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婪与经济学：自由与管控的双重博弈

亚当·斯密于18世纪所开创的现代经济学理论本身并不会纵容贪欲，然而，它却能在暗中鼓励贪欲的蔓延。自由市场是围绕着具有创业精神的自我这一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企业结构建立起来的。这种企业结构鼓励人们为获取利润并将其最大化展开相互竞争。因此，即便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竞争的表象之下也隐藏着些许贪欲（就股市操盘手而言，这种欲望未必会隐藏得很深），而现代文化则极力宣扬强烈的自我意识，从而强化了这种追求贪欲的冲动，这便是由麦克弗森所提出并且强力运转的“占有性个人主义”。

自由放任经济学认为，如果不引入任何外部机构——例如政府，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是一种极不受欢迎的存在——来限制系统的运作，那么它就能找到自身的平衡点。亚当·斯密通常被视作是自由放任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尽管他的现代追随者们往往避而不谈的一个事实就是，斯密主要关注的是道德问题，而他本人也宣扬了社会责任的必要性。这种责任不同于此后人们修改、应用他所提出的经济理论的方式。如果市场演变为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场所，那么人人都会为自己逐利，谁也不会顾及后果——那就与斯密的设想截然相反。

自由放任经济学的主要批评者是哲学家卡尔·马克思。该学科对19世纪社会产生的影响令他感到震惊：它在各阶层间制造了明显的不公，而作为补偿的社会责任却少得可怜。绝大多数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相当糟糕，拥挤的城市中心疾病肆虐，20世纪前，工人们劳作的工厂几乎没有任何环境规划或是健康与安全的监管措施。马克思是否会因为自己的理论得到了修改与应用的方式而开心依然有待商榷，但是他对自由放任体系的反对却深深地植根在了共产主义的理论之中。至少，共产主义憎恨市场体系，并且拒绝将其视作一种经济运行方式。

这大致就是这场始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辩论为何能够延伸到今日的原因。红方是卡尔·马克思以及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追随者；蓝方则是亚当·斯密以及新自由主义出现之前他的门徒。新自由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应用最为广泛的经济理论（亚当·斯密研究所这类机构对其进行了充足的辩护，该研究院是为了宣传自由市场的事业而建立的智囊团）。迥然不同的自我概念再次出现，我们需要认真考虑两者各自的优缺点。一个极端是自我在集体中的升华；另一个极端则是利己主义猖獗，而集体只能尽其所能自生自灭。1991年苏联解体后，利己主义很可能在现今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是这场辩论本身还远未结束。目前，利己主义主要在公共领域的紧缩经济学中集中出现，其霸权也在21世纪受到了日益严苛的审查。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中提出的目标是解决他认为在当时阻碍了经济发展的障碍，例如，当时在英国人的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专卖制度（事实上，专卖制度存在于整个西欧社会，甚至连他们忙着在全球各地建立的殖民地也不例外）。执政当局正式批准由某些公司垄断特定商品或服务的供应，从而阻碍了相关产品的自由贸易竞争。在斯密这样的思想家看来，这会使英国的经济生活变得懒散、低效并且毫无创新性：“垄断……是良好管理的大敌，除非是自由、普遍的竞争，迫使每个人出于自我保护而采取对策，否则不可能普遍确立良好的管理。”如果供应被垄断，就不存在改善服务或商品质量的动力，公众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垄断者提供的所有东西：

个人或贸易公司被授予的垄断权与贸易或制造业中的秘密有同样的效应。垄断者永远不充分满足有效需求，以高于自然价格出售商品，并使生产这些商品所使用的劳动的工资和资本的利润稍微超过其自然价格。垄断的价格是在所有情况下可以得到的最高价格。

亚当·斯密认为，激烈的竞争是打破这个循环的唯一途径，而服务于公众利益的最好方式就是允许个人无阻碍地遵循自己的利己主义。总体上来说，这种行动通过市场代理为整个社会的利益服务，个体生产者“所追求的仅仅是他自己的利益。像在许多其他场合一样，他之所以会这样做，只不过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促进一个并非出自他本心的目的。”因此，此类情况下的利己主义可以被定义为“有益的贪欲（good greed）"。不仅有益于参与购买或出售这些商品的个人，而且有利于所有人——市场越健康，平均生活水平就有可能越高。斯密的论著对现代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做出了明确的解释：相信一种信念，即如果个人的主动性得到释放并获得机会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那么对于所有人而言，一切都会变得更好——效率和创新必将随之而来。自由民主制坚定地致力于实现这个信念。

斯密更为狂热的追随者们将“看不见的手”解释为不应限制市场的运作。他们的看法是即便市场中明显存在贪欲，它最终也仍将有利于整个社会。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不应该对市场交易进行抑制。这种观点近年来颇受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家的青睐，因为这种做法会将“看不见的手”推离正轨。我们必须让市场自己去寻找平衡点，哪怕在这个过程中偶尔会出现一些振荡。我们应该相信，市场有能力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危机做出反应，而且我们也应该始终认为，这些危机本质上都是暂时的，市场终将成功。我们只需耐心等待，让“看不见的手”去发挥作用，它就一定会用自己的各种手段来解决问题。

新自由主义亦是如此看待经济的，然而我们都知道，贪欲有可能会失控，以至于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建立起平衡。近代经济史中充满着萧条、衰退与市场“泡沫”，也许需要数年的时间经济才能复苏，这会给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口带来相当大的困难。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那样，只有在接受了美国和欧洲政府大量、持续的援助之后经济才得以恢复。贪欲是这种现象背后的推动力，如果有足够多的参与者做出有可能会导致市场崩溃的决策，那么社会良知就会遭到抑制。除了积极的影响外，“看不见的手”同样也能产生消极的影响。新自由主义理论家往往会仅将此类事件视作是一种失常，是少数行为异常的个人的手笔，而且他们坚称从根本上来说，这个体系本身十分健全。然而，贪欲永远也不会消失，它总会设法让自己反复出现，扰乱系统的协调性。不幸的是，这种行为异常的人似乎并在少数，他们随时准备找机会以牺牲同辈人为代价大赚一笔，丝毫不会顾及自己借以实现这一目的手段是否合法。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也指出，“即便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这一理论与先进的工业化国家有关，发展中国家也不具备它所提出的要求。”他们缺乏市场正常运转所需的机构基础设施。这种情况下，贪欲便有了更大的操作空间，而它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尽管自斯密的时代以来，市场体系开始日益以竞争为导向，但值得注意的是，市场仍然可以轻易地走向垄断。斯蒂格利茨认为，这揭示了自由放任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根本性缺陷：“如果竞争天生就是完美的，那就完全不需要反垄断机构。”大型跨国公司倾向于兼并较小的竞争对手，最终主宰其所在的领域。一旦这样做了，他们就有能力控制供应商，而这可能会导致小公司倒闭。这与斯密的自由放任经济学的设想背道而驰，因为它破坏了斯密所倡导的“自由、普遍的竞争”。这种现象在现代，尤其是全球化的影响下十分普遍。全球化对于大型组织极为有利，因为他们拥有高度发达的基础设施与相当雄厚的财政实力。19世纪末也曾出现过类似的趋势，尤其是在美国，最终政府不得不出手干预并通过了旨在遏制垄断企业权力的《反托拉斯法》。然而在自由市场体系下，这种现象会反复出现，尽管它表面承诺说要遵守竞争道德。因为如果能够成功消灭竞争，你自己的利润就将开始飙升。在如今的跨国公司身上，这些问题甚至更为严重。他们将公司设立在主要经营国以外的避税港，以此减少自己可能受到的政府干预。

然而，斯密的理论还存在另一面，那就是识别所谓的“坏的贪欲（bad greed）"。斯密是一位道德哲学教授，他鼎力支持人类会对自己的同伴怀有怜悯之心，认为“无论多么自私，在他的天性中显然都会残留一些原则使他去关心别人的福祉，并且认为自己有必要帮助别人获得幸福。”证券交易员需要留心观察，因为他觉得自己有必要这样做。《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的编者写道，斯密的道德信仰是“斯多葛派与基督教美德的结合”，他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而非自我独立性。由于贪欲会将利己主义置于一切其他考虑因素之上，留下它们独自承受由此带来的后果，因此它不是一种具有怜悯之心的特质；这几乎就是自私的定义。斯密的伦理学则建立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原则之上，我们从下述的观点中便可窥见一斑：“为他人担忧，而不要为自己……限制我们的自私、展示我们慈善的情感，这些组成了人性自然的完美。”借用“看不见的手”为自己辩护，可被视作是在逃避放任利己主义后会出现的负面结果。自我中心与同情心似乎互相排斥。另一方面，对斯密来说：“我们不应当用一种将自己置身于自私激情中的角度来看待自己，而应该从旁观者的角度对自己进行评判。”然而，多数新自由主义者似乎都在逃避这一点，他们太容易把自私激情放在人类行为的中心了，就好像他们知道应该如何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一般。

与斯密相比，在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个问题上，新自由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狭隘的概念，而且它对于经济理论的解释非常具有选择性。即便在《国富论》中，斯密也认可了理应得到国家补贴的各种“非生产性（unproductive）”职业。除了君主与武装力量之外，还包括“牧师、律师、医生、作家、球员、小丑、音乐家、歌剧演唱家、歌剧舞蹈家等。”人们认为他们的劳动不具备生产力，因为他们的劳动没有“生产出任何可以在日后进行售卖或是换取等量的劳动”，因为“他们的产品在生产的瞬间就会消亡”。我们只能揣测究竟有多少这样的“非生产性劳动者”。但是斯密似乎确实在自由市场中移除了法律、医疗和文化活动，因为它们对整个社会不具有实际价值。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则反对这种政策，他们坚持认为非生产性劳动，除了运转武装部队与实现政府的基本职能之外，应该受到市场的严苛考验。要求国家承担这样的社会责任带有一些社会主义的味道。奥巴马医改正是因为这样的观点才遭遇了反对，而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在走向服务私有化的道路上正面临着日益增多的压力。

卡尔·马克思把贪欲视作是资本主义绝对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共产党宣言》（1848年）到《资本论》（1867年），他试图告诉我们如何为了公共利益消除这种特质。共产主义是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社会经济体系，生产资料的社会公有制可以使每个人——而不是只有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与股东这类精英阶层——都能从产出中获益。所有者与股东拿走了马克思认为本应属于无产阶级的利润，因为这些收入是由工人的劳动产生的。就马克思而言，并不存在所谓的“好的贪欲”。贪欲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剥削弱势群体，它是一种盗窃的形式，而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本就旨在最大限度地利用弱势群体。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最强有力的道德底线，他不相信贪欲能以某种方式为公共利益服务。相反，他设想中的社会制度已经剥夺了贪婪表达自我的机会；集体意志将战胜个人意志。然而，在斯密看来，如果中央权力机构以这种方式对经济进行全面控制，实际上就相当于垄断。

马克思坚信，无产阶级将联合起来，为创建可以将财富用于公共利益的制度而努力。而一旦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日渐明显，它最终就会崩溃，这是一种天生不公正的制度，它对人类的利益有害。另一方面，共产主义的基础是合作，而不是成为资本主义市场规范的无情竞争。这种竞争导致了马克思在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中随处可见严重的不平等。马克思坚信，经济竞争最终可能会从人类社会中消失。他将贪欲视作是只为少数人的目的服务的恶劣的人类特征，在他看来，这就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可以克服贪欲，只要我们能够说服他们用心去做这件事。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认为“财产就是盗窃（property was robbery）"。尽管马克思很不赞同蒲鲁东的观点（他认为无政府主义是对政治的一无所知），但是两人对人类劳动成果的看法却极其相似。马克思认为，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实业家实际上是在偷窃工厂劳动力所积累的利润，这些劳动力属于“剩余劳动力（surplus labour）”。如果能够将这些企业收归公有，那就可以抑制贪欲，剩余劳动力的成果也将得到普遍使用。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认为，如果生产资料可以使所有人享受同等程度的益处，那么我们就将步入乌托邦式的国家，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参加一系列他感兴趣的活动，而不仅仅是机器和不公平的社会经济体系的仆人：

分工一出现，任何人都有自己特殊的专属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如果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

对马克思来说，贪欲无疑是一个道德问题。少数人的贪欲导致了大部分人的痛苦——无产阶级被无情的资产阶级残酷地剥削，资本家仅仅将他们当成是一种劳力。对马克思来说，最令人悲哀的一点就是，资本主义会阻止人们充分发挥个人潜力；他们就像是被资本主义制度感染了一样，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将停滞不前。

在实践中，共产主义远远没有实现马克思的理想，它未能终结国际资本主义，而只能通过极权主义的手段来压制贪欲。很有必要仔细想想共产主义在俄罗斯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一小撮人往往通过十分可疑的手段，设计控制着原先国有的丰富的自然资源（不可否认的是，之前这些资源并未得到有效的利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联解体后涌现的寡头们对于自己迅速积累的财富表现出了巨大的贪欲，从而使俄罗斯成了全球财富分配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些人不会将自己的大部分财富投回本国的经济之中，而是更愿意把财富投资到欧洲的其他地方，而且他们经常在国外生活（伦敦已经成为深受俄罗斯亿万富翁欢迎的目的地）。俄罗斯目前盛行的情况是对马克思心目中共产主义的拙劣模仿。对金钱、财产与所有权的贪欲早已深深地刻在了我们的性格之中，其程度远超马克思所想。不论之前曾受过何种压抑，只要一有机会，贪欲就有能力重新浮出水面。就俄罗斯而言，历时70年的共产主义也未能消除人类灵魂中的贪欲。苏联时期随处可见的黑市表明，不论国家进行了怎样的宣传，贪欲从未真正消失。(www.xing528.com)

我们依旧应该赞扬马克思，他正确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弱点与矛盾，这无疑在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显露出了他的天赋。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些弱点之中，新自由主义经济与全球化只不过是让这些问题变得日益明显而已。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及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财富差距正在扩大，而且这个体系显然迫切需要改革。马克思的研究表明，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个以贪欲为基础的体系：精英的贪欲可以操纵国家经济生活以满足自己的目的。然而，他没有预见到的是，在精英阶层之外，会有多少人支持这种体制。资本主义对利己主义的吸引力极其巨大，以至于那些已经认识到它的矛盾的人也会遵从它的指引，看看它究竟会将个人引向何方。资本主义的吸引力就在于，如果一切顺利，人们可以获得提供改善自身经济条件的机会。相信这能够实现，而且我们可以设法利用这种体系，在多数人失败之处获得成功的想法其实是不理性的，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人类可能远不如马克思这类哲学家愿意相信的那样理性（否则就不会有人会购买彩票）。哲学家们经常犯这样的错误，不过应该指出的是，那些认为投资者会在理性的前提下采取行动，并且能够在进行任何投资之前仔细地计算市场状况的新自由主义者等市场狂热者同样难辞其咎。创造了繁荣与萧条的兽群似的行为无疑会对这一概念产生严重质疑。这些似乎会更多地表现为歇斯底里，而非冷静、理性的决策。市场均衡可能是一个空想。

斯密确实留意到了利己主义在人类事务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他支持一个处处都能积极促进利己主义发展的体制，当今世界的主要经济体采纳的就是他的愿景。在新兴经济秩序的默许之下，富裕的制造商与贸易商阶层不断壮大。斯密之所以会遭到质疑，新自由主义之所以会在完全相反的证据面前显得自我矛盾，是因为斯密相信“看不见的手”总会对公众有利。如果真是这样，经济就不可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不断经历现在已日趋常态化的大起大落了。此时，贪欲成了一种会严重破坏系统失衡的流氓元素。正如斯蒂格利茨所坚称的那样，竞争绝不会“生而完美（automatically perfect）"。斯密认为，利己主义不赞成以超出他预期的消极方式来解释大局（甚至根本不屑一顾）。只要能够彰显自身，利己主义也许根本不在意系统究竟会发生什么问题。事实上，即便它完全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显然不符合社会的最佳利益，也依然会我行我素。“看不见的手”能够很容易地为公众利益服务，当然也能与公众作对。将它视作一股积极力量的斯密也许有些过于理想化。拒绝接受马克思的观点并不意味着斯密就能解决所有与经济运行相关的问题，或者说他对于经济运转方式的看法不存在任何缺陷；利己主义并不是他所设想的灵丹妙药。竞争也未必就是一个绝对的好东西，尤其当它有能力引发像最近这样的社会分裂的时候。因此，红方与蓝方都犯了理想主义的错误，也都存在一大堆痴心妄想，而经济依然是一个存在大量争议的领域。

企业十分擅长在工作实践中表现出利己主义，餐饮行业的一些乱象就已经在这些年里暴露了出来。用餐结束之后向服务员支付小费的习俗由来已久，几乎已经成为用餐者下意识的反应。但是，某些企业，尤其是那些账单中默认包含了服务费的餐饮企业处理小费的方式却令英国公众有些震惊。餐厅经理往往会从小费或服务费中抽取一定比例（有时相当可观）作为处理小费的酬劳，然后再将剩余部分返还给员工，但顾客却被蒙在鼓里。人们已经掀起一场反对这种做法的运动，其影响波及了一批备受关注的企业，如大型连锁餐厅。为了弱化负面宣传所带来的影响，其中的一些餐厅现在已经摒弃了这种做法。由于服务生的工资收入通常很低，因此，克扣公众支付给服务生以增加其收入的行为十分卑鄙——这是一种以牺牲员工为代价来增加公司利润的卑劣方法。某些企业支付给员工的工资甚至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因为他们十分清楚，不论最终数额有多少，小费都能够弥补两者之间的差额。收入最高的人群从收入最低的人群那里抢夺钱财的这种情况清楚地反映出了贪婪的特征。

西方社会的高收入者往往都是自由市场体系的坚定拥护者，避税行为在他们中间非常普遍，在这种现象背后作祟的依然是贪欲。在此例中，自由市场被解释成了人们有权货比三家，以便找到能够最大程度减轻个人纳税义务的体制。如果这种做法出现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之中，我们尚可理解，因为这些人只能依靠微薄的收入勉强维持生计。但是如果选择采取避税行为的是社会经济地位与收入都极高的人，就不免令人匪夷所思了。法律的漏洞使这种行为得以存在，也令精明的会计师——经济地位较低的人负担不起他们的服务，而他们也不屑于接受这样的顾客——利用这些漏洞为自己的富裕客户谋取利益。利用这种体系的人根本不缺钱，他们只是想比现在更加富有，因此把税收当成了个人负担，而不是社会责任。在他们看来，政府拿走了本应属于他们的钱，他们只会大声抱怨自己需要缴纳的税金，却对纳税之后的收入只字不提。在工薪阶层看来，那仍然是一大笔钱。新自由主义使人们滋生出一个念头，认为任何形式的税收都是邪恶的，并且拒绝承认税收是文明社会的基础。理查德·墨菲（Richard Murphy）就在《税收的趣味》（The Joy of Tax,2015）中有力地阐述了这种观点。尽管在如何改革税收制度以确保政府收入、实现更大公平的问题上，他的观点具有争议（当然仅限于高收入者之间），税收具有社会价值这个基本概念还是合理的。正如墨菲所指出的那样，尽管税收会招致被征税者的“怨恨”，我们依然需要不断提醒自己，如果没有这些税收，政府就根本无法运转。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英国大幅削减了税收，而现在所有国家的所得税税阶都已大大低于战后福利体系急剧扩大时的水平。事实上，近年来，所有西方国家都存在降低所得税并在未来推行类似削减的普遍趋势。多数主流政党都认为，提高税收的主张无异于一剂竞选毒药。尽管如此，新自由主义者仍然抱怨税收过高并试图通过选举进一步降低税收。这种态度营造出了一种文化，让人们认为避税似乎是一项非常合理的措施，而那些有此类需求的人就会求助于会计师，任凭他们做出各种安排。所得税的税率越低，公共部门的削减就会越多，但是这些能对高收入者产生的影响却微乎其微——尤其是那些拥有足够财富、能够使避税看起来似乎是一件可行之事的人。托马斯·皮克蒂（Thomas Piketty）就曾警告说，如果这种情况无法得到制止，“就有可能出现财政彻底崩溃的严重风险”。

显然，贪欲可以解释避税的动机——纯粹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而去攫取更多的财富。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良知及其理应在所有理性个体中诱发的对于纳税责任的承诺再度缺失。如果你的收入几倍（有时甚至几百倍）于平均工资，那么，你为什么不能像普通个人那样——你的收入相当于他们工资的总和——缴纳所得税呢？社会公正规定你应该这样做，这是底线。皮克蒂等经济学家认为，高收入者应该在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平均主义的过程中，缴纳更多的税金。然而，获得更多金钱的诱惑似乎极为频繁地侵蚀着个人的社会责任感。

正在发生的一切存在着严重的道德问题。一些公众人物显然获得了只有有钱人才能享受的优厚待遇。利己主义猖獗，而这显然已经获得了政府的批准。一旦某些人明目张胆的行为引发了公众抗议，西方政府就会定期做出一些约束避税体制的承诺，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会提出一些观点，为在税收体制内保持一定程度的灵活度辩护。政府警告我们，如果富人们失去了利用这些避税计划的机会，他们就有可能移民。几乎所有暗示政府正在考虑提高税收的消息都会立即成为右翼媒体的头条新闻。政府还提醒我们，全球各处都有十分乐意接纳出国避税者的避税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批这样的人涌向那里，而跨国公司则走在这场出逃热潮的前列。多数人认为，这是我们应该严厉打击避税港（也许“逃税区”这个名字才更为恰当）的原因。然而，各国政府这些周期性的承诺通常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新自由主义经济与全球化伦理致力于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这恰恰与针对低税收管理设置的限制背道而驰。在低税收体制下，资本可以带来更多收益——这正是资本主义一直想要实现的目标。因此，恰当的国际金融体系正在有效地促进避税文化，也就是说，鼓励贪欲文化。

如前所述，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了这一体系来避免在其设有经营场所的国家纳税，他们往往在那里获利颇丰。其中的一处避税港，百慕大群岛所征收的公司税税率为0.而其他避税港（如英属维尔京群岛）则允许公司在缴纳极少的税金之后将总部注册在那里。因此，这些地方变得炙手可热，许多跨国公司都将总部设在了那里。最近在英国曝光的几件事情引起了公众的关注。许多业务遍及全英各地的大公司只需缴纳数目极少的税款，有些甚至根本无须纳税（在这一点上，英国并不是一个特例，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例如，最近有一份报告指出，脸书在英国所缴纳的税金甚至不及英国的个体纳税人——它只缴纳了几千英镑的税款，实在可耻。也许这些公司将经营场所设在了这里，但是他们的总部却落在了别处，因此他们选择将利润转回位于交通方便、税率较低处的总部，这种做法叫作“利润转移（profit shifting）”。更为可悲的是，事实上，这些资产数十亿美元的公司完全符合英国等国的征税要求，而且可以接受较低的投资回报。有时，人们会觉得，真正实实在在纳税的人是只有那些落在标准税级内的人，公司找到规避纳税责任的办法的能力似乎正在日渐增强。斯密所提倡的“普遍的竞争”似乎并没有产生一种“普遍的社会责任感（universal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所有者与股东们享受了至少从道德上来说应该上缴国库并用以维护公司正常运转所需的基础设施的利润。在这样的时代，政府似乎确实对富人与穷人分别实施了两套不同的法律。

这种体系引起了一群经济学家的关注，他们对于它将带给公共财政的影响表示了忧虑——在紧缩时代，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就是其中之一。他在著作《列国的隐藏财富：避税港的祸患》（The Hidden Wealth of Nations:The Scourge of Tax Havens,2015）中对跨国公司在近段时间滥用该体系的做法表示了反对。他提出了一些非常实用的解决方案来改革这一体系，使其能够收回这部分日益增多的“隐性财富”，以便将其投入更为广泛应用，并且始终坚称避税港“窃取了外国的财政收入”。不幸的是，祖克曼提出的旨在收回这部分财政收入的“行动计划”需要大规模的国际合作，而这在目前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其中牵涉了太多的既得利益，所有人都深谙防御之道。要想克服这股阻力，仅仅依靠极为明智的建议——如建立“全球金融注册体系（global financial register）"，负责“记录拥有所有流通中的金融证券、股票、债券以及全球共同基金股份的个人财物状况”，因为这样就能形成“财物透明度的具体体现。”但这远远不够。然而，只要像祖克曼这样的经济学家始终关注这个问题，政府就很难像以前那样，继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祖克曼说的没错，在某些时候，我们必须直面这个问题，尽管它无疑会造成政治混乱与尴尬。

避税与自由市场经济之间也许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一些富人确实恪守着居住国的法规，尽职尽责地缴纳税款），但是这种自由放任的精神也的确为发展到病态的自私自利奠定了基调。我怀疑这绝不会是亚当·斯密想要看到的一幕，他更有可能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道德违约。然而，一旦任凭利己主义随心所欲地发展，就很难再防止它走向我们正在经历的极端——避税只是将会随之而来的几种反社会后果之一。祖克曼坚定地说道：“重要的是要清楚，我们并不是在谈论税收，而是在谈论不折不扣的盗窃：瑞士、卢森堡或是开曼群岛为那些生出这种念头的纳税人提供了偷窃政府钱财的可能性。”如果最终需要处理的是偷窃问题——与这种不正当行为有关的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存在过度膨胀的贪欲，偷窃便由此而生——那么政府就有责任代表公众采取预防性的行动。然而，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之所以会造成偷窃，完全另有起因。这就意味着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迥然不同的见解。

尽管从技术上来说，慈善事业并不属于避税行为，但是它也能减少企业所需缴纳的税款，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企业可以因为参与了慈善活动而享受税款减免。社会学家林赛·麦戈伊（Linsey McGoey）在著作《没有免费的礼物》（No Such Thing as a Free Gift,2015）中指出，新一波的所谓的“慈善资本家（philanthrocapitalists）”正在将它作为一种避税方式。如同书名所暗示的那样，麦戈伊对于隐藏在慈善资本主义背后的动机深表怀疑，并且质疑它是否仅仅只是扩大贪婪经济学运作范围的借口。从这个角度来看，慈善捐赠只不过是另一桩生意，它早已为公司的收购做好了准备。参与其中的人根本无法想象，究竟还有哪个人类奋斗的领域是新自由主义原则不适用或是无法通过采用市场法加以改进的。因此，他们在处理慈善事业时往往表现得相当冷酷无情，一旦认定它无法成功实现自己所设定的目标，就会从基金会发起的计划中抽身。然而，贪欲的另一种形式——对名声的贪欲——在这里就显得极其明显。慈善事业通常能够吸引公众的注意，也会带来更为良好的声誉。因此，它不仅可以节省税款，而且也有助于改善公众形象。对于一个极其成功的企业家来说，这笔交易似乎比看见金钱流入国库更为划算，是一种值得一试的妥协。实际上，他们为自己买到了更好的形象；这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交易罢了。然而，将慈善事业转变为一种纯粹产品的行为似乎正在将我们的道德推向一个新的低点。

宗教组织中也能找到贪婪经济学的身影。美国的各电视福音团体为争夺收视率以及为赢得随之而来的捐款，他们之间也存在着相互竞争。高收视率也许会带来极高的回报，这也就解释了为何神职人员之间会产生激烈竞争的原因。多数宗教都将自己可能获得的收入用在各种善举之上，但电视福音却是一项成熟的业务，可以为从业者提供富有吸引力的生活方式——这也是人们期望能够从中获得的东西。电视福音布道者恬不知耻地运用市场原则来销售各色商品，为教堂以及为隐藏在企业背后的避税者们积累大量好处。捐款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电视这种形式提供了足够空间来吸引观众掏钱，并且经常使用典型的美国式硬卖策略来传达这种讯息。

我们可能会认为，炫耀自己的财富与宗教信仰相悖。从表面上看起来，宗教之中几乎没有骄傲与贪婪这两项“死罪”的立足之地。然而，炫耀性消费却几乎成了电视布道家的一种象征。这种做法有可能导致观众生出贪欲，并且违反了十诫，这进一步扭曲了宗教教义。相反，对于电视布道者及其大部分观众而言，经济上的成功被解读为获得上帝认可的标志（诚然，新教在建立这种联系的方面，拥有悠久而且并不是特别自豪的历史）。在这种情况下，展现出有钱人的形象就能传递正确的信息，表明上帝站在你这边。上帝只不过是自由市场上售卖的又一件商品，在一个像美国这样致力于商业发展的国家里，这看起来十分自然。宗教与其他任何东西一样，也落在了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适用范围之内，而且有相当一部分美国公众对这两种信仰深信不疑，认为它们之间不存在冲突。

自由放任经济学也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了教育领域。私营部门对高等教育产生了相当浓厚的兴趣。在西欧，现代高等教育通常都由政府进行资助，由国家承担起维持大学制度的责任，因为教育是一项公益事业。然而，近年来，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政府一直在鼓励建立私立大学，而这些秉承“盈利”原则建立起来的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可以预见的是，这种机构往往会跟着钱走，将注意力集中在已被证实拥有巨大市场的学科上。商科尤其受人欢迎，因为它显然以职业为导向（工商管理硕士是目前世界上最受追捧的学位之一），而且它的运营成本也相当得低。基本上，较之接受政府拨款的公立学校，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显然实力较弱。但是对于新自由主义政府来说，它代表着一种节省公共资金的方式。只要这种体制能够获得足够的发展，就能保证在未来缴纳更少的税金，并且像现在这样从公共部门手中抢到市场。私营部门在扩大选择范围以及增加教育经费来源等方面做出了表率，但是他们真正的兴趣却在于利用另一个潜在的利润来源。提供公共服务并不是他们被教育事业吸引的原因：这只不过是另一个商业机会，他们将首先着眼于利润。

与此同时，同样的一幕也在公立高校中上演，教师的工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近年来，英国大学校长的薪酬大幅飙升，而级别较低的讲师的薪酬水平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停滞不前，因此从实际上来说反而是下降了。同时，由于政府对大学的资助明显减少，学校开始转而聘请那些领取时薪的兼职教师。这项政策与新自由主义所提出的政府与公共资金应尽可能远离就业市场的原则相符，而且能够带来更大的“灵活性”——灵活这个概念只适用于管理层，而绝非其他劳动力。年轻的学者们曾经可以在高校中寻到一份全职工作（就像我在职业生涯早期所做的那样），但是现在很多人发现，自己被无限期地困在了短期的兼职合同中，始终无法得到续订合同的保证。如今，雇用临时工制成为了高等教育的惯例，在出现转机之前，这种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美国学术界的情况更加令人绝望。据报道，高达76%的学术研究人员所签订的都是临时劳动合同，从而有效地断绝了他们获得永久教职与经济保障的机会。曾经的少数派现在成了主流——这支队伍仍在不断壮大。这种趋势在全球就业市场上极其明显，而那些位于金字塔顶端的人则在厚颜无耻地借机挣钱。当员工的工资遭到大幅削减时，“自私的激情（Selfish passions）”便会清晰地展现出来。对一些人来说，灵活性有利可图。财富的流动显然是单向的。只要每阶段的需求依旧大于需要，就会助长越来越多的贪欲。

蓝方似乎已经彻底击败了红方。不论位于政治光谱的何处，我们都必须使自己适应这一点，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臣服在它脚下，认为它的放任无度就是世界运转的方式。问题是能否从内部对其进行牵制。斯蒂格利茨、皮克蒂及祖克曼等人的批评表明，现在，体制改革已明确提上了议事日程，尽管要说服政治阶级面对新自由主义金融帝国贪得无厌的贪欲，似乎还有一段路要走。但是至少，我们向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