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婪与体育行业：成功与声名的追逐

在国际体育界，贪欲是支配行政人员与参与者行动的重要因素。经济收益是前者的首要动机，而他们手握的体制上的权力也为他们提供了可以放纵此类欲望的广阔空间。对后者而言，经济收益固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他们真正的动机更有可能是对成功及体育荣耀的贪欲。这种内驱力近乎病态，甚至往往会到不惜损害运动员未来的健康而使用违禁药物的程度。事实证明，成名的诱惑势不可挡。体育运动在全球所有文化中都是一项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项能够吸引大众关注的盛事，时常通过充满戏剧性的激情时刻为许多人带去快乐。然而，如果这一切都是通过弄虚作假得来的，如果我们无法仅从表面来理解的话，又会如何呢？从道德层面来说，其中的许多方面都危如累卵。

在国际足球主管部门针对国际足联所进行的调查中，浮现出一则备受瞩目的案例，足以体现体育运动中存在的体制性贪欲。调查发现，国际足联官员间存在一个贿赂与腐败的网络，其涉及范围之广令公众为之震惊。毕竟，在不久之前，国际奥委会刚在奥运会的举办权问题上爆出了类似的丑闻：为了赢得奥运会的举办权，参与竞争的城市向奥委会官员行贿。你也许会认为，其他国际体育机构会记住此次事件所引发的民愤，从而确保他们自己的体制中不存在此类腐败行为，但是世界杯的申办过程却开始变得尤其臭名昭著。它坚持东道国必须提供由它所指定的基础设施（就像奥运会那样），从而使新场馆与新运输系统的建设成为必要，以便应对来自全球的观众。许多国家沮丧地发现——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于他们而言，公共资金可以，而且无疑应该花在更有价值的社会项目上——赛事结束之后，这些设施很容易成为昂贵却不实用的东西。最近，巴西和南非在付出惨痛代价之后发现了这一点。在接连承办了2014年世界杯与2016年奥运会后，巴西的财政压力引发了公众抗议甚至是暴乱，因为许多人认为政府摆错了轻重缓急的位置。

尽管举办世界杯可能会为东道国带来问题，但是国际足联却并未提供任何资金支持，尽管它通过电视转播权与赞助协议将数10亿英镑的收入囊中。然而，与主办比赛相关的国际声望，产生了由投标人制造的贿赂文化。随着调查的深入，贿赂程度正在慢慢变得明显。国际足联的设立当然为提出这种无耻的要求提供了充足的机会。

在现有的国际足联等级制度中，似乎很少有人能够逃过被在媒体上满天飞的指控。许多国际足联的高级官员在自己国家的足球协会担任职务期间就已经遭到了贪污指控，或者甚至被定罪为挪用国际足联的财政补助金为自己所用，因此这个问题已经深入了全球的足球文化。国际足联要求在东道国免税，而且在其总部所在地瑞士也可以享受显著的税收减免。与此同时，它在世界各地的官员也能定期获得大额奖金，这使得它极其值得与该组织联系在一起，并且不理会周围发生的腐败。美国司法部长牵头对国际足联的金融交易进行了全面调查，已经有不少人因此被捕并遭到起诉。他说“世界杯诈骗”正在发生。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多久还很难说，但是可以预见，对过去事件的怀疑已经开始显现。它可以让已经对人性绝望的人见识到，个人道德如何在秘密交易中，在承诺的金钱中被轻易地击败。情况非常糟糕，已经有人呼吁取消现有的国际足联，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新的组织，用以监督世界足球的运行。例如，《纽约时报》的一则特写在2014年宣布“已经过了废除国际足联的时机了”。

紧随这件事之后，则是对于体育界来说，有可能比逐渐明朗的国际足联的丑闻更大的危机：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举行前夕被揭露出一系列事件，其中一些事件显然是政府参与的，包括在国际田径大赛中服用兴奋剂，以及对于国际田联（IAAF）高层官员的腐败指控。代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进行的调查，指责俄罗斯采取了这些做法。一些俄罗斯官员被指控定期要求并随后接受运动员的钱，以便压下其怀疑的血液检测结果。如果没有这种援助，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会在测试之前销毁有关的血液样本（如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在报告中所述），那么运动员就有可能因为服用违禁药物来提高成绩而遭到禁赛的处罚，以及剥夺他们在官方比赛中获得的奖牌，并将他们的名字从记录中删除。然而，贪婪再一次冲在了前面：举办锦标赛的人贪钱，运动员、国家体育组织和国家政府显然贪名（赢得奖牌也可能为运动员争取到利润丰厚的代言合同，如今的体育界名人常见的做法）。奥运奖牌的声望似乎已经超越了所有其他考虑因素，公众不禁一直在思考：未来是否能够信任此类比赛的结果？于是媒体公开讨论了国际田联是否应该取消并由新机构取代的问题（与国际足联一样）。(www.xing528.com)

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故事，也许需要几年时间才能知道腐败的全部程度，尤其是因为这些指控总是遭到那些被告的否认（通常伴随着这只不过是媒体梦寐以求的阴谋这样的言论），针对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的腐败指控也是如此，直到证据的建立变得至关重要。在自行车运动中，我们早就经历过拒绝承认服用兴奋剂的精心策划的文化的经验。在2012年兰斯·阿姆斯特朗（Lance Armstrong）及其团队的阴谋最终被粉碎之前，成功的个人一直维持着远离违禁药物的假象。许久之后，自行车协会随后被迫羞辱地重写了奖牌榜：如，阿姆斯特朗的环法冠军头衔。现在，参与这项运动的许多人承认，事实上，这种做法普遍存在。现在它是否已经彻底根除，或是在躲避检测的程序方面变得更加复杂，依旧值得怀疑。作为自行车运动的主要赛事，环法自行车赛仍然是人们对于兴奋剂持相当怀疑态度的焦点，这似乎可能会持续下去——拒绝文化也是如此。公众早已预料到会出现对腐败的否认，他们很快就认为否认就等同于承认有罪。对于主要体育组织的高层而言，“无罪推定”几乎不再适用；一位这样的愤怒的官员的评论无意中加强了他的观点，你不能指望他否认他没有做过的事情。

职业体育似乎充斥着贪婪的例子，很有可能本赛季还会出现更多不道德的事件。在板球比赛中，球员球赛造假是最近出现的许多不道德事件之一。因为板球是一种特别容易操控的比赛（即，就特定的短时间内的比赛下注）。几名球员已经被判有这种做法，例如2011年，巴基斯坦国际板球手萨尔曼·巴特（Salman Butt）和穆罕默德·阿西夫（Mohammad Asif），后来两人都遭到了板球协会做出的禁赛处罚。网球和斯诺克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受到怀疑，而且已经有几个裁判被禁赛。是赌徒与赌博公司——无疑在贪婪的推动下——成了这里腐败的重要影响力。他们向球员与裁判员提供丰厚的金钱诱惑，将他们吸引到假球计划中。但是为了让这些方案能够发挥作用，球员必须能够接触到这些途径并接受诱惑。随着涉案人员的不断增加，我们很遗憾地发现，能抑制诱惑的人不多。现在，是观察这个空间，从中发现这个现象究竟有多广泛的时候了。

我们不得不再次注意到，贪婪在体制的环境下极其容易生根发芽。当我们遇见其它在起作用的例子时，它往往会引发一种不良反应。这似乎深植根于我们的心理，因为我们发现像国际足联这样的机构已经整个被它所腐蚀。就个人而言，如被人唾弃的自行车冠军兰斯·阿姆斯特朗，其中所牵扯的金融贪婪并不如对于比赛获胜所带来的名声以及社会荣耀多。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如何解释这么多运动员无视所有道义上的反对意见，为了赢得奥运奖牌而服用兴奋剂的决心？他们显然受到了对于名望的迫切需求的驱使，尽管只要正确处理，这种驱动力也能获得支持，可是一旦公众发现成功是在药物辅助下获得的之后，就如同阿姆斯特朗被发现时那样，他们就可能会变得非常无情。

此类丑闻潜伏地最深的一个方面就是它们相互结合，逐渐削弱公众对运动员及其管理者的信任。无论是被揭露的球赛造假、操纵比赛还是服用违禁药物，比赛的结果和世界纪录的可信度都受到了严重的质疑，使整个锻炼基本上毫无意义，因为体育迷们不再清楚应该相信什么或是什么才是真实的。这是贪婪如何改变公众的又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