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食物，贪食似乎是一种普遍现象：不论社会贫穷或是富裕，你都随时能在人类历史中找到贪欲的例子。中世纪的基督教会将贪食列为七宗罪之一，认为它与禁欲主义这个真正信徒的标志相去甚远。个人应该更关心灵魂问题而非身体欲求，而且教会并不赞成毫无节制的行为。尽管如此，臃肿肥胖的修道士的形象却十分常见，而且经常受到当时的流行文化的嘲笑：“淫欲与暴食一直是修道士身上极为显著的恶习，15世纪时，这些习惯与其他针对修道士的指控一道，开始日益频繁地与宗教秩序产生了冲突。”现在，七宗罪的概念中也许不再具有曾经的宗教意义，但我们仍然会通俗地将那些胃口特别大的人称为暴食者，这种称谓往往带着批判的意图（即便它藏在了幽默嘲讽的伪装之下）。再想想，对财富的巨大贪欲是如何催生那些针对“肥猫”的嘲讽的。不是所有人都贪吃，至少不会公开表现出这种贪欲，但是显然很多人并不属于这一类别。延迟满足完全无法对他们的消费习惯起到任何作用，相反，他们会尽可能地让自己放纵到极点。这是行为无节制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
对大多数人来说，贪食并不是一个多么重大的问题。毕竟，这是个人的选择，是自由意志的表达，而我们的文化也积极倡导个人主义。我们都是身体的“所有者”，因此有权决定如何对待它。与此同时，食品制造商也十分乐意满足并且鼓动暴食者的需求。贪欲是该行业一个主要的利润来源，它渴望看到所有人的消费数量都不断增加。他们才不关心我们的腰围到底有多大。对食品制造商和零售商而言，过量是一个很好的特征，而且他们将尽其所能培养这种特质。然而，越来越多的公众意识到，事实上，它远没有这么简单，这种贪婪形式的社会后果往往非常严重。目前，医学界越来越倾向于用“肥胖病”来描述西方主要国家的这种现象，而我们正处于“肥胖病”的中心。这种疾病影响深远，可能会以某种形式影响我们所有人（如果提到暴食病就将造成更大的冲击，但是这意味着落在个人身上的指责将比现在还要多）。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于超重的确切标准存在一定程度的争议。判断的基础通常是通过身高与体重的比值确定的体重指数（BMI）量表。一般而言，体重指数越高，患有心脏病、糖尿病和其他与体重有关的病症的风险就越高（应该注意的是，体重指数并不是肥胖的确诊依据，因为肌肉发达的人也有可能体重指数偏高，但是他们身上却没有过多的脂肪）。目前人们通常认为如果体重指数超过25kg/m2就属于过重，超过30kg/m2就属于肥胖，40kg/m2以上属于病态肥胖，而超过50kg/m2则是超病态肥胖。过重这一类别仅比所谓的“正常”或“理想”体重指数（18.5kg/m2~25kg/m2）稍高一点。它究竟能否算是一个重大问题？在这一点上，人们一直对公共卫生部门抱有怀疑的态度。然而，即便真的存在过度的情况，这种过度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随着肥胖程度的增加，健康风险确实也会显著地增加。例如，糖尿病最常见的形式（2型糖尿病）在很大程度上是严重超重的结果，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可以通过显著减轻体重（只要能够小心地加以维持）来阻止病情进一步恶化。
肥胖对健康有害并不是什么秘密，西方国家的医疗系统发现，这种疾病所带来的各种问题越来越难以应对。根据最近的数据，英国约有1/4的成年人口可以被归为超重，更令人担忧的是，1/3的美国人属于此类。两国中此类人的比重都在上升，这些问题变得越来越明显。肥胖患者可能会对资源造成更多的消耗。例如，肥胖症为母婴及相关医务人员都带来了特殊的问题——肥胖的母亲需要比普通人更多的关心和照顾，并且往往容易在分娩过程中发生严重的并发症。孕产妇死亡率的秘密调查项目（CEMACH）主任指出：“肥胖孕产妇的死亡风险，可能比体重正常的妇女高4到5倍——她们的婴儿也是如此。”西方国家的社保服务部门正在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并对医疗人员在这些情况下可能会遇见的各种并发症以及如何更好地照顾孕产妇进行了一系列详细研究，力图将出现最糟糕结果的可能性降至最低。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这些并发症可能会引发令人绝望的情况：
一个有力的国际研究显示：对于母亲与孩子而言，妊娠前体重指数的增加与不良妊娠结果之间存在关联。妊娠前或妊娠早期的体重指数〉30kg/m2（临床定义为肥胖）的女性，其死亡率与罹患妊娠糖尿病与先兆子痫等疾病的风险显著增加。就儿童而言，母乳喂养率降低、先天性异常以及新生儿死亡率的风险将会增加。
正如研究指出的那样，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医务人员需要付出额外的工作，而且“较之照顾体重指数在推荐范围内的孕期女性，这些额外的干预措施会增加医疗服务的成本。”
极度肥胖的孕妇在住院期间还可能需要特殊设施，这也会增加成本。例如，病床与手术台可能无法承受她们的体重，因此需要经过特别加固的设施。英国东北部的一家医院报道：
产科病房不得不购买一个能够承受254公斤的新手术台。它的使用频率很高，因为大约一半的肥胖孕妇最终需要进行剖腹产手术。
也许这个例子听起来有些极端，但是它在英国的医疗系统中已经司空见惯。肥胖的确容易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而且会给社会带来明显的影响——“频繁”使用这种手术台就暗示了这一点。因此，应该对导致肥胖病日益增长的因素进行极为详尽的检查，食品行业的动机显然应该归入这一类。
也许食品制造商并不是引发肥胖症的罪魁祸首，但是他们已经能够十分熟练地利用它来为自己赢得利益。我们吃得越多，他们销售的产品就越多；他们卖得越多，利润当然也就越高。在以消费者为导向的社会中，食物是主要的消费内容之一，任何人都很容易陷入其中。毕竟，食物是我们生活中的必需品，我们对于食物的渴望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产生。就食品工业而言，这些间隔越短越好，制造商和零售商在增加渴望频率的方面存在不少心得——例如，鼓励我们在两餐之间多吃点零食——因为广告总是敦促我们为了提高能量而这样做。食品业出售我们想要的东西并从中获益，因此我们乐于接受它对于产品的展示方式以及厂家所声称的效果。
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食品制造商会通过调整产品成分使我们成瘾，这样就能增加它的销售。但这往往会增加人们患上肥胖症的几率。有充分的文献记载表明人类喜爱甜味，而满足这种渴望的食物往往十分畅销——几乎所有人都会在某个时候屈服于糖的诱惑。我们似乎生来就会被甜食所吸引，多数孩子在生命早期就对这些食物产生了强烈的需求。糖是一种镇痛剂，过去医院的工作人员有时会将它作为替婴儿减轻疼痛的一种方法，因为它似乎可以对他们产生舒缓作用（尽管最近的一些研究对此提出了质疑）。如果父母对甜食产品的态度相同，那么他们很可能会将其饮食偏好传给自己的后代。这种情况在超重家庭十分普遍，如果父母就是甜食的超级喜好者，孩子对于甜食的喜好很容易生根发芽。糖的吸引力是如此强大，因此，对于甜食的喜好可以一直延续至成年生活一点也不奇怪。巧克力制造商早已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断致力于开发新的产品系列来诱发公众对于甜食的喜好。整个糕点行业都不例外。
增加产品的甜度，就是增加其对公众的吸引力——快餐业十分清楚这个事实。将糖与盐结合在一起几乎总能战无不胜，因此含有咸味焦糖和巧克力的食谱十分盛行，英国餐馆的甜点菜单上就可以找到各色此类甜品。这种点心绝对会增加个人的卡路里摄入量，从而增加他们的体重。经常食用糖和盐就会产生这种效果，并且它很快就会让人上瘾。有一天，我注意到本地一家咖啡店在出售一种小块的咸焦糖果子馅饼，价格标签上标明卡路里数竟为612——伴着咖啡几口就能吃完的一份小零食，居然含有如此高的卡路里！如果你一直在仔细地控制自己的体重，控制每日的卡路里摄入量，就绝对不会去碰这种点心。我的故乡苏格兰有一道小吃——油炸玛氏士力架就属于这种体积小热量高的食品，它让人欲罢不能。油炸酥饼更是增添了苏格兰食谱的罪恶（苏格兰人也因吝啬而闻名，不过这一点暂且不谈）。
现在，医学界认为糖会对公众健康构成非常大的风险，其危害甚至超过了盐，因此他们建议我们尽可能减少糖的摄入量。据估计，目前在超市销售的食品中，高达80%的食品添加了糖，因此，改变饮食习惯的任务十分艰巨：环境并不是总对我们有利。糖和盐都是饮食中必不可少的元素，但是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它们的摄入量。然而，目前我们似乎并未密切关切其中的任何一种，因此，我们的体重指数受到了影响。
将甜味与咸味混合在一起往往会吸引相当比例的消费者，因此食品行业学会了使农产品适应公众偏爱甜味而不是酸味与苦味的喜好，以极其微妙的方式增加我们对的糖摄入量，这可能会让我们更难抵制（更糟糕的是，我们甚至更难以发现）。目前超市出售的许多蔬菜都通过了基因工程的处理，以降低其酸味或苦味同时增强其甜味，从而放纵这种“人性化”的弱点。“脱苦（debittering）”处理同样可以实现这种效果，尽管玛尔塔·萨拉斯卡（Marta Zaraska）在《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中指出，这种做法存在“将带有苦味的水果和蔬菜变成了摆在新鲜农产品货架上的垃圾食品”的风险。鉴于垃圾食品的盛行及其在肥胖症流行中所起的突出作用，这种趋势令人深感忧虑，并且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詹妮弗·麦克拉甘（Jennifer McLagan）在其著作《苦》（Bitter）中指出，脱苦农产品对我们的健康有害无益，因为带有苦味的食物含有对我们的身体有益的化合物和化学物质。她举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例子：
葡萄柚之所以具有独特的苦味是因为它含有柚苷这种化学物质，其中白葡萄柚的柚苷含量要高于粉红或红葡萄柚。全球上一半以上的葡萄柚都被制成了果汁，柚苷在生产过程中被过滤掉了，这一过程被称为“脱苦”。这不仅使柚子汁的口感不再富有层次，而且还去除了一种对身体非常有益的抗氧化剂。
因为抗氧化剂可以中和我们体内的自由基，削弱它们的效果显然不是一个好主意。麦克拉甘建议你自己动手榨葡萄柚汁，以便最大程度的从果汁中获益——这是一个明智的建议。然而，正如扎拉斯卡所指出的那样，越来越难在蔬菜水果店或超市的货架上找到白葡萄柚，因为种植者与销售商都发现，更甜的粉红与红色品种更受消费者欢迎。供给是为了满足需求，因此现在粉红葡萄柚与红葡萄柚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这说明销售会对你的饮食产生深远的影响。甜味又一次赢得了胜利，实际上，它很少会失败。
蔬菜也会进行脱苦处理，比如西兰花，它现在的味道远不如过去苦——这再一次损害了它的营养价值。西兰花与其他芸薹属植物一样，含有芥子油苷，一些研究声称它具有抗癌的功效。尽管这一点还未得到最终证实，但是人们普遍认为，西兰花和其他芸薹属植物富含对我们的健康有益的多种营养成分，因此减少这些营养的处理都不会对我们有利。同样有趣的是，烹饪家们也建议我们在食用茄子之前先用盐进行腌制，以便去除它的苦味。可见，苦味往往被视作一种缺陷，似乎减少苦味的过程非常可取。
成熟的西红柿具有一定的天然甜味，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基因工程来提高它的甜度。许多消费者发现，当它的酸度降低后会变得更为可口。于是，那些没有经过处理的“老式的”天然西红柿就倒了大霉了——我们在市场上越来越难以见到它们的身影。只要需求能够得到保证，供应就会不断满足需求。在这个例子中，与其说人们关心的是苦味，还不如说是脱苦的过程。在食物这个问题上，公众总能在餐盘上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也有人在寻求着改变。麦克拉甘试图通过提供一系列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苦味食物的食谱来抵制这种趋势，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越来越难以获得未经处理的食物。如果超市停止销售带有苦味的水果与蔬菜，就会对国民的饮食产带来不可避免的连锁反应。(www.xing528.com)
提供公众想要的东西——也可以说是，喂饱它们的弱点——这正是快餐业所要做的，而且它必须因为肥胖症的蔓延而受到指责。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尤是如此。快餐已经成为美国人日常饮食的主要组成部分，其消费规模远超欧洲，甚至有评论员说“美国人的食欲无法满足”。快餐因其含糖量高而臭名昭著，可以预见的是，孩子喜爱快餐而且极其愿意将其作为日常饮食的一部分。显然，肯德基和麦当劳现已成为美国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它们在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扩张速度正在逐年增长。麦当劳采取了以略高于标准餐的价格，大力推销“超大份”套餐这种有些声名狼藉的策略。这种做法只会加速顾客体重的增长，因为他们提高了高热量食品的摄入。电影制作人摩根·斯普尔克特（Morgan Spurlock）通过2004年发行的纪录片《超码的我》（Super Size Me,2004）展示了如果按照麦当劳的促销广告选择超大份套餐可能会有害健康。他在进行实验的一个月内，仅以麦当劳为食，只要员工向他推荐超大份套餐，他就欣然接受，以此来研究这种饮食会对他的健康造成怎样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虽然不太科学，因为斯普尔克特是唯一的实验对象（这意味着无法从实验中得出普遍结论）。但是，随后医生对他进行的医学检查似乎也证实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结果：他的体重增加了13%，胆固醇水平大幅上升，他甚至出现了脂肪肝。人们可以认为，大量食用炸鸡、汉堡和炸薯条会对人体产生不利的影响。
斯普尔克特所测试的这种高脂肪、高糖、高盐饮食也与西方社会2型糖尿病发病率的增加有关。国际糖尿病联合会主席大卫·卡文（David Cavan）对于这一趋势将导致的结果发出了严厉的警告：“我们在谈论的这种流行病不仅有可能危害健康系统，使其在压力之下崩溃，而且甚至会影响整个经济。”这种新的“流行病”在城市中尤为普遍，那里步履匆匆，时常紧张忙碌的生活方式鼓励人们消费快餐。城市里快餐店遍地开花，城中心的整条街道餐馆林立，公交车站与火车站更是将黄金地段提供给了快餐店，以便为匆忙赶路的我们提供方便。
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和意大利，试图就美国快餐巨头对本国餐馆的“殖民化”行为进行原则性的抵制，以维护自己十分珍视的饮食传统。意大利甚至是专门反对快餐入侵的“慢食”运动的发源地。顾名思义，慢食对于我们应该如何消费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它强调饮食的社会与审美意义，而不是快餐行业赖以兴盛的令人上瘾的东西。在意大利和其他地方，“慢城（slow city）”运动吸引了众多追随者，其目的是为了减慢城市生活的节奏，特别是减弱无尽的车流以及随之而来的噪音和污染。一些城市和城镇——比如波西塔诺与奥尔维耶托已经将这种理念付诸实践。“慢”这个标签中包含了一套完整的生活方式的伦理。“慢食”爱好者们对麦当劳或肯德基提供的即时满足的承诺深恶痛绝，他们完全反对这种观点背后隐藏的世界观，并且极力推行更加坚定地植根于意大利传统的态度。在意大利，食物能够获得更大的尊重，同时也带有一定的仪式感。在这个问题上，新旧世界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文化差异。
然而，从长远来看，“慢食”与垃圾食品之间的对抗结果不容乐观。现在，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意大利的大街小巷也遍布着众多的快餐店，他们已经成功地吸引了年轻的一代。这一代人热情欢迎美国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的日益深刻的影响（从他们听的音乐，观看的电影以及穿着的服饰都能看得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与意大利的传统主义者对本国美食未来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他们担心现在的年轻一代很可能会继续选择他们已经习惯了的便捷的快餐或垃圾食品。
垃圾食品行业的另一项优势就是，可以依靠大规模的广告来传递信息，而这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难以避免。这个行业极为精通心理操纵的黑暗艺术，很多广告的直接目标都是孩子，他们绝对有本事缠着父母给他们买一顿快餐，直到父母最终屈服于孩子的坚持，然后缴械投降。电视、互联网以及遍布城中心的广告牌充斥着快餐的广告，它们将信息牢牢植入公众的脑海中。从机场到市区的路线似乎最受“欢迎”，它能帮助来旅游的人迅速做出判断，在哪里可以享用到最便捷美味的快餐。过去的一两天里，你不可能没有看到快餐巨头的广告。除非你完全避开城中心，或是没有阅读报纸或杂志，并且不准备使用现代科技产品。否则，你迟早会被快餐供应商的甜言蜜语所包围，他们向大众所推销的是被一位特别挑剔的评论家称之为“降级的工业化食品”的东西。
“肥胖流行病”确实引发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面对的到底是上瘾的问题，还是贪婪的问题。换句话说，肥胖者真的能够控制住自己吗？他们的渴望，或者说他们对这些渴望的反应，真的在他们的掌控之中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暴食似乎是一种比肥胖更为活跃的状态。暴食是你所做的事，而肥胖则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这里需要考虑很多因素，比如遗传因素或是家族病史。新闻中时不时会出现有关寻找“脂肪基因”的报道。据说它会影响人们的饮食习惯，因而使肥胖症患者逃脱了个人指责。超重的人已经懂得用这一概念来为自己的身体状况开脱，尽管所谓的肥胖基因并未得到证实，而且研究人员的努力很可能徒劳无功。最近发表在《健康教育与行为》（Health Education and Behavior）上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那些相信“肥胖基因”存在的人往往比一般人吃得多，总体上来说，他们饮食不健康，锻炼也更少，从而导致他们血糖水平升高。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对你来说，相信脂肪基因与脂肪基因本身一样有害——如果它真的存在的话。
然而，即使那些肥胖的人真的控制不住自己，这也不意味着食品工业能够以他们常用的利用公众成瘾的习惯来获利。我们可以鼓励人们上瘾，也可以治疗他们的这种状态。诚然，瘾并不总是能被治愈，甚至不具备可治愈性（这是心理学中的一块灰色区域，专家们并未就此达成明确共识），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肥胖症控制在一定程度。然而，快餐业并没有兴趣真正这样去做，不论他们在公众面前做出了何种表态，不论他们是否在菜单上提供了沙拉以便使他们看起来更健康。有人怀疑，这些沙拉很可能含有一些脱苦蔬菜，因此最多只是一种象征，尤其是它们只是超大份高热量食物的佐餐。贪婪创造了一个市场，我们文化的组织方式完全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这正是市场认为自己应付的首要责任，尤其是它带来了更高的股东回报。虽然这里显然有某种偏好在发挥作用，但是我们必须知道，是否有可能区分上瘾与贪婪。然而，充分利用我们弱点盈利的食品行业并不能在这一点上为我们提供帮助。毫无疑问，肥胖症和糖尿病蔓延就证明了这一点。
除了销售食品之外，肥胖症还能带来别的利润。饮食行业必须依靠肥胖症才能获得蓬勃发展，报纸与杂志上充斥宣传减肥计划、膳食补充剂与私人教练的广告，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帮助那些超重的人减掉多余的脂肪。肥胖症越流行，这些行业的利润率就越高。
很有意思的是，肥胖症对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都有好处，尽管人们可能会愤世嫉俗地说，两者都依赖于肥胖症的流行，因为它是培育利润动机的特别肥沃的土壤。使人们称为超重人士有利可图，帮助他们减肥（至少是尝试这样做）同样可以获得利润，因此双方都是赢家。私人医生也很快意识到，这一领域有利可图，并且愿意提供收费的外科手术来治疗肥胖症——例如，使用胃束带来缩小胃的尺寸，从而降低他们的食欲。在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中，一切能够带来经济回报的东西都将受到热烈欢迎。
我们也可以考虑是否需要谈一谈对于酒精的贪欲，它表现的方式与对于食物的贪欲相似。也就是说，通过要求越来越多的摄入，一个人的欲望会越来越得不到满足。酗酒者的身体中似乎确实存在控制其行为的“空洞”，而贪婪无疑提供了他们所渴望的东西。如今，针对滥用酒精的医学警告已经数不胜数，医学界也明确规定了男性和女性在一周内安全的酒精摄入量。如果你准备接受手术或是去医院接受任何一种治疗，医生都会询问你的酒精摄入量，将其与推荐值进行比较并指出你是否超过了推荐的限度（他们一般会建议你尽早减少酒精摄入量）。然而，饮酒问题属于我们之前提过的自由意志的管辖。我们必须假设，个人可以选择应用任何数量的酒类产品，而干涉个人选择则违背了当时盛行的意识形态并带有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与快餐一样，酒也在媒体上广泛宣传，尤其是在报纸、杂志和广告牌。同样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很难避免接触到酒。在这两种情况下，最关键的问题是贪婪阶级利用人的弱点来赚取利润。
政府可能会对硬性毒品进行干预，整个西方国家都对其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和惩罚。然而，即使在这个问题上，自由主义者也经常呼吁对法律进行修改——例如，这种情况在像大麻这样的软性毒品上就曾发生过——他们的理由是：这是对消费者选择的拒绝。这是一个以非常严肃的态度对待消费者选择的社会：你有权决定如何对待自己的身体与思想。他们可以提供建议和指导，可以说服你，但却无法强迫你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在整个西方国家，酒类销售可能会受到一些限制（如定价），但是你随处都能买到酒，而且如果你选择过度放纵，就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你。在英国，近年来，特许可经营法已经大大放宽，而且酒吧的营业时间比20世纪的任何时候都要长。这么做的理由是，延长酒吧的营业时间之后，人们就不会因为必须早早回家无所事事而在家中喝得酩酊大醉。然而，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都认为酗酒，尤其是年轻一代的酗酒行为令人担忧。
这种关注带来的一种结果就是一系列吸引公众注意过度放纵和酗酒危险的宣传活动。最近的一次此类活动名为“在10月保持清醒”。这个口号足够吸引人的，但是人们怀疑这样的运动能够对真正的酗酒者产生多大的影响，或者更为重要的是，这能够影响他们的长期养成的习惯。当11月来临，圣诞节即将到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节日期间，酒类产品的广告也会铺天盖地而来，节制就变得更加困难。出于健康的考虑，英国一直在降低其推荐的酒精摄入量，但是这种做法成效如何仍存在争议。2016年提出的新标准已经引发了许多争议，而且使得在健康检查中与医生的交流也变得越来越尴尬。如果卫生当局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会面临一种与肥胖症肆虐相似的嗜酒症的流行。也许，我们已经身处这种境地了。然而，在合理的摄入量这个问题上，人们的看法似乎存在分歧，英国建议的摄入量是欧洲最低的；相比之下，西班牙的推荐量是英国的2.5倍（西班牙是主要的葡萄酒生产国，因此这或许并不令人惊讶）。与食物一样，酒精消费的增加相当于为原本利润已经很高的行业再度增添了利润。贪婪，以及随之而来的缺乏节制，对某些人来说总是一个好消息。
糖也存在于酒精产品中，是酿酒过程中的发酵过程的一部分，所以这是我们很多人可能没有考虑到的另一种糖来源。大多数年轻人在第一次喝酒的时候，都喜欢喝更甜的酒，这并非偶然。从他们喜欢的水果味的苹果酒、加糖的饮料和碳酸饮料就能看得出来。大多数葡萄酒饮用者在变老的过程中，最终会转向喝更干燥（也就是不那么甜）的葡萄酒，但即使是这些酒也含有一些糖分，这仅仅是葡萄在葡萄藤上成熟的结果。葡萄的成熟程度越高，其含糖量就越高。由于葡萄酒中含有大量的成熟葡萄，所以酒精含量较高，因此，它的口感比其他类型的酒更甜，除非后者是故意加糖以提高酒精含量。
全球变暖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随着气候的变化，大部分葡萄酒的酒精含量在一段时间内一直在稳步上升。就在几年前，大多数佐餐酒只含有12.13%的酒精，而如今这一比例有可能达到14.15%。这意味着葡萄酒饮用者的糖摄入量会相应增加。气候变化在这一趋势中的确切作用仍在争论，有人认为，消费者至少应该承担部分责任。因为在葡萄酒饮用人群中，酒精度高的葡萄酒往往很受欢迎。也许，这更证明了糖的潜在影响：提高糖的含量，就能增加酒的销量。全球变暖没有尽头——这肯定会使葡萄的糖分增加。进而使得生产更多酒精含量更高的葡萄酒变得更容易，而这些酒会得到消费者的认可。我们可能会想，酒精度会上升多少才是个头（目前超过16%的佐餐酒十分少见）。和葡萄酒类似，啤酒中的酒精含量越高，它就越甜。即使是干型香槟也仍然含有糖分，它只不过低于正常水平而已（有些香槟酒行会推出超干型香槟，这种酒可以完全没有任何剂量——也就是说，会在发酵过程中添加糖。即使是那些喜欢干葡萄酒的人也会发现这是一种略带挑战的饮酒体验。然而，这并不普遍，这只是某种利基产品[1]）。
无论我们是否将其称作暴食，不可否认的是，摄入过度的食物，特别是那些甜度更高的食物（包括软饮料和酒），应该对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人们的健康会受到影响，公共财政会受到影响（在许多情况下，个人的财务状况会受到牵连），民众的整体生活质量会大打折扣。然而，商人们的利润大大增加。因此，鼓励这种贪婪是有既得利益的，即使这意味着鼓励人们上瘾，但可悲的事实是——上瘾等于利润。在新自由主义的世界中，贪婪和利润是非常有效的互补。
【注释】
[1] 表现出许多有别于其他产品的特点，并且获得消费者认可的产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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