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婪与政治学：贪婪在国家层面的升级

国家完全有可能如同个人那般自私与贪婪。只要翻开殖民主义的历史，便能找到相关证据。殖民地化是人类历史中不争的事实。纵观历史，为了能够攫取更多的农业与矿产资源，人类一直在领土与领土之间不断流动。仅在前近代的欧洲就存在大量案例。在人类形成并开始遵守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边界或国家主权等概念之前，欧洲人就时常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迁移。即便那时，也依然有例可循，如诺曼人于1066年入侵英格兰（诺曼人在这一方面显得尤为活跃。从法国与英国一直南下到了地中海的西西里岛，他们从最初位于斯堪的纳维亚的老巢奔赴分散在欧洲各处的殖民地）。在现代，这种活动以殖民主义的形式成了一种惯例。

在19世纪与20世纪初，为了满足国内迅速工业化的社会及民族野心的需要，欧洲强国之间为争夺对整个欠发达世界的物质资源的控制权而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这些国家的政治动机几乎如出一辙，都是为了改善本国的贸易地位，进而增加国家财富。进入20世纪后，这种努力便取得了明显的成功。即便只是过去残留的一抹影子，一些殖民地至今也依旧存在。“占有性个人主义”同样适用于民族国家。国家也可以像个人那样，一心一意地追求自身利益，甚至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不惜发动战争。殖民主义会滋生暴力，而国家的对手与臣民都是暴力的受害者。

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在当今世界的兴起带来了新殖民主义。西方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生产在西方市场上销售的日用消费品，从而在这些国家享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其结果就是，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赚取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因为生产外包政策大幅削减了企业的经营成本。但这也解释了为何底特律这类曾经一度兴盛的制造业中心会陷入经济困境。自20世纪下半叶起，由于大部分汽车制造企业接连亏损，底特律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人口也因此不断减少。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所有西方国家都出现过这种经济极速下滑的案例。

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均鼓励人类将贪欲膨胀到危险的程度，许多评论家都担心这会在西方社会与发展中国家中引发社会失调。正如盖伊·斯坦丁所推论的那样，现在的西方社会中存在着“不稳定工薪”阶层。他们承受着兼职（通常是季节性）就业的困苦，不再享有前几代西方工人理所当然享受的附加福利，如假日薪水、养老金计划和病假工资等。他们身上伴随着一种不安全感以及对于能否赚到基本生活费的担忧。

评论家们预言，不稳定工薪阶层很可能代表着未来的工作模式，全职的铁饭碗将很快成为过去。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的财富正在逐步下降，而地位较高者的财富却在大幅增加。这些现象之间紧密相连：最为贪婪的人目前处于优势地位，而不稳定工薪阶层却不得不拼命抢夺他们可以找到的任何东西。这是新自由主义留给世界的巨大困境。目前，各国政府似乎普遍缺少相应的解决方案（至少是缺乏有效的解决方案）。尽管保罗·梅森将著作定名为《金融大崩溃：贪婪时代的终结》，但是未来的历史学家很可能会在回顾这段时期时将其称作“贪婪时代”。

近代殖民主义的基础是对于土地和资源的贪欲，为了廉价得到这些重要资源，欧洲殖民列强残酷地剥夺着其他国家的利益。他们往往通过使用蛮力并且制造大量伤亡的方式拒绝承认生活在被占领土上的土著居民应该享有的权利。欧洲的主要国家简单粗暴地将地球上的大片土地据为己有并将其变成了殖民帝国的边远村落。例如，他们全然不顾非洲当地居民的感受，在19世纪时一点点地彻底瓜分了非洲大陆。马歇尔指出：

欧洲人回到伦敦、巴黎、布鲁塞尔和里斯本这些伟大的首都之后就拿出绘有非洲地理轮廓的地图，开始在上面画线——或是采取更为激进的做法，直接画出位置。他们在这些线条之间写上中刚果或上沃尔特等词语并称他们为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现在，许多非洲人已经成了欧洲人所制定的政治地理学上的囚犯。

人类对于土地的贪欲似乎永无止境。只要想想英国曾设法在19世纪末拼出的帝国版图便能发现人类在这一方面是多么的贪得无厌（该帝国至今仍以英联邦这种幽灵般的形式存在）。大英帝国确实疆域辽阔，它覆盖全球并源源不断地将财富注入英国本土，使财富进一步膨胀，并为那些处于社会经济金字塔顶端的人的贪欲提供助力。这也许并不是殖民扩张背后唯一的理由——还有复杂的地缘政治动机在起作用——但它作为贪婪的渠道，正是以这种方式在实践中发挥了作用。欧洲其他的主要国家也采用了类似的体制，法国、德国、比利时和荷兰都从殖民地的产出中大为受益，西班牙与葡萄牙（他们加入这场殖民游戏的时间甚至还要早）亦是如此。然而，英国显然是拥有海外殖民地数量最多的帝国，这些殖民地带来的财富是英国跻身世界主要政治大国之一的关键因素。

主要殖民帝国之间的相互竞争是造成紧张局势的根源，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由于德国在1871年才获得统一，他进入殖民化进程的时间较晚，因此也就尤其急切地想要建立海外帝国。德国十分清楚殖民地的价值，也观察到了殖民主义为其竞争对手法国与英国等国所带来的财富。他们希望能够在这其中分得一羹汤，在国际舞台上与这些国家展开更为有效的竞争：贪欲与地缘政治野心结成了强有力的组合。与当时的其他国家一样，德国将目光对准了非洲。19世纪末，那里是全球最后一片可供殖民化的重要区域。由于欧洲各国都力图以牺牲对方为代价来扩大自己帝国的版图，冲突与“事件”频发。例如，1911年就在摩洛哥的阿加迪尔发生了一起著名的危机事件。当时，由于法国试图进一步控制北非国家，德国向摩洛哥港口派遣了一艘炮舰。德国提出，若想他不再染指该地区，就必须满足他所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其中就包括法国将其在刚果的领土割让给德国。英国很快便介入了此事，即将走马上任的首相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在1911年的市长官邸演讲中强烈警告德国不要提出这类要求，并且表明他将这些要求视为是对国家主权概念的威胁：

如果为了维护和平，英国也不得不拱手让出自己经过几个世纪的英勇行为与成就才赢得的有利地位，不得不在将对自己的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地区被人无视，就好像他在由各国组成的内阁中无足轻重一般，那么，我将断然表示，以这种代价换取的和平是一种耻辱，像我们这样伟大的国家绝对无法容忍。

劳埃德·乔治的话语中透露出不少信息。在这里，殖民地已经沦为大国的“利益”。他们没有身份，反倒被视作是大国因其历史上的“英勇行为与成就”而获得的奖赏。实际上，“在由各国组成的内阁中无足轻重”的国家是这些殖民地。此外，“利益”（如摩洛哥和刚果）必须接受现实，即在设法摆脱殖民奴役的枷锁之前，他们的主要作用就是不断为殖民者增添财富。

欧洲在非洲与亚洲的殖民化史根本不值得称颂。为了镇压殖民地的民众，迫使他们逆来顺受，欧洲国家采取了一些可怕的暴力手段，并且实施了许多令人愤怒的暴行。他们打着保障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回国内的旗号，殖民国家的统治阶级，尤其是投资者因此积累了惊人的财富。殖民国家的大部分国民财富都来自于殖民地，而自殖民时代末期发展起来的国际援助制度却几乎没有为那段历史提供足够的补偿。皮克蒂指出：“在非洲，外流的资本远超流入的国际援助金。”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在1902年出版的小说《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中猛烈抨击了殖民者在比属刚果等非洲地区所施行的殖民体系。小说的叙述者查尔斯·马洛（Charles Marlow）是该地区一家殖民贸易公司的雇员。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征服世界往往意味着将其从拥有不同肤色或扁平鼻子的人们手中抢夺过来。只要深入探查，你就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浪漫的事。”马洛的职业使得他拥有足够的机会深入探查此事，尽管他仍在为殖民政策辩护，但是这番话似乎连他自己都无法完全信服：

聊以自慰的仅仅是一种观念，一种隐藏在征服背后的观念。不是伤感的伪装，而是一种真正的观念；以及对于这种观念的无私信念——可以让你顶礼膜拜、供奉献祭的信念……

然而，“供奉献祭”的人往往是殖民地的民众，而马洛的言辞也逐渐褪去了辩驳的色彩，这意味着他已经意识到了这种令人不快的事实，尽管他未曾将其宣之于口。

马洛口中的这个观念就是所有殖民大国用以为自己的扩张主义政策正名的观点：通过引入西方的价值观与科技以及应该伴随现代化而来的所有社会政治福利，他们为所占领的地区带去了“文明”与“进步”。然而，一旦知晓了比属刚果的历史，人们就根本无法相信这种观念。殖民政权在前比利时的这片殖民地上大肆掠夺原材料的行为已经成为有据可循的欧洲殖民史上最为残酷的一例（这项不光彩的殊荣也不乏竞争者）。1885年至1908年间，这里是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King Leopold II）的个人封地——尽管他从未踏足刚果，这块殖民地却为他带来了巨额财富——据估计，多达1000万非洲当地居民在此期间丧命。亚当·霍赫希尔德（Adam Hochschild）在针对刚果历史及其对欧关系的研究中总结到，“死亡人数已经够得上大屠杀的级别了。”公路与铁路的建设普遍采用强制劳役，只要殖民地人民提供的象牙或橡胶等贵重物品的数量未能达到比利时政府所设定的限额，就会遭受剁手剁脚等酷刑。尽管没有哪个殖民国家敢说自己在对待殖民地，尤其是非洲时完全问心无愧，但是就连这些国家也宣称，所谓的“刚果自由邦（Congo Free State）”的状况令他们无比震惊。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二字绝对是一种莫大的讽刺。随后，利奥波德所推行的政策招致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他的“橡胶恐怖（rubber terror）”统治已经逐渐为人所知。

从1908年到1960年，整个刚果地区都处于比利时的殖民统治之下，财富从刚果的橡胶种植园、金矿与钻石矿源源不断地流入欧洲。尽管从事此类贸易的人获利颇丰，但是当地居民却未能从中获得任何利润，而此后刚果也未能成功建立起一个可发展的社会。马歇尔提醒我们，在战争与暴力的折磨下，刚果至今依然属于世界上极度贫穷的地区：“世界上曝光率最低的战区，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该地区的战火便未曾停歇并已夺走了600万条生命。”一般来说，殖民大国遗留下来的都是一些负面问题。殖民时代结束后最可悲的一个方面就是许多国家随之出现了腐败与动乱，比利时完全没有为解决这一问题做出任何贡献。1961年，刚果独立后的首任国家元首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遇害身亡。事后，比利时承认自己牵涉其中并为此道歉。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之外，非洲的前殖民地国家都与刚果一样，努力建立稳定的政治体制，但是多数国家最终都落入了独裁统治之下。贪欲公然在这些国家的上层社会中获得了蓬勃发展。通过拙劣模仿殖民体系的政治制度，独裁者积聚了巨额的个人财富。他们对大众的剥削方式与欧洲殖民者并无二致。无疑，前殖民大国必须为此承担部分责任，因为他们未能在统治期间树立起良好的榜样，而是将主要的精力集中在了尽可能地从殖民地榨取财富上。多数殖民国家都没有在如何稳定制度方面留下多少经验。

无论如何，马洛提到的“观念”一直饱受争议，因为它的前提是殖民国拥有先进的文化发展。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所著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78）就研究了这种态度对中东所产生的影响。他在这本极具有影响力的著作中指出：“认为欧洲人的身份比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都要优越的想法（正是劳埃德·乔治在演讲中所传达的信息）大行其道，并且积习难改。”许多在殖民体系中工作的人确实真正以为，自己正在努力改善殖民地的文化与经济并且认真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们会因为目睹了殖民主义的过分行径而感到痛苦，也会对当地民众不得不接受这一切的痛苦感受生出同情之心（霍赫希尔德指出，身处刚果的这群人甚至帮助外界了解在那里所发生的残暴行径）。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M.Forster）就在小说《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中描写了几位这样的人物，其中就包括校长菲尔丁（Fielding）。由于允许印度人走进他的课堂，他便与其他殖民者产生了冲突：“他与学生们相处融洽，但是他与同胞之间的隔阂……却令人痛苦地加深了……人们开始觉得，菲尔丁先生是一股破坏力量。”然而事实却是，殖民主义与利他性之间相去甚远。它的指导原则主要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侵吞殖民地资源，因此不难理解它所留下的反西方情绪。若是有更多的菲尔丁先生出现，殖民地人民也许就不会觉得殖民主义如此面目可憎了。在利奥波德国王的统治结束之后，刚果的局势确实有所好转，但是他所遗留下来的问题却始终存在。

在《黑暗之心》中，当马洛踏上刚果的土地，留意到殖民主义在那里的所作所为并且目睹殖民地官员残忍虐待当地居民之后，震惊二字远不足以概括他内心的感受。赤裸裸的残暴行径令他惊骇，而当他偶然撞见水电站附近的强制劳役的景象时，忍不住对“带着不幸的野蛮人所表现出的死一般的冷漠”展开了评论。即便比属刚果确实尤为臭名昭著，但是类似事件在整个殖民体系中均有发生。英国在占领印度期间就曾以雷霆手段镇压过几次起义，英国的国家声誉也因此被抹上了污点。印度人至今依然记得这些事件：例如，印度的教科书往往将1857年那场声名狼藉的“印度叛变（Indian Mutiny）“（无可否认的是，双方都犯下了暴行）称作是“第一次独立战争”。进入20世纪前，英法两国仍旧牢牢抓着殖民地不放，而许多（即便不是多数）殖民地也都采取了暴力革命的手段来赢得解放，逼迫殖民者撤离。这样的历史不容易为人所遗忘，而其背后的推动力显然就是贪欲。

20世纪50年代爆发的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艰苦卓绝，说明殖民大国极其不愿失去他们对于海外属地的控制权，即便在世界范围内，殖民时代已经逐渐走向尾声（例如，英国已经从印度撤离，并且正在有条不紊地逐步退出非洲）。法国已将阿尔及利亚变为主要的葡萄酒生产国。由于葡萄酒在法国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文化中亦是如此），借助此举，法国便将阿尔及利亚与法国经济捆绑在了一起。定居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在该行业中做得风生水起。由于伊斯兰教严禁饮酒，这种做法显然招致了该国穆斯林的憎恨。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以极其尖锐的笔触呼吁人留意，法国在这个问题上缺乏敏感性：

事实上，葡萄酒神话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不确定性。因为葡萄酒的确是一种优质、健康的东西。无论是个体酿酒商还是殖民者，葡萄酒的生产也确实与法国的资本主义密不可分。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被迫在自己被掠夺走的土地上种植葡萄这种他们完全不需要的作物，哪怕他们甚至连面包都吃不到。因此，一些貌似十分迷人的神话其实都充满着邪恶。葡萄酒并不是一种能够纯粹给人带来幸福感的东西，除非我们不公正地遗忘了它是侵占他人的土地后得来的产品这一事实，而这正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陌生化的特性。

巴特的这段话写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取得胜利并将法国人逐出国境前，葡萄酒的生产成了这场革命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之一。阿尔及利亚人对作为法国占领象征的葡萄园恨之入骨，他们将葡萄园摧毁殆尽。战争爆发前，葡萄酒一直是阿尔及利亚的主要出口商品并逐渐建立起一个巨大的国际市场；尽管战后依然有人酿造葡萄酒，但是与法国统治下的鼎盛时期相比，该产业的规模已大幅缩水。信奉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政府上台之后，这一点完全可以预见。(www.xing528.com)

英国对待各殖民地原住民的方式还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种态度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北美“新世界”。在当时，英国移民认为北美的印第安部落全都是不文明的野蛮人，因此根本无权占有他们所生活的土地。即便是在今天，印第安人的后裔也只拥有散落在美国和加拿大各处的保留地（那里往往都属于经济落后地区）。18世纪，英国在澳洲建立殖民地的时候，也对那里的原住民表现出了类似的态度。生活在上述两地的原住民数量并不多，而且随着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英国移民很快就在人数上超越了原住民，并且在无休止的扩张中占领了现今美国与澳大利亚本土的所有陆地。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移民们带来的一项技术赋予了他们控制当地居民的强大力量。在现代武器的面前，原住民毫无还手之力。然而，印度的情况截然不同。他的人口远超过英国（超出20倍左右），而且印度社会稳定、等级森严，与北美和澳大利亚那些主要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游牧社会截然不同。印度只是一块殖民地，而非定居地。欧洲人只想掠夺那里的资源。

尽管人们现在普遍对殖民主义持批判态度，仍然有一些人发声支持大殖民帝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就是其中之一。他为英国的殖民主义提出了鼓舞人心的辩护理由。他认为，尽管殖民主义存在很多缺陷，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认为它带来的影响利大于弊：

无论是好是坏——任何情况下，我们今天所知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大英帝国时代的产物。问题不在于英国的帝国主义是否完美无缺。它确实存在缺陷。问题在于，是否存在一条不那么血腥的道路可以通向现代化。也许理论上能够找到。可事实上呢？

从本质上来说，马洛其实就试图在《黑暗之心》中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然而，在“美好”是否胜过了“丑陋”这一问题上，他似乎远不如弗格森那样信心满满。尽管弗格森坚定地捍卫着“使命”这一概念，但是他也没有对此丝毫不加批判。他承认英国在此过程中犯下了许多令人遗憾的错误。然而，这最终会演变成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无论你是否赞同，现代性可以成为我们在违背他人意愿的情况下，指派其参与殖民活动的理由；毕竟，为了马洛口中的“牺牲”而被迫踏上“血腥道路”的人是他们。不是所有人都会像弗格森那样，在这个问题上给出肯定的答案，这就带来了一些非常尴尬的道德问题。我们也许注意到，新自由主义正在利用极其相似的观点为全球化及随后出现的新殖民主义的普及正名：事实上，我们就是为了你好。无论你是否被殖民化或新殖民化，无论你是否情愿，这套体系都会加诸在你身上；贪欲绝对会确保这一点。毫无疑问，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都是利润极高的活动——对于这种关系中更为强大的一方而言确是如此，甚至连弗格森也承认这一点。

弗格森提到的一个令人遗憾的错误就是，英国参与了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最终造成数百万非洲人被奴役并运往北美和加勒比。最终，英国率先于19世纪废除了奴隶贸易，这项功劳确实可以记在英国头上。但是在此之前，种植园主与奴隶贩子聚集的利物浦和布里斯托尔等港口早已因此赚得盆满钵满。在这方面，弗格森提到的一个故事尤其发人深思。故事的主人公是18世纪一位名叫约翰·牛顿（John Newton）的牧师。他曾在自己职业生涯的早期，前往西印度群岛当过奴隶贩子（尽管他当时就已经是虔诚的信徒）。弗格森意识到，需要对此进行一番解释：

今天，我们自然会对奴隶制感到反感。我们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像牛顿这样的人不排斥它。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命题，奴隶制的存在却极其合乎情理。种植甘蔗利润巨大。葡萄牙人已经在马德拉和圣多美证明了，只有非洲奴隶才能承担这项工作。加勒比的种植园主愿意支付大约八九倍于西非海岸的费用购买奴隶。

在这场与道德之间的冲突中，经济学轻松胜出。正如你所希望的那样，它是揭露人类贪婪本性的一则例子。我承认，用我们的方式去判断之前的时代是否道德也许犯了时代错误，但是这样的故事在今天仍然与我们相关。只要利润率足够大，那么，即便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十分正直的个人也容易受到其自身经济概念的影响。事实证明，这种影响力很可能“势不可挡”。奴隶制可能早已被西方世界废除，但是社会良知却并非次次都能抵挡住逃税的诱惑，或是抵制企业通过各种用以减少支出的可疑做法——例如利用临时工合同与生产外包来增加股东分红的做法。如果要在可观的利润与社会良知之间做出抉择，选择丰厚自己的腰包或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经济概念往往令人沮丧地占据优势。在这一点上，当代人的表现与我们在18世纪的祖先一样糟糕。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者一直认为，殖民主义主要是一个经济事件。欧洲各大强国尽可能地在不发达国家大肆攫取利益。列宁尤其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极其强硬的路线，谴责它是资本帝国主义最糟糕的一个例子。他认为，这也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关键因素：

对交战双方来说，1914~1918年的战争都是帝国主义战争（即具有侵略性与掠夺性的强盗战争）；是为了实现分割世界，瓜分与重新瓜分殖民地及金融资本“势力范围（spheres of influence）”等目的而发动战争。

尽管这种信念存在一定道理，即殖民主义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约翰·牛顿的故事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其正确性），但是西方历史学家现在却认为，这种现象的复杂程度远不止于此。从本质上来说，它同时具有政治性与经济性，而在这两个类别中又有许多复杂的因素在起作用。从政治层面上来说，殖民扩张大多与贸易相关，主要为国内产品开辟新市场，因为自19世纪以来，西方市场日益为关税所扰——致力于自由贸易的英国除外。于是，它在政治维度的基础上又增添了一个经济维度（就像奴隶贸易那样），尽管两者之间的关联性绝对不如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那样直接。政治层面还有可能包括对于国家安全问题的担忧。例如，相信殖民帝国会赋予殖民国家一定的声望。如果没有将建立殖民地列为需要优先完成的任务，就有可能在各国力量的角逐中面临被对手超越的风险（德国就相信这一点）。D.K.菲尔德豪斯（D.K.Fieldhouse）指出，我们可以将殖民主义解释为某些政客的一种愿望。他们希望能够“占领海外殖民地，将其纳入外交谋略，作为战略基础与地位的象征，或是仅仅借此拒绝外国竞争对手踏入那些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极其重要的地理区域。”各种影响逐渐在欧洲帝国主义的身上显现出来，而殖民主义从来就不是一种同质化的运动。

弗格森也认为，我们不应仅仅停留在经济学的解释上。他详细阐述了隐藏在大英帝国的发展背后的政治背景，其中大多源自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担忧（正如英国所设想的那样）。殖民项目帮助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等英国的竞争对手获取了大量财富并大幅增强了他们的国际实力。因此英国认为，如果不积极地以牙还牙，那么，它所拥有的通向许多市场的道路将被切断。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英国的贸易量将严重减少，经济也将受到影响。因此，扩张领土成为欧洲大国之间一场关于地缘政治的复杂博弈。值得称赞的是，弗格森并未回避英国在大英帝国建立的过程中经常对原住民施行的暴力与暴行（其他欧洲帝国亦是如此）。然而，整个论点的要点指向了“英国创造了现代世界”这一概念。尽管他所提供的案例貌似可信，但也确实让人想起了一些尖锐的问题。英国创造了怎样的世界？许多曾受英国殖民的国家是否会像弗格森那样，认为这样的世界具有吸引力？

我们可以感受得到，为何在弗格森指出，自英国于18世纪末在印度确立了统治地位之后，“专制政府仍然是首选的政治秩序”时，帝国的扩张会遭到这些殖民地的普遍抵制——这种反应在殖民领域极其常见（然而有趣的是，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可以找到愿意赞颂英国统治时期的印度教徒，他们认为伊斯兰莫卧儿帝国正是因此走向了衰落。在印度拜火教徒的记忆中，在英国统治时期的印度颇具影响力并且经济安全。对此，官僚阶层中的高级成员也有同感）。专制主义带来的经济不平等只会使情况进一步恶化，弗格森发现：

印度的普通民众并未在英国的统治下变得更加富裕。1757年至1947年间，英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了347%，而印度仅增长了14%。在印度经济产业化过程中所积累的利润里，有相当一部分流向了英国的管理机构、银行或股东手中。

不是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发现这里公然出现的不平等现象，也不是只有他们才能将贪欲视作这种现象背后主要的激励因素。扩展疆域未必只是一种纯粹的经济现象，但是殖民国家显然可以从中攫取大量金钱，而且往往银行业精英与股东才是主要受益者。也不是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会想要知道，马洛所追求的“救赎（redemption）”能否如同弗格森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的那样得以实现。然而，弗格森得出结论：就大英帝国的殖民主义历史而言，值得肯定的地方超过了应受批判之处。不过必须强调的是，这是从殖民帝国的角度做出的判断。若是站在殖民地的立场，就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赛义德就坚称，应受批判之处往往会更多。因此，由于被迫遭受了殖民统治，过去几十年中涌现出各种为获取赔偿——而且往往数量可观——而展开的运动（弗格森就提到了这些运动）。这些运动大多并不成功，尽管英国等国确实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些举动。首相托尼·布莱尔曾就奴隶贸易所造成的痛苦笼统地表达了歉意。

菲尔德豪斯关心的是如何综合考虑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等因素，对帝国主义做出解释。他认为，

与经济帝国主义相关的基本问题可以通过下面的方式重新进行阐述：在1830年至2014年间，欧洲各国政府会在欧洲或周边地区出现何种情况的条件下，准备采取政治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

无论是在帝国主义的发展中最具影响的是经济学、政治学还是意识形态，这项研究的关键就在于，贪欲总在该过程中的某处发挥着作用：要么贪金钱，要么贪资源，要么贪权力（按照菲尔德豪斯的观点，最大的可能是这些贪欲合三为一）。政治与经济往往紧密相连，菲尔德豪斯指出：

外交部认为，也许为获取贸易机会而战，实际上相当于合理使用公共资源，只要它符合整个国家而不是特定私人团体的利益，而且至少可以用滥用条约权利或是违反国际法为借口，提出一些外交理由。

不得不假设，这种政策及其清除贸易障碍的方式使“私人团体（private groups）”获益匪浅。菲尔德豪斯所举的通过“中国战争（China wars）”在19世纪为英国贸易企业撬开中国国门的例子就反映出了这一点。由于有助于进一步推动英国的商业利益，这些团体获得了外交部的批准。菲尔德豪斯强调，大英帝国（或任何其他欧洲帝国）的崛起也许无法单凭经济学进行解释，但它永远都不会是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元素：约翰·牛顿绝不是一则孤立的案例。贪欲在殖民主义中发挥了作用并将继续推动新殖民主义的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