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婪与医保行业：金钱与健康的抉择

总体而言，医保这一领域为贪欲提供了相当大的操作空间，而这个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健康这类根本问题必然无法交由变幻莫测的市场来处理。事实上，从医生及医院收取的费用再到他们开出的处方，全球各地的许多做法恰恰就是如此。在制药行业，“大型制药公司（Big Pharma）”的新药定价政策臭名昭著，许多药价已经超出了世界上大部分人的承受能力。视健康为利润源泉的私营医保制度已经成为多数国家的主要制度，而穷人确实很难恰当地享受这种制度。看看美国的现状就能发现一个非常具有启示意义的例子，相当数量的美国公民无力承担覆盖了医疗费用的医疗保险。私营诊所也发现了整容手术等业务所蕴含的潜力，而这已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确切地说，是针对能够支付得起这些费用的幸运儿的产业。

贪婪正在成为整个医疗行业中的反社会趋势，这对于所有人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医疗保健是一种普遍需求，而非奢侈品。你的人生不会因为买不起昂贵的新车或是高科技产品而变得凄惨，但如果你无力承担一台至关重要的手术的费用，那可就不一样了。许多英国人认为，英国的公共卫生服务机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是近代英国社会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但是近年来，政府一直不断对其进行私有化的干预。为了抵抗这种政策，“反NHS私有化”运动应运而生。反对者在网站上表达了自己对于逐步私有化的态度：

反NHS私有化运动旨在通过反对削减政策来阻止私有化。我们打算掀起一场运动，促使政治家恢复由政府全额资助、政府运营、政府负责的全面的NHS.以免NHS日渐沦落成替私人利润服务的空洞项目。

然而，悄然出现的私有化项目依旧迅速展开，越来越多的NHS内部业务引入了私营成分。结果，在这个旨在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医保体系中，混入了各类想从中攫取利润的私营公司。自20世纪40年代建立NHS以来，制药行业显然从中赚取了可观的利润。

大型制药公司站在为世界上一些最为致命的疾病（如癌症、艾滋病以及最近在非洲爆发的埃博拉疫情等）开发新药的最前沿。他们一直在研究能够治愈这些疾病的办法，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说，他们也应该这样做。然而，研究离不开资金。各大制药公司确实在研发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在某些情况下，往往只有在历时数年并耗费巨资之后，产品才能进入市场。因此，当药品上市后，他们自然希望能够获得大量回报。只要涉及此类新药的价格，问题就会出现。这些药品可能会给由政府资助的医疗保健系统带来巨大的预算压力，并且会显著增加在私立医院就诊的患者所需承担的药费。许多美国人甚至因此开始在墨西哥和加拿大等药价更为便宜的地方购买药物。甚至还出现了一些针对老年人的出境游，专门为他们提供囤积更便宜药物的机会。你可以将其理解为资本主义所取得的胜利，也能将其视作是对它的一种控诉，就看你怎么想了。一家位于亚利桑那州斯科茨代尔的公司就提供此类旅行。它将其称作“购药游”，清晰明确地表明了旅行的目的。一个热门的目的地是墨西哥的边境城市洛斯阿尔戈多内斯。为了应对这股入境游热潮，那里现在遍地都是药店与牙医和医生的诊所。最近，一篇有关“医疗旅游（medical tourism）”现象的报道称：“它发生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一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反对，但是另一方面却深受囊中羞涩的公民的欢迎。”

然而，发展中国家所暴露出的最大问题则与处方有关。生活在那里的许多人根本负担不起大型制药公司为许多药物所设定的价格，尤其是新研发的抗艾滋病药物等。同时，这些人也不可能选择参加出境购药游。受艾滋病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恰恰就是发展中国家，这使得情况遭到了进一步恶化，因为此类特别贫穷的国家的医疗保健体系相当落后。艾滋病在非洲许多地区肆虐。肯尼亚约有6%的人口呈现HIV阳性，因此他们有患上艾滋病的风险，尤其是在不加以治疗的情况下。南非则是目前世界上HIV阳性比例最高的国家，大约在10%左右（如果只考虑两国成人的人数，那么这个数字还要大）。整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有许多人因此濒临死亡，至少也因为无力承担包括艾滋病在内的一系列疾病的治疗而忍受着不必要的痛苦。这已经成了一个国际丑闻。即便目前还没有完全可靠的办法可以治愈艾滋病，但是医院可以通过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来控制病情，至少帮助患者延长几年的生命。由于这些药物超出了许多人的承受范围，这就被视作是一种社会不公——即便情况正在改善，而且HIV阳性的比例也已开始下降。实际上，能以更为低廉的方式降低艾滋病发病率的避孕措施（如避孕套的使用等）仍然超出了生活在这些贫穷经济体中大多数人的实际承受能力（当然，宗教和文化也是阻碍人们选择避孕的主要障碍）。

鉴于西方经济体目前的构建方式，投入在研究上的时间与资源必须获得回报（毕竟，公共机构无法得到必要的资金，这就意味着它其实不具备竞争力），但是回报的多少极为关键。每当艾滋病猛烈爆发时，大型医药公司的政策就会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然而，即便将短期解决方案拼凑在一起（也许是联合国出手干预，或是慈善机构为受病魔困扰的国家筹集资金购买必备药品），也没有任何手段可以阻止公司在自由市场上任意定价。“只要市场能够接受”是他们的经营原则，整个私营机构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这种价格的背后是贪婪，因为毫无疑问，在成功开发新药或改良药物后的多年内，国际制药巨头都能获得巨额利润。这意味着股东对公司的政策完全满意。但是对于处于这个小圈子之外的人，尤其是那些无力承担日益见涨的药价的发展中国家的穷人而言，却并非如此。由于我们所谈论的问题在许多情况下全都生死攸关——艾滋病的问题就是如此——现在的情况完全不能令人满意，而且它也确实引发了有关自由市场体系伦理的尖锐问题。我们很难将健康视为一种待售商品。例如，当我们进入医院接受重要手术的时候，很少会有人觉得自己是消费者。

私营机构显然在英国等国的执业医生群体中引发了利益冲突，因为该行业中的大部分医生都会接受NHS的培训并在那里工作。实际上，英国纳税人正通过为私营机构提供高级人才这样的方式对其提供了资金支持。由于私营体系并不提供这类培训项目，它就因此成了公共体系的寄生虫。私营机构的诱惑力就在于：一方面，那些依然留在NHS同时又在这里兼职的医生可以赚取额外收入；另一方面，成为私营机构全职员工可以获得更高的固定薪金。然而，私立医院的员工基本上都是兼职的NHS顾问医生。私立医院的一个卖点就是，他们往往可以提供比公共机构更快捷的服务。如果你需要在NHS接受择期手术，但是你又因为前面还有长长的一串等候者名单而感到不满（某些科室会面临更大的压力，某些医院也是如此），那么你随时都能去私营机构看病，而且还能要求已经在公共机构为你诊治过的顾问医生为你服务。也许那位医生并未在私营机构中工作（在这个问题上坚守原则的医生实在令人钦佩），但是如果他们也在私营机构中兼职，那么他们就可能引导你通过适当的渠道做出你所需的安排。通过这种方式，私营机构以及在那里工作的顾问医生都能利用等待者名单为自己谋利。

尽管英国境内也存在私人诊所，但他们大多集中在伦敦。尤其是哈莱街，在公众的印象里，这条街与私人诊所间存在着不可磨灭的联系。伦敦有一群尤为富裕的客户群，他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为了享受优惠待遇，愿意按照行情支付相应的费用。这就意味伦敦的私人诊所获利颇丰，因此，行医者比那些仅仅领取NHS薪水的医生收入更高。有一点也许至关重要，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完全基于自由放任原则的社会中，商业主义会尽可能地将所有领域变成它的殖民地。

整容手术已经成为美国一项巨大的产业，而且日益在英国与欧洲受到欢迎。它当然能够吸引到一个希望想入非非的富有客户群。在某些情况下，整容手术是真正的健康问题，涉及病人的身体健康（如为缓解背痛而进行的乳房缩小术），因此公共卫生体系完全有理由将其纳入体系。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整容更与个人的虚荣心息息相关，它产生于顾客想要变得更美丽的理想化概念。这些手术包括脸部拉皮术、隆胸术（或是纯粹为了改善外形而进行的乳房缩小术）以及使用肉毒杆菌素的各种疗法。医疗行业为个人虚荣心服务的行为是否合理这个问题必定值得怀疑。然而，在一个像我们这样显然极为看重外貌的社会中（甚至可以说，到了过分重视的地步），只要市场一出现，供应商很快就会抓住获利的机会。

并非所有整容手术都是由具备医学资质的人员操刀的，尽管它仍然处于医保行业的边缘地带。在私营机构中，非医疗人员也可以替别人注射肉毒杆菌；但是在NHS，只有在需要注射肉毒杆菌来减轻疼痛或是缓解一些慢性病的病症，如中风引起的肌肉痉挛或僵直状态时才会使用这种疗法。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注射肉毒杆菌的行为完全出于个人虚荣，而且确实伴随着一定的风险。它们所产生的效果可能与医生的承诺以及客户的期望大相径庭，甚至有可能会使一个人变丑。其他人一眼便能发现这种结果，这让接受肉毒杆菌注射的人十分懊恼，会在不同时期受到由此引发的不利影响。之所以会提供这种服务并且承担一些昂贵的风险，唯一原因就是为了利用人类的虚荣心挣钱。

最近，私营机构在生育与人工授精等领域也开始变得非常活跃。私人诊所可以提供一系列的服务，例如当女性决定推迟怀孕时间时——也许是为了继续追求自己的职业目标，或是还未寻觅到愿意与其孕育下一代的配偶——可以选择冷冻卵子留待将来使用。癌症等健康问题也会延迟或阻止怀孕，因为化疗会破坏人类的生育能力。然而，私人生殖诊所价格昂贵，而且更可疑的是，一些诊所号称的人工授精成功率遭到了英国人类受孕与胚胎学管理局（HFEA）的驳斥。然而，这些诊所会因为推行人工授精而迅速积累可观的利润，因此，贪欲胜过了他们可能具备的任何道德良知。也许他们的道德标准还有待提升？目前，在伦敦提取卵子的成本是每个周期几千英镑，而且可能需要几个周期才能成功怀孕（这一点并不能得到保证），这还不算保存卵子以及手术前后其他检查的额外费用。显然，只能有一部分人能够接受这种治疗，就像整容手术那样。

人工授精疗法的先驱之一罗伯特·温斯顿勋爵（Lord Robert Winston）一直对这整套体系非常不满。他担心女性可能会因此遭到剥削并在许多情况下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他指出这其中可能存在伦理问题。一方面，人工授精的成功率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急剧下降，45岁左右女性的成功率低至3.4%左右。温斯顿对继续为该年龄段女性进行人工授精的做法持怀疑态度。然而，生育诊所的首要考虑因素是开拓市场，正如一份报告指出的那样：“英国的生殖业正在蓬勃发展。”只要存在需求，私营诊所就将继续提供这项服务。资本主义向来能够很快发现哪里有钱可赚。

事实上，美国的医疗保险行业非常有利可图而且利润率往往很高。由于保费极其昂贵，因此相当一部分美国人（估计即便在最近实施了医改之后，也有10%左右的美国人）无法承担相关保费，而且完全没有任何保险。实际上，每个人都会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染上疾病或是健康状况不佳，这种做法显然风险极大，无疑也是引发家庭焦虑的主要原因。单凭运气无法保护你自己。在很多情况下，健康就像是一张彩票，不论生活方式有多健康，谁也无法确定自己将会遭遇什么。人们就美国的这种事态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毕竟它是世界上为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当然也是领先的经济体，而奥巴马医改（可以预见的是，私营保险业会公然、坚决地反对到底）是一次纠正眼前不平衡状态的尝试。然而，对于多数人来说，医保费用仍然是他们财务中的一笔巨额开支。(www.xing528.com)

医疗保险也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大多数保险公司都要求被保险人至少应承担部分治疗费用，而且通常会在自己将承担的特定病症的护理费用上设定上限。保险公司往往会抬高老年人的保费，因为这个群体最有可能健康状况不佳，因此需要大量且昂贵的治疗——这里完全没有体现出社会关爱。保险公司一直在想办法抵消昂贵的护理成本，因此通过基因检测来预测未来健康状况的方法引起了他们的兴趣。目前，该领域获得了大量研究经费，其研究结果也被媒体广泛传播。它甚至为个人基因检测试剂盒（如美国公司23andMe生产的试剂盒）开创了一个市场，尽管就像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所指出的那样，根据测试数据进行预测的做法依然极具争议。社会评论员也对此表达了关注，认为基因检测可能导致许多健康保险申请人被相关公司拒保，因为他们看起来无法为公司带来利润：这种情况被称作“遗传歧视（genetic discrimination）”。只要你有家族病史，甚至无须进行基因检测，你成功购买健康保险的机会就会降低，至少你需要缴纳的保费会增加——有时甚至会高到你无法承受的地步。医疗卫生界的公司与其他行业的公司一样，始终热衷于降低它们可能会面临的风险，而且他们不会承担那些看起来不合理的风险。

多数公司在核赔问题上也会采取极为强硬的态度，我们根本无法保证他们一定会理赔。保险公司急切地想要找到投保人的漏洞以便逃脱责任，甚至为此专门聘请了一批员工。这类员工受到公司的高度重视，拥有足够的动机去寻找拒赔的理由，因为这可能关系着他们的奖金。毫无疑问，确实存在一些虚假或毫无意义的索赔（贪欲会对双方均产生影响），但是保险公司所采取的基本原则并不是完全以病人为导向的。在外人眼里，这简直就像是一种利欲熏心的行为，似乎整个体系的重点就在于尽可能多地从客户群中榨取金钱，同时又尽可能少地提供回报。利润被摆到了身体健康之上，这似乎完全违背了医学的人性精神。这不是绝大多数医生对待工作的方式，我们不打算在此讨论他们的专业精神，但是患者在递交账单之后，恰恰需要在这样的文化中接受索赔审查。必须有人掏钱买单，而保险公司会竭尽所能将责任推回给投保人。

这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要求“买家自负”，但是多数人别无选择，只能选择应允，以期至少能够收回部分成本——同时也希望自己永远都不会染上会真正严重的疾病，否则他们就有可能倾家荡产（美国的住院费用非常高昂）。在处理健康等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时，这种情况十分不幸，至少会在许多美国公民中造成不必要的压力与担忧。贪欲社会需求产生了正面冲突，这正是自由市场允许它的权力。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不论是医疗保健领域还是其他行业，市场原则是保证个性化护理并且提高效率的最佳方式。但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支付能力，这些就都是毫无意义的空洞概念。如果被迫将自己视为是一种可以任由他人开采的利润资源，那么人们必然会失去自我感。

还有一种非官方的医疗保健行业也在掠夺公众利益，向公众兜售往往只有些许效果的药品与疗法。他们曾一度被轻蔑地称作是“假药（quack medicine）“（由推销狗皮膏药等产品的人进行兜售）。然而现在，它却躲在了“替代医学（alternative medicine）”，有时也叫“补充医学（complementary medicine）”这类更值得人尊敬的名头之下，并且成了一个蓬勃发展的产业。该行业中的许多人与他们的客户一样，都相当诚挚地相信它的疗效。一些替代医学似乎确实有效，或者至少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缓解症状。然而，从根本上来说，它仍然是一个从容易受骗的公众身上获利的办法（不过，我们还应该在这种情况下指出，由于安慰剂在许多临床试验中均表现出了缓解症状的效果，因此这个结果本身并不能作为其疗效的证明）。没有多少失败的科学试验可以显著抑制人们对这些药物的需求，而且令人遗憾的是，需要此类药品的人往往是常规医学无法治愈的病患。替代医学至少存在着出现奇迹疗法的可能性，这就足以吸引客户了——尤其是身陷绝望之中的客户。

一种愤世嫉俗的观点认为，替代医学只不过是以欺骗的方式从人们身上赚钱。当然，从业者必定会大声否认，觉得自己是对医疗现状及其根深蒂固的守护者发起挑战。他们往往认为，医疗行业太过于墨守成规，既无法开放地接受替代医学正在追求的这类新思路，也不愿重新启用替代医学正在提供的传统古方。现在，只要一提到某些早已失传的古代智慧，就必定能够对人们产生吸引力。虽然我们已经证明某些民间偏方确实具有某些作用，但是这并不代表所有的偏方都是这样。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碰碰运气，因为现在，你随时都能在替代药物供应商那里买到其中的任意一种。

顺势疗法是替代医学中发展尤其良好的一个分支，而且它可以毫不犹豫地宣称自己拥有科学依据，尽管这些依据常常被科学期刊所诟病。在英国皇室的资助之下——威尔士王子就是一位热心的倡导者——顺势疗法的知名度在英国获得了相当大的提升。顺势疗法至少因此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政府保护，而它也很快开始利用这种保护为自己谋取利益。一个后果就是，尽管医学界普遍对其抱有怀疑的态度，但是NHS系统内部还是出现了顺势疗法医院，不过这些医院现在大多已经关门大吉。英国卫生部目前正在进行的一项检查有可能会导致全科医生被禁止开出顺势疗法的药方，理由是它们缺乏有效的疗效证明，因而会浪费纳税人的金钱。顺势疗法的原理确实极大地挑战了科学可信度的边界。例如，“相似原理（similarity principle）”认为，如果大剂量服用某种物质会引发疾病，那么服用微量的该物质就能够治愈这种疾病。尽管我们可以说，这效仿了人们在18世纪时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天花的做法。当时，为了在人类免疫系统内建立起对天花的免疫力，微量的天花病毒被注射入了人体内。但是在顺势疗法中，这个“量”却被延长到了一个非常荒谬的程度。原始剂量在操作过程中被不断稀释，直到——用科学家的话来说——不留下任何它的分子。科学家因此认为，顺势疗法十分浪费时间——就更别提金钱了。

医学界往往倾向于认为，除非拿出经过科学验证的证据来证明，替代医学的操作或疗法具有疗效，并且始终能够得到随机对比试验等已被认可的检测方法的支持，那么它就值得被纳入官方医疗体系之中——此时，它将不再只是一种“替代”。这种情况偶有发生，针灸术就是一例。西方社会曾带着莫大的怀疑观察针灸术，但是现在它已经被应用到了一些医疗服务之中，因为有科学证据表明，针灸可以刺激皮下神经，使其释放出内啡肽，从而减轻疼痛。然而，检测结果一致表明，顺势疗法药品的成功率与安慰剂相同，并且英国国家卫生保健优化研究所（NICE）在定期更新的医学专业指导方针中一再声明这一点。因此，英国政府以及其他许多国家都已劝告公众不要采用顺势疗法。世界卫生组织也出面反对顺势疗法，但是至少在英国，尽管官方并不赞成顺势疗法，而且它完全拿不出任何像样的科学证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但是仅凭皇室的庇护，它就足以在NHS中站稳脚跟。然而，一旦未来的皇室成员并不热衷于顺势疗法，那么它可能很快就会从官方体系中消失（如果卫生部当时仍未成功将它剔除出去的话）。目前，顺势疗法显然没有在英国医务人员中间获得足够的支持。然而，顺势疗法在法国的医院系统中使用更加广泛，因此它在其他地方并不缺专业人士的支持。

市面上存在一系列号称具有改善整体健康状况功效的食品等产品，它们往往借助经过精心设计的伪科学语言来蒙骗那些毫无警惕性的人。几乎所有人都有可能上当，哪怕只是暂时性的受骗，但是现在救星就在眼前。《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杂志会定期在“意见反馈”栏目中揭露这些产品的真相，并且鼓励读者提供他们可能会遇到的新的事例——事实上，这种例子他们经常遇到。杂志杜撰了一个充满嘲讽的术语“疯言疯语（fruitloopery）”来描述这些主张的呈现方式及其利用科学误导人们相信它们所承诺的最不可能实现的结果这种做法。由于替代医学行业中并不缺少这些主张，因此这类产品必定存在市场，而市场最憎恶的就是真空状态。

这些产品会提出一些有违基本化学定律的主张，并且承诺能够产生一些令人难以置信——在《新科学家》看来，更像是不可能实现——的生理效应。《新科学家》请我们一起来思考下面所列的“本源能量药物”的广告：

这是一张“非常特别”的卡片。按照卡片上的说明，人们需要将它贴在一瓶装满水的透明瓶子外面。随后，瓶中盛着的水将读取卡上的数字，并且按照指示进行结构重组，从而具备特殊的治疗效果。

《新科学家》打趣道，这款产品“正适合替代医学的持卡会员”（也许可以当作圣诞礼物或生日礼物送给其中的某位会员）。更为重要的是，这家公司甚至还提供专为各种动物（如你养的猫或狗）定制的卡片，这无疑将扩大他们的潜在市场。在同一期杂志的另一篇报道中，一位读者发现了利用磁铁实现“促进血液循环等”功效的各类护背产品。其中一款产品中的磁石则“试图重新调节那些会导致背部疼痛的混乱的磁脉冲”。疯言疯语再次来袭！不过，一定有人在购买这些产品，否则厂家就不会继续生产它们。

《新科学家》认为，只要产品标签或广告中出现了“量子”一词，就应该引起普通读者的警惕，因为伪科学极有可能马上就要登场了。如果你不是科学家的话，那就试试在争取索赔的时候，明确使用量子学进行解释。说得委婉些，量子物理学是现代科学中一个神秘的领域，即便是大多数科学家也无法理解。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曾经挑衅地宣称：“我敢肯定，没有人理解量子力学。”这意味着它太过神秘，科学家也好，普通人也罢，没有任何人能够完全理解量子物理学，因为它与基本逻辑以及物理学中“标准模型”背后的一般原理相矛盾。薛定谔的猫同时处于存活与死亡这两种状态，这只是量子物理学要求我们接受的许多违反直觉的推论之一。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这种神秘的气氛为量子物理学带来了一种近乎魔力的力量，因此任何声称利用了量子物理学效应的主张往往都会被认作是正在发生某种深层过程的信号，不论它是否有违人类直觉。很少有人能足够了解量子物理学，因而无法对这些主张提出质疑。但是《新科学家》的记者与读者们确实对其拥有足够的了解（即便如同费曼所说的那样，这根本算不上是完全理解了量子世界），他们极其乐意对那些试图误导消费者的产品制造商嗤之以鼻[“量子论（Quantum）”甚至成了市场调研的术语。咨询公司Qual360就表示，它可以“通过量子物理学”为客户提供“理解复杂消费行为的前沿数据”]。

由于很少有人拥有与科学相关的学位，因此这类主张其实是在利用一般消费者的无知——即使似乎不会有人相信标签可以通过辐射向水分子内注入治愈力这种不靠谱的说法，这听起来更像是炼金术而不是科学。要是这段描述出现在科幻小说中，我们或许还能暂时抛开怀疑去接受它。可在现实的医学界，这些主张确实给人留下了很糟糕的印象，因为它们不加修饰地表明了制造商的动机。哪怕公司的管理层中有一个人确实学过科学（哪怕只学了一点儿），那么他们就应该知道，产品所宣称的疗效根本无法实现。它们顶多只能算是幻想。这又一次让我们想起了“以欺骗的方式从人们身上赚钱”的这种说法。而且看起来一些不择手段的人，似乎正在从容易受骗的公众身上榨取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