欲被认为是现代市场不可避免的结果，同时也是推动它发展的力量。就诺里斯而言，美国经济的成功付出了相当大的社会与心理代价，鲜有人能从这种后果中逃脱。最近，许多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评论家都倾向于赞同这种总体悲观的评价。例如，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在其备受赞誉的社会学研究著作《解密：新美国秘史》（The Unwinding:An Inner History of the New America）中指出，对财富的贪欲是美国的“默认力量（default force）"，而“有组织的资金（organized money）”则无情地推动着财富的发展。诺里斯时代无情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与我们当今同样无情的新自由主义势均力敌，他们都有能力诱发出人性中最糟糕一些方面（2015年，希腊试图摆脱欧盟债权人强加的紧缩政策，结果却令希腊蒙羞，它清楚地提醒人们，掌权的新自由主义者是多么冷酷无情。事实上整个希腊都已经被债权人勒索，他们以一种极不道德的方式联合起来对付希腊）。正如帕克所述，如果有组织的资金决定将生产外包给更为廉价的发展中国家——不能让股东们失望——那么社会就会被摧毁，个人生活也会遭到破坏。因此，许多重工业已经从西方国家消失，同样消失的还有将许多社区团结在一起的生活方式。“章鱼”成了一个用以描述股份制运作方式的非常贴切的比喻，这是全球商业活动的常态。

诺里斯是一位有趣但却有些缺点的作家，虽然不得不承认，他的行文冗长沉闷，但他作品的主题很深刻，这也是我详细研究其作品的原因。尽管他的小说存在一定争议——现代观众很难接受反犹太主义与厌女症——他仍然是敢对美国社会进行尖锐批评的人物，他对于文化以及贪欲在文化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一种偏激的看法，这种看法在多年来一直反响不断。特别是在奥利弗·斯通的哥顿·盖柯的身上，自1987年《华尔街》上映以来，盖柯这个名字就已经成了金融贪欲的代名词。

《华尔街》

对于斯通来说，盖柯代表了美国金融界的所有问题，在这个看似与世隔绝的世界里，贪婪与不道德成了有毒的结合。事件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它的毒性。盖柯的行事方式绝对冷酷无情，这是我为什么会详细讨论他的缘由。他丝毫不关心剥夺公司资产——他的专长——的行为会对他人生活造成怎样的破坏。他的形象似乎和漫画里的怪物没有什么两样，他的思想、行为全都带有侵略性和破坏性。而且，要想在金融界与商界中找到和他一样的人，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盖柯沉迷于股票市场以及多年来所做的交易；事实上，除了股票与金钱外，他几乎没有什么谈资。他对于世界的看法十分狭隘，完全凭借人们的财富与市场交易智慧对人做出判断：他们要么对他的计划有用，要么很快就会被抛弃。他的一个门生，巴德·福克斯（Bud Fox）最终因内幕交易而被捕，最初就是盖柯促使他这样做的，盖柯完全不顾及股市的调控。在他看来，你应该利用一切可以战胜竞争对手的手段，不管它是否合法，这是他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同行们共同的观点。内幕交易只是股票市场上的一个事实，通过频繁的内幕交易获得暴利的诱惑远远比遭遇逮捕和起诉的恐惧更加强烈。

《华尔街之狼》

马丁·斯科塞斯的《华尔街之狼》（2013）改编自纽约投资公司老板乔丹·贝尔福特（Jordan Belfort）的回忆录。电影描绘了贪婪过量导致的可怕场面，影片中的角色在狂欢派对与大规模吸食毒品的过程中挥霍掉了他们在股票市场中的收益。与贝尔福特比起来，盖柯简直就是小儿科，影片所呈现的放荡、贪婪的世界，甚至超过了布莱希特怀着马克思主义的偏见所描绘的美国。贝尔福特的公司采用最极端的强行推销术，把投资者当作猎物，而员工的唯一兴趣就在于从销售中积累个人佣金，而且很快就会有令人垂涎欲滴的回报。他们所出售的股票往往无异于废纸一堆，但是当时时代的要旨就是：只要操盘手承诺这些股票能带来快速致富的机会，那么投资人马上会一拥而上。在一个将富有变成自然权利的社会里，贪婪无处不在。在这方面，贝尔福特这样的公司拥有一群非常善于接纳别人意见的客户群，人们确实想相信他们被告知的事情。贝尔福特也不是一个不良行为的唯一案例，例如，赛斯·弗德曼（Seth Freedman）追忆自己在伦敦作交易员的职业生涯时承认道：“我……去上班，赚钱，把钱花在喝酒、吸毒和其他追求上，第二天继续努力工作。”

贝尔福特最终因证券欺诈被联邦调查局逮捕，但是他同意与当局合作，并提供内部细节，说明他的公司到底出现了什么状况，并且供出了所有参与其不正当计划的人。他的惩罚相对较轻，只在监狱里待了22个月就被提前释放——考虑他的欺诈行为的严重程度，这种惩罚相当宽容。电影制片人认为这是一则“警世故事”，但值得注意的是，贝尔福特在出售电影版权中赚了一大笔钱并且现在正作为一名励志演说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巡回演讲，日子过得颇为潇洒。显然犯罪很划得来。

《大空头》

2015年的电影《大空头》改编自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的同名小说。它追溯了一群真实的证券交易员的市场冒险历程。他们十分确信大崩盘即将发生，因此他们开始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投机，打赌银行系统会因为坏账（即次级抵押贷款）而崩溃。刘易斯的书让人大开眼界，它揭露了商人对于该问题不但不感到担忧，反而成功对此加以利用的现象，尽管在某种程度上，细节并没有根本态度重要。认为失败只是一种有趣的商业机会的想法很可能会让我们这些不投机倒把的人感到困惑。这就要求我们明白，从投资的角度来考虑，失败可能是件好事，它甚至能给那些足够聪明、可以操纵市场的人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2002年3名这样的交易员创立了一家名叫康沃尔资本的公司，正如刘易斯所指出的那样，它“打赌次级抵押贷款债券的资本翻了两番，从30多亿美元扩展到135亿美元，在市场崩盘的时候。”我猜大多数人可能认为投资的关键是找到成功而非失败的表现，但事实并非如此，只要有利可图，投资人一定会绞尽脑汁。很难说是否要将相关人员与恶棍划在一起，还是说他们仅仅是极其精明的操盘手。不管做什么决定，他们的活动都能带来戏剧性的情景。

事实证明，到头来，失败对于这个特殊群体而言反倒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他们从2007年8月的市场崩盘中大赚了一笔，证明了贪欲从来都不会缺乏创造力。鉴于西方各国政府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大量投入公共资金（就当是数万亿美元），才将该系统从全面崩溃中拯救出来，我们又一次惊讶于金融界及其操作者的无耻行径。只要能够获利，后者就会继续进行投机，不管这是否有利于系统——他们只关心能够赚到多少。然而，这些电影和书籍对于大众意识的影响表明，我们还能找到对于极端贪婪的描述，这是多么令人着迷的事情。他们似乎在告诉我们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也许是一种认识——在适当的情况下，我们也会臣服在贪欲的脚下。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基督教会并不赞成贪婪，他们将其归为七宗罪之一，并强烈反对受其诱惑，认识到它会对不谨慎的人产生的吸引力。因此，教会谴责高利贷是一种邪恶的行为，所有好基督徒都应该在任何时候都远离它（直至今天，伊斯兰教依然反对高利贷，因此伊斯兰世界中银行的运作方式与西方世界截然不同，他们是负利率）。当犹太人介入其中，开始放高利贷时，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就开始变得爱恨交加，《威尼斯商人》就明确展现了这一点。

《死神与守财奴》

这一时期的艺术普遍热衷于将这种公认的罪恶作为主题，尤其是因为它呈现出戏剧化的张力。例如，耶罗尼姆斯·博斯在15世纪创作的《死神与守财奴》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道德故事。在这个故事中，赏画人可以清楚地看见屈服于贪婪会带来的危险。这幅画警告人们，如果大家不小心地抵挡魔鬼的诱惑——他会用金钱引诱我们走向毁灭——贪婪就会导致灵魂的丧失。博斯在小心平衡之后绘出了画中的场景，一位天使伸手指向通往天堂的路，告诉怀有罪孽的人，即使是在弥留之际，也依然可以忏悔。然而，一个狡猾的魔鬼躲在床边的窗帘后面，用一袋金子将他的注意力从天使身上吸引了过来。男人“几乎条件反射般地”向金子伸出手去，这是他一生的习惯使然。在他自己看来，他的钱永远也不够花；对他来说，这是他必须回应的一个“自身的空洞（hole in his being）"。床脚的人被认为代表着生命早期的守财奴，他显然是在向一个魔鬼提供一枚金币，而这至少表明他经常与恶灵打交道。与此同时，死神在门后充满期待地等待着。尽管艺术史学家沃尔特·博辛（Walter Bosing）认为“我们远不能确定是否存在挣扎”，但是画面给我们一种强烈的暗示，即守财奴将无法抗拒接受黄金的诱惑。财富的热爱似乎已经使他堕落到了无法悔改的程度——世俗的财产向他施下了魔咒，他已经不太可能在一夜之间产生转变。

这是我们在整个调查过程中不断遇到的故事，从虚构的人物到现实生活中的企业家、股市操盘手、银行家与公司都是这样：在某个时刻，你欲罢不能——贪婪的欲望会驱策你继续走下去。屈服于贪婪，这也可能是你的命运，这是博斯的画作传达给基督徒的一条严肃的讯息。也许你可能会在这一世中受益，但是下一世就未必如此了。多行不义必自毙，到时候，地狱就会是你唯一的归宿。博斯专门研究地狱的场景，他描绘了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如果我们像他笔下的守财奴那样时常放纵自己沉溺在七宗罪中，等待我们的就将是地狱的烈火。与此并列的是，他同时也描绘了天国的景象，那些性格软弱，经不起贪婪这类罪恶的诱惑，就无法升入天堂，他在几幅构图中同时描绘了天堂与地狱。

《贪食与淫欲的寓言》

暴食是博斯另一个常用的创作主题，例如《贪食与淫欲的寓言》（约1490~1500年）就将酗酒作为了罪恶的一面。画中的几个人物急不可耐地围在酒桶旁，而一对情侣躲在一顶帐篷中，避开众人的窥视，举杯对饮。赏画人可以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这种不得体的行为最终将导致怎样的后果。伯辛强调了艺术家希望我们能够建立起的联系：“贪食与酗酒会引发淫欲，这是道德卫士始终尽力希望听众们能够理解的教训。”

《贪婪》

在博斯作品的影响下，16世纪的艺术家老彼得·勃鲁盖尔在15世纪末以七宗罪为主题创作了一系列画作，《贪婪》便是其中之一。为了让更多人能够欣赏到《贪婪》，与勃鲁盖尔同时期的艺术家彼得·范·德·埃登（Pieter van der Heyden）在1558年根据这幅作品创作了同名版画。埃登在画中的热闹场景里呈现出了各种形式的贪欲，并且为其配上了一段语气强硬的题词：“吝啬的贪婪既没有荣誉感，也不懂得礼貌，它不会觉得羞愧，也不敬畏神圣的箴言。”这恰恰也是博斯的作品所体现的道德标准：即便到了来世，你也依然无法逃脱针对这项罪恶的惩罚，因此要留意自己的行为，在还有时间和机会的情况下进行悔改。但不幸的是，如果你放纵自己罪恶本性的时间过长，也许就会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及时改变行事的方式。画中的各色人等似乎正在迈向这种不幸的命运，我们本应谴责他们的失败，承认他们正在通过这种“吝啬贪婪（scraping avarice）”的表现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前景中一位拢起一堆硬币的女性就奠定了这种基调。在她的身旁，一只大瓮中的硬币被不断倒入已经装满的箱子之中。在她的左边，一个长着一张动物脸的生物正将胳膊伸进一只装满硬币的麻袋，而画面中的其他地方则充斥着混乱不堪的场景——例如，破坏财物、盗窃以及沉溺酒色。道德的重要性很难被忽略：世俗财富受到的重视程度远胜于更加重要的精神财富，善行将为虔诚的信徒敞开通往天堂的大门。勃鲁盖尔随后创作了七美德系列，来指出怎样的行为才能称得上是善行。

即便是阿尔布雷希特·丢勒在《贪婪》（1507）中所描绘的那位老妇人也并未对神圣的训诫加以重视。无疑，随着年岁的增长，皱纹渐渐爬上少女曾经美丽的脸庞（画家并未对肖像画的主角进行任何美化，她乳房下垂、满脸皱纹、头发蓬乱、牙齿缺失），她紧紧攥着一袋金币，好像这样便能躲过时光的摧残，呈现出一种相当可悲的“虚空的形象（vanitas image）”。相反，这个动作仅能表明她罪孽深重、不够虔诚——即便在死神面前，也不愿放弃自己的贪欲。与博斯笔下的守财奴一样，贪欲已经深入她的骨髓，即便牧师曾一遍遍地警告世人，来世必将因此而受到惩罚，她也依然无法改变这个习惯。它有力地提醒着赏画人，要小心过度市侩会带来的危险：容颜易老，财富易散，待走到生命的尽头，除了神判之外，我们将不再存有任何期盼。不论丢勒笔下的这位老妪手中握有多少金币，都无法逃脱这种命运。总的来说，她展现出了一个既怪诞又哀伤的形象，一个刻意无视自己将要面对的精神命运的形象。

任何想要细致研究此类作品的人都会发现，艺术史学家将它们与当时的其他各种绘画作品联系在了一起，说明该主题在中世纪艺术家之间极受欢迎。显然，中世纪社会极其关注七宗罪，这说明贪婪等不道德行为已经广受人们的密切关注与公开谴责。短暂的此生与永恒的来世是基督教神职人员反复向教徒灌输的一条信息，然而，对于天罚的恐惧显然无法根除人们的贪欲——如果永堕地狱的可能性依旧无法令人们集中精神，那么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了。这再次证明了自私早已在我们心中根深蒂固，它能够推翻宗教信仰与来自社会的指责。正如我们所见的那样，从早期的艺术家到前文所讨论的最近的电影制作者，不论时光如何流转，创意艺术家们一直在关注这一话题。与中世纪一样，贪欲在这个时代同样显而易见，也同样需要遭到谴责。遗憾的是，即便是谴责也无法阻止大部分人走上这条道路，人们依旧会臣服在贪欲的脚下。

【注释】

[1] 1618~1648年的30年战争，是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成的一次大规模的欧洲国家混战，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全欧洲大战。这场战争是欧洲各国争夺利益、树立霸权的矛盾以及宗教纠纷激化的产物。战争以哈布斯堡王朝战败并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