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婪与金融行业：股东利益至上

也许金融业中确实满是哥顿·盖柯这类具有掠夺性的人物，但是他们很少会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因为他们十分清楚，如果他们像谢尔曼·麦考伊那样，认为自己理应获得“宇宙的主宰”的称号，就无疑会遭到公众的公开指责。这种“自私的激情”往往不会言明——倡导者除外——并且远离公众的视线。相反，股东已经日益成为这种制度形成的原因。他们早已习惯替公司为提高利润所做的一切行为进行辩护，包括利用避税港、制定临时工合同^[1]以及在必要时通过中介临时雇佣劳动力，从而避免承担缴纳养老金以及提供带薪休假等附加福利的责任。虽然确实有人想要寻找临时工作或是倾向于选择灵活的工作时间，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被迫采取了这种工作方式。因为不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都将其作为了一种可以削减工资支出的政策。所谓的“股东防御（shareholder defence）”现在成了新自由主义理论家的标准策略。他们用“股东防御”来替无情地推动股市的贪婪经济学辩护，全然不顾由此带来的社会影响。似乎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股东的权利，而这个制度动用了其所有的政治敏感度来保证自己尽可能地免受任何外界干扰。

什么权利可以制裁贪婪阶级的持续崛起？货币主义（引发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元老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极力主张，公司的主要责任是对股东负责。而且应将它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把股东的权利置于公众之上。他甚至声称，不这样做的公司是不道德的。一切以任何方式减少股东投资回报的行为都属于公司的严重失职。这是与马克思的道德观念相距最远的论点。股东想要得到的东西，就应该得到；而股东想要的显然是更高的股息，那是他们的天性。至少，那是弗里德曼之流的理论家所做的假设。无论公司销售什么，即便是医保或是教育，该原则全都适用。无论他们采取何种形式，产品的存在都是为了替销售他们的人创造利润，而且这一原则不会遭到破坏。不论产品是否有用，只要有人购买，生产者就不需要真正关心他们的用途。企业不是为了公众的利益才加入这一行业的。如果碰巧对公众利益做出了贡献，那只是追求利润所带来的副作用。最近，英国的公司在一些商业活动领域出现了一些问题，他们削减了在健康与安全要求上的支出——一个由利润原则引发的后果的例子。毕竟，健康与安全确实需要一定的花费，否则，这笔钱就将流入股东的口袋。只有在发生了严重的事故并且因此不可避免地引来了媒体的关注之后，人们才会关注在这一领域内的任何削减，才能迫使被认定玩忽职守的公司开始认真对待自己的责任。即使他们真的这样做了，也很有可能是为了修复他们的公众形象，而非是发生了意识形态的转变。利润率始终是他们会最先考虑的事情。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只有能够帮助股东赚取最多分红的公司才能最好地为公共利益服务，因为这将刺激经济迈向更高峰，从而带来更快的增长。然而，反对者用“利益相关者的防御（stakeholder defence）”对他们进行抗衡，认为每个人——而不仅仅是只占人口一小部分的股东——都在经济中存在利害关系。他们的观点是，想要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就必须让利益相关者享有权利。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来看，最有利于股东的做法未必最适合整个社会以及大多数利益相关者。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需要保护社会免受股东的伤害，这种限制显然适用于上述有关健康与安全的问题。在政治上，这是一项难以谨慎协调的举措。近年来，被全球广泛采纳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使这种行为陷入了更为尴尬的境地。鉴于全球主要的经济体——为国际贸易制定规则的经济体——对新自由主义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新自由主义很难被人忽视或是摒弃。只要你想在国际市场上开展业务，而多数经济体也极其依赖此项活动，那么，你就必然会被纳入一个可以确立贸易条件的新自由主义网络之中。目前，这种命运避无可避。

跨国公司可以在当前这个世界中行使众多经济权力并进而形成政治影响力，而利益相关者却基本上只能充当局外人的角色。政府总是唯恐惹恼跨国公司，因为就业与国内生产总值都极其依赖这些公司的经营状况。事实上，许多此类公司都在设法避免缴纳应交的国税——尽管他们在欧洲各国广泛开展了业务，但却往往一分钱都不缴纳——这表明他们可以施展的影响非常巨大。许多国家的政府无法堵上允许这种做法蓬勃发展的漏洞。避税港与境外金融的持续存在就是有力的证明。避税港正在成为企业界最好的朋友，帮助他们去钻适用于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的制度空子。税务负担日渐落在利益相关方而不是公司的肩头，随着人们对于这种趋势所带来的影响日渐了解，这种情况开始招致了前者的抗议。因为这意味着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有关股东与利益相关者的对抗的辩论仍在不断延续，尽管后者无疑在当前新自由主义政权的掌控下占据优势地位，在这里，市场享有的特权达到了一种对社会不利的程度。在这个体系中，股东的权利超越了利益相关者的权利。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显然给予了一部分人更多的帮助。

“股东防御”的前提是，任何有可能减少公司年利润的东西最终都会从股东手中夺走利润。大幅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高层管理人员除外，也就是在这一点上非常谨慎地保护自己的人）或是在财政上支持有价值的公共事业，就会产生这种不良影响，因此应予以抵制。这与马克思所抨击的经济“盗窃”完全不同：占有性个人主义控制着这一领域。公司几乎完全是为了利润空间最大化而存在，这可以理解为股东最初对这些公司进行投资的原因。社会良知被认为纯粹是一件私事，是个人用自己的钱（他们可以自由处置）而不是商业机构的资金所展示的东西。新自由主义者也不认为这是贪婪。对他们来说，这只不过是现实的商业惯例，他们并不指望在任何时候都能在商业领域找到适用的东西。慈善始于家庭而非工作，这显然不是以股东的名义。

我们有权去问一问，在当前的世界经济秩序中，股东为何会享有这样的特权地位呢？我们最后会在这个位置上得到怎样的结局？实际上，股东已经成为“看不见的手”，他们在公司中的投资深度决定了其股价与市场走势。同样需要记住的是，公司上市可以是一件非常有利可图的事，因此公司希望自己尽可能看起来对潜在股东具有吸引力。如果股价上涨，投资者就会对其越感兴趣。在这一方面，贪婪毫无忠诚可言。它追随成功，这就是上涨的股价所强烈暗示的内容：拉动投资，同时也使公司的进一步上市成为可能。投资者的大量涌现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他股票的价格，往往也会压低公司主要竞争对手的价格——这正是每家公司热衷于实现的。另一方面，如果一只股票的股价大幅下跌，那么投资者很有可能开始将投资转移到其他地方并一直追逐更高的股息。这就是投资的全部意义，它是如此简单、明了。市场的起落加强了股东他们所拥有的力量并解释了为什么企业一心一意地想要将股息最大化。

毫无疑问，一些股东对于投资的看法十分单纯，他们仅仅关注股息的多少，而不是社会良知。这当然是弗里德曼以及一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相信的：他们的理论致力于使这个世界更适合股东的生存。然而，其他股东也许会更为重视社会利益而非利润。例如，那些寻求“伦理投资（ethical investments）”的人，如具有环保意识或“公平交易（fair trade）”的人。这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如果公司中有足够多关心道德的股东，就可能会对公司政策产生重大影响。理论上来说，股东可以在股东年会上聚集，要求他们所投资的公司在未来做出更为道德的行为。这是从内部改革该系统的一种非常实用的方式。在最近的一个此类例子中，英国石油公司与施乐辉公司的股东在2016年的股东年会上投票反对大幅增加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薪酬。2012年，在被媒体称之为“股东之春（Shareholder Spring）”的活动中，出现了更为广泛的反对高管涨薪的活动。高管奖金的上涨已经与平均工资完全不成比例，而且持续引发了人尽皆知的丑闻，银行业更是难辞其咎。毕竟，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在整个西方社会中，富人占有的国家财富份额越来越大，因此利益相关者日益被他们甩在身后。托马斯·皮克蒂的研究提供了全面的统计来证实这一点。

也许有人会认为，股东抱团造反可以阻止这种做法，迫使公司下调奖金。他们坚持认为，有关公司会以更具社会责任感的方式行事。有时甚至是利益相关者的反对也会产生这种效果。例如，2011年，荷兰掀起了一场反对银行业高额奖金的宣传运动，最终说服荷兰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接受公共救助的银行发放此类奖金。这绝对是在这种情况下所制定的一个完全合理的政策。然而，尽管在过去几年中，英国也发生了几起股东反对事件，但它们似乎很少能够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力。除了媒体的一些负面宣传之外，这些宣传很快便销声匿迹（此类报道往往被委托给了商业新闻板块，很少能够引起更广泛的公众关注）。公司一般会同意重新审视高管层的工资结构，但是很少做出重大改变。人们可能会显得愤世嫉俗并怀疑，那些反对的股东是否对于增加自己的股份红利，或是以自己的方式转移奖金，进行内部瓜分更感兴趣。这与弗里德曼派的学说非常相符。因此也许贪婪又一次起了作用。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股东主要担心公众对奖金制度的普遍敌意——例如，不再光顾这家公司以示抗议——而这可能会威胁到公司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股东可能只是在试图保护他们的投资，而投资有赖于公司的良好声誉。金融业非常鼓励旁观者持有这种怀疑态度。动机的纯洁性并不是其财务运作的标志，所有参与的人首先都是奔着钱去的。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假设就是，有利于股票市场的东西也会对社会及其各色利益相关者有利。虽然从更为长远的角度来看，这也许是正确的（西方人的生活水平显然比之前，如100年前，高出许多，而且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在这一成就中发挥了作用）。但是就短期而言，这一点更具争议。实际上，在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期，很大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正在下降，而且往往是非常急剧的下降。尤其是年轻一代发现，他们的经济前景比父辈们要暗淡得多，而且职业前景大大减弱。这不仅出现在英国和西欧，在美国亦是如此。皮克蒂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对此进行了详细地论证：

20世纪前10年到前20年之间，收入占前10%人群拥有了45%~50%的国民收入。20世纪40年代结束前，该比例降到了30%~35%。在随后的1950~1970年，不平等程度一直稳定在该水平。随后，不平等程度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加深，直到2000年，高收人群的收入水平回落到了国民收入的45%~50%。变化幅度令人印象深刻。

如果贫富差距如同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所呈现地那样继续扩大，那么人们就会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有效性产生非常严重的怀疑，因为20世纪80年代后新出现的不平等现象恰逢政府开始广泛采用新自由主义政策。短暂地失去支配地位之后，贪婪似乎正在重新浮现。皮克蒂的研究中最令人沮丧的特征之一就是，他们揭示了贪婪的统治是一种常态，这对民主来说并不是好消息。中世纪战后的工资与相对财富的飙升是一种例外而非现代社会的规则，这是一个令人清醒的结论。社会不得不面对一代比一代更为贫穷的可能性，这可不是政治阶层想要传达的信息，也不是选民所期望的信息。

皮克蒂之类的经济学家已经提出了有关新自由主义对世界经济的束缚这样具有探索性的问题。他指出：“财富分配是当今讨论最为广泛并且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皮克蒂对此的回应是要求政府采取行动缩小西方社会的贫富差距。他认为，只有通过对极富裕的阶层征收资产税，才有希望逆转这种差距，迈向对于利益相关者更加公正的社会。他建议可以针对“亿万富翁征收10%或更高的财产税”——即对最有可能参与避税计划的群体，以及最有可能在幕后对政府施加压力以防止征收这种税收的群体施压。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皮克蒂认为，这将成为一个经济上更加健康的社会，而且更不太可能出现突然的繁荣与萧条，因为贪婪这种冲动的作用范围将受到限制。(www.xing528.com)

我们不能单单依靠市场来实现这种理想状态；根据我们从漫长且通常十分痛苦的经历中所了解到的信息，这不是系统运作的方式。如果需要将民主社会运作所需的共识水平维持在一定水平，那么这种情况就需要获得迫切的关注。正如皮克蒂与祖克曼所指出的那样，“财政许可（fiscal consent）”已经因为避税港体系的存在而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因为它意味着税收只适用于最贫穷至中等收入群体，并且表明富人并没有在社会责任方面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对此产生的愤怒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因此对富人征收10%的税收似乎是明显值得一试的策略。

然而，贪婪在日益加剧的全球贫富差距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未被普通大众所忽视。近年来，人们逐渐建立起了对其的抵制。反资本主义运动已经发展起来，示威者们在八国峰会等国际政府会议上举行抗议活动（因此，现在受到了严格管制），挥舞着“贪婪害命”等挑衅性口号的标语，这使得它变得十分明显，并且带来了大量的媒体报道。占领华尔街的抗议活动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共鸣，全球范围内也掀起了其他占领运动的热潮（例如在伦敦金融城），这说明反资本主义运动赢得了相当程度的民众支持和同情。信贷崩溃让公众清楚地认识到，在以贪婪为核心因素的金融体系面前，我们是多么脆弱。无论“贪婪是否会害命”，它肯定会压低利益相关者的平均收入以及就业保障。真实的贪欲正在扩大金字塔顶端那1%（皮克蒂的财产税针对的目标人群）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而这种不断扩大的差距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文化问题之一。这是一种大范围且不健康的社会状况，甚至连这1%的人自己也承认。它导致了一种有趣的现象：针对超级富翁的财富疗法。

为那些因为自己取得了财务成功感到内疚的人提供治疗的想法一定会令马克思感到震惊，超级富翁会因为现在公众的反对之声而感到不安，恐怕连亚当·斯密也没想到。当前，财富疗法已经成了一个实际行业（完全可以预见，它起源于美国），其实践者坚持认为，我们应该更加同情这些超级富翁，因为过度财富可能给这些敏感人群带来严重的心理问题。甚至还有一个名为财富遗产集团的基金会，它存在的目的是代表正在迅速被妖魔化的那一部分人说话。该组织的创始人杰米·特雷格·穆尼（Jamie Traeger-Muney）谴责道，像占领运动一类的运动正在“对某一特定人群做出价值判断”，并因此将他们不公平地视为金融体系失败的替罪羊。特雷格·穆尼说，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非常富有的人实际上正在成为无法与其他人自由交往的社会弃儿。他进一步戏剧化地阐明了富人，尤其是超级富豪现在所身处的困境，他断言“向人们表明自己的财富与同性恋出柜极其相似”（人们不得不思索同性恋社群会如何看待这样的比较）。

这些意见背后的论点是，没有任何个人需要对贫富差距担负起个人责任，因此不应该对它的存在感到内疚。从某种立场来看，这种说法很有道理，寻找替罪羊并不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社会特征——对此，现在的移民和难民以及那些获得福利待遇的人再清楚不过了。然而，这确实表明，在一个公共事业支出不断被大幅削减，同时工资不断缩水以及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而进行削减的时代（上层社会的人基本未受波及），社会并不了解处于社会经济底层的人们可能感觉有多糟。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出具的数据表明，全球1%的人所占有的全球财富份额从2009年的44%上升到了2014年的48%——在经历了信贷崩溃之后。当我们结合皮克蒂与祖克曼的研究一起审视这些数字时，就会发现一个特定的模式。2010年，英国即将上台的联合政府坚持认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都身处其中”，但这已被证明是一种虚假的言论。有一部分人显然并未与其他人一起“身处其中”，相反，他们巧妙地借此机会赚了一笔，并且完全没有受到公共部门削减的影响。相互责任原则一再被用于解释这种削减。也许超级富豪应该在经济普遍紊乱的时期更认真地考虑他们的情况，而不是咨询财富治疗师。

对皮克蒂来说，只有当西方国家政府向社会高收入人群大幅增加税收时，才能阻止当前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绝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进一步下降。这是一个诱人、简单的解决方案，对于各地的财富治疗师而言却是一则坏消息，但它也存在缺点。尽管财产税的概念很可能在利益相关者中十分流行，但是在富人之间却并非如此，而根据有关逃税的统计数据，我们不应对该阶层的社会良知持乐观态度，至少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是如此。让富人们按照目前的税率缴纳税款已经很是困难，更别提对他们而言意味着进一步妖魔化的惩罚性税率了。在更高的税收面前，他们还有很多选择。他们无疑会尽可能快地利用它们。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心理上的负罪感比大幅减少财富更可取。在这群人中，财政许可非常薄弱。当法国在2012年推出这样的惩罚性税率（对收入100万欧元及以上的人群征收75%的税，税率超过了皮克蒂的建议）时，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强烈抗议，尽管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人支持提高对非常富有的人的税收额度。一些知名人士[尤其是影星杰拉尔·德帕迪约（Gérard Depardieu）]离开法国，选择在比利时等其他税率较低的欧洲国家定居。由于税收如此不受欢迎，法国政府被迫让步并于2015年废除了这项政策。受到这种结果的影响，其他欧洲国家政府几乎不会效仿法国的做法。利益相关者的时代依然没有来临。

适合股东的世界是适合市场的世界，市场永远不会消失。你也许会将其视作是令人绝望的忠告，但我们必须时刻牢记，市场是人类的发明，它不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实——比如说，自然。它的确给人留下了源自于人性深处的某些东西的印象，但是我们并非命中注定要臣服在它的脚下，无论允许其中的一切得到充分的表达会产生何种效果。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么我们就无法生活在业已发展起来的良序社会之中，它会更像是霍布斯的噩梦。我们需要对“适合股东的世界”——即不存在如此苛待利益相关方行为的世界——的组成成分进行重新定义。不能允许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这个问题上强辩到底。

适合股东的世界也不等同于适合工人的世界。西方世界的就业实践正在倒退，这不能仅仅归结为当前的紧缩政策。工厂与商店工人发现他们的状况正在恶化，因为雇主找到了新的合约方式来节约开支，从而将更多的利润汇聚到业主和股东手中，并且扩大了政治理论家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所称的“不稳定无产者”阶层。随着市场原则被越来越无情地加以应用，工人的权利一直在不断被削弱。例如，在为在线订购公司组织提供服务的仓库中，工人的待遇往往只比机器人好一点，他们的肢体活动受到腕带或脚环等小工具的监控，用以检查他们是否努力工作。该行业中的一些公司已经将此归结为合乎逻辑的结论，并开始在仓库中使用真正的机器人。工会受到了一系列遏制工会权力（组织、罢工或讨价还价）的新法律的阻挠，工会保护其成员免受无良雇主的伤害的能力开始变弱——如果工会还依然存在的话，因为许多工作场所禁止成立工会。过去几十年来，这种变化的累积效应在工作场所工会化方面出现了大幅下降，现在这种变化正在从战后高峰迅速萎缩。

媒体已经开始习惯于规范地将目前的雇佣惯例称作是“狄更斯式”，并且往往只有在报纸或电视公司展开调查之后，公众才能发现某些公司的情况有多糟糕。有时，这会让股东们震惊并开始对公司管理层抱怨、要求改进工作实践（尽管通常只有在舆论哗然之后，股东才会提出这样尴尬的要求），股市的价值可能会因为不利的关注而下降。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情况反映出的雇主的心态：必须尽可能压榨员工才能增加利润，而且管理层应该测试将员工逼迫到何种程度才不会被外人注意到。然而，如果激起了足够的公愤，即使对商业友好的政府也不得不将针对公司的调查作为一种权宜之计。令人遗憾的是，通常只有在出现一则极端的例子之后才会发生这种情况，只要公司不触犯法律，他们在就业方面所采取的卑鄙手段就会逃脱惩罚。临时工合同也许不公平，但他们仍然合法。只有贪婪才能解释这一政策，这听起来更像是霍布斯口中可怕的“自然状态”，而不是21世纪的自由民主。可悲的是，这种态度给人的印象是它在这个环境中普遍存在，它是对人性的又一次谴责：当你手握权力时会对弱势群体进行掠夺，除非被抓住，否则你将继续这样做。卑鄙已经成为管理者最需要展示的特质，就好像企业想要证明，卑鄙而非温顺的人注定将继承地球一样。尽管调查性新闻可以提供帮助，但是它无法揭露所有的不正之风，被揭露的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尽管股东偶尔会在股东年会上提出挑战，但他们一直是这种显著的文化转移的主要受益者。毫无疑问，正如皮克蒂和祖克曼这类具有社会意识的经济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它加剧了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财富差距。令人遗憾的是，贪婪对人类关系与整体生活质量的影响显而易见。

在某些时候，所有这些将不再合乎情理。大幅削减福利，进一步压低工资水平将意味着大量产品的消费量将下降。那么，公司的利润也会下降，因为仅靠富人无法支撑起社会赖以创造繁荣并保证长期经济稳定的大众市场（在这个问题上，机器人也无能为力，而且将机器人作为劳动力将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问题还有待观察，机器人也无须交税）。如果顺其自然，市场总会通过自己可以利用的任何方式来增加利润，并相信最终会达到均衡。尽管在事情得到妥善解决之前，无疑会有一大群脆弱的利益相关者总会遭受相当大的痛苦。然而，有时候并非如此，我们发现自己面临的是抵制恢复均衡的危机，这是当前世界经济状况强烈表明的一种情况。如果这就是我们前进的方向，或者是金融精英的贪婪所推动的方向，那么也许连股东们也会开始怀疑，这个旨在让少数人受益的系统是否出现了问题。新自由主义和金融业确实需要做出大量解释。

【注释】

[1] 指雇主雇佣员工却不保证为其安排工作的合同。签订这种合同就意味着，员工只在有工作要求时干活，需随叫随到，做多少工作拿多少报酬。大部分“临时工合同”都不包括带薪病假或休假，也没有裁员津贴或养老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