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婪的根源：欲望的源头

17世纪的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有一种无法阻挡的欲望一直在激励着人类，那就是对于生存的渴望。霍布斯认为，人类生而便以自我为中心，我们首要关心的问题就是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除非存在一股足以令我们屈服的强大的政治力量，能够对其进行严格约束，并能确保我们将继续服从它的统治，否则，我们会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不自觉地牺牲他人的利益。然而，即使在最强大的政府的控制之下，贪欲作为人类自我中心的一种体现，依旧会表现出来。

商业大亨们全都敏锐地意识到，对于资源的食欲越大，我们越是能够成功地为自己抢到更多资源，从而拥有更大的掌控他人的权利。这就是政治哲学家麦克弗森（C.B.Macpherson）提出的“占有性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由占有性个人主义引申出的私人财产权已被写入了现代政治体系之中，根据该体系，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正如麦克弗森所言：“政治社会成为了一种用以保护个人财产、维持有序交换关系的精心设计的手段。”这是我们能够理解的贪婪心理根源，即便我们未必赞同它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者显然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觉得贪欲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也许财产私有制会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唾弃，但是拥有一套自己的住房却已近乎成为西方社会每一个人所迷恋的梦想——要是还能再配上一个大花园、一块私有土地，那就再好不过了。鲜有人不会生出这样的渴求。

财产所有权是民主社会的一个基本要素。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政府特别热衷于维护这种权利，因为它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抵押贷款是一桩大生意，银行高度依赖抵押贷款市场的营业额来增加利润，以此令股东们满意。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银行可以从中收取巨额利息，抵押贷款的利润率可能会变得非常可观。它的缺点则是，一旦抵押贷款行业失控，便会不可避免地引发经济上的连锁反应。2007年8月爆发的所谓的“次级信贷（sub-prime loans）”危机就迅速引爆了这种反应。最终，次贷危机演变为“无节制且不知足的贪欲”犯下严重错误的典型例子。银行违反与此类贷款相关的经济常识，将贷款发放给了低收入、高风险的贷方。当债务人大举违约之后，所有人全都必须在经济紧缩的时代自食恶果。这件事让银行体系陷入了一个相当混乱的境地。为了避免关门大吉，许多银行均要求政府实施紧急财政援助，理由是它们因为规模庞大而不能倒闭，如果政府放任它们自生自灭，那么整个经济都将面临重大风险。由于金融业一向反对政府插手它们的事务，认为这种做法会使自由市场的运作失真，现在这个结果就颇具讽刺意味了——遭到它鄙视的体制现在却要来拯救它。并不是说，经此一劫之后，贪欲已被逐出了金融行业，它依然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一如往昔。将这种贪婪特质表现出来的欲望早已深植在从业者的心中，即便出现了暂时的“困难”，也不会偏离它的正常轨道。霍布斯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了其中所涉及的人性所展现出的精神状态。

普遍的欲望一直是现代哲学家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其中的许多人，如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与费利克斯·瓜塔里（Félix Guattari）已将其视作是一种应被给予最广泛的表达空间的驱动力。不论是从欲望还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压制欲望或是镇压人民都是一种反社会的活动，而且人们也提出了各色的观点来提高整个社会对欲望的宽容度。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从同性恋的角度入手，概述了自古典时期^[1]以来，西方社会对于同性恋的态度的变化。由于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文化气质，各个社会对于同性恋的压制程度也有所不同。可以说，社会对于女性的性欲的态度亦是如此。一般而言，女性的性欲会在父权社会中遭到压制。社会经常处在矛盾之中。一方面，若表达与性事有关的欲望变得更为容易，这便会受到更广泛的民众的欢迎；但另一方面，支持自由表达一切欲望——如贪欲——的主张则更成问题，如果自由主义者在这一点上做过了头，就会对公众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削弱社会纽带。

德勒兹和瓜塔里声称，我们应该将自己视作是一台“欲望机器（desiring machines）"。文化试图驯服并且控制我们，从而阻止我们的欲望得到满足，因此我们必须尽全力挫败它的企图。这种说法承接了弗洛伊德所谓的“被压制之物的归来（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弗洛伊德认为，欲望虽可被压制，但却无法彻底根除，它最终会找到一个突破口。而且如同弗洛伊德所警告的那样，它所选择突破的方式未必见得有多积极。压制是“自我与呈现在其面前的一些想法之间……的不协调性”的产物，自我试图排斥这些想法，但是未能成功：“此类抗拒无法彻底浇灭那些想法，而只能将其压制到无意识之中。”然而，我们不能总是假设所有欲望都值得表达：虐待狂与精神病患者具有强烈的伤人甚至是杀人的欲望，这种欲望完全不符合社会利益。与我们所有人一样，法西斯主义者也有欲望，但是允许他们表达这些欲望的社会与我们设想中的现代自由民主制度是对立的，不管一个民族政体有多么自由，它仍需在可以允许个人做什么这个问题上设定底线。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哪些欲望是自然的产物，哪些又是后天形成的（贪欲是我们在此最为关心的一个相关例子）以及社会应给予两者怎样的自由度。不论前几代人通过什么法律来规范个人行为，这些是所有社会都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为一个历史时期所接受的行为也许会在另一个历史时期遭到过于严格的限制或是过于宽容的放纵。在这个方面，有关同性恋行为的法律为我们提供了一则有趣的案例。1967年前，英国将同性恋列为犯罪行为，但是自那一年起，它遭到了许多次公众的抗议，直到2014年，英国、威尔士与苏格兰最终宣布同性恋婚姻合法。这是差异性与多样性在面对歧视势力时所获得的明显胜利。在吸食毒品问题上所发生的态度转变也是一则有趣的案例。例如，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喜爱吸食鸦片酊。在19世纪中叶以前，英国药店甚至公开出售鸦片酊。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与威尔基·柯林斯（Wilkie Collins）等作家可以轻松地定期获取鸦片。前者便在《瘾君子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 Eater）中明确记载了这一点。事实上，偶尔吸食鸦片的知名公众人物的数量惊人。这种行为很可能会遭到现代社会的斥责，因为它为人们树立了一个糟糕的榜样。但这个问题永远也无法得到彻底解决，它必将成为争议不断的话题，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争辩，实现一次又一次的妥协。我们在21世纪所面对的情况也不例外。

霍布斯根据自己对人性的看法提出了国家理论与最有效的政体的构成形式并因此变得有些声名狼藉。对于霍布斯而言，生存本能是人类的主要驱动力。由于利己主义是它唯一关心的内容，它会使人类在不断的竞争中反目成仇，从而可能对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人类个体一直在努力使自己的人身安全最大化，并且试图竭尽全力做到这一点。在霍布斯的观念中，生活是一场为胜利而生的苦战，而自然状态下的人类极端地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只关注自己的幸福。如果所有人都以如此强硬的方式参与竞争，个人的人身安全就几乎不可能得到保证，争斗永远也不会停歇。霍布斯认为，所有公民社会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如何维护公共秩序，从而保证所有人的人身安全，而不是受到他人永无止境的阴谋的威胁。

可以这样说，霍布斯的假设中并没有什么能够特别引发争议的东西。确保公共秩序是所有国家均需关注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因为如果公正秩序无法得到保证，那么整个国家就无法正常运转。公共秩序的表现形式也许有所不同，但它始终是我们需要首要考虑的问题。鲜有人会不赞同这样做的必要性，也许一些无政府主义者除外。但是当我们开始思考霍布斯提出的解决方案时，问题便出现了。霍布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分权。他认为，民主是最糟糕的政体，它极易受到无法预测且变幻莫测的舆论和竞争派系所施加的影响。对霍布斯来说，差异性与多样性才是决定性因素，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将其挡在政治大门之外，因为它们有可能会导致社会混乱。相反，他推崇的是拥有无限权力的绝对统治者的概念：我们现在称之为独裁或极权的政体。在霍布斯式的国家里，所有人都将自己的自然权利永久地交给了当时在位的君主及其继承人。君主的意志不容置疑，君主集万千个人权利于一身，他享有无论如何行事均无须惩罚的特权。在霍布斯看来，另外一种选择就是彻底的无政府状态，每个人都试图控制别人——这种可怕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中上演着“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every man is Enemy to every man）"，谁也无法感受到彻底的安全。尽管绝对主权无疑将十分严苛，但是霍布斯认为，它绝对比缺乏任何有效的保障、任由危险潜伏在每个角落的生存状态更加可取。可以说，这种情况值得我们付出放弃自然权利的代价。

霍布斯的观点假定，从本质上来说，人类会受到对于权力的贪欲的驱动：握有支配他人的力量就可以使自己的生存变得更加安全，至少从理论上来说，由于所有人都受到了同一种驱动力的驱策，这种贪欲永远也无法获得完全的满足；对于社会的平稳运行而言，这未必有利。然而，民族国家的行事风格中往往带着对于权力的渴望，这一点从它们不断扩张疆域的行为中便可见一斑。没有任何一个全球性的主权国家能够约束所有国家——在这一方面，联合国的效力十分有限，因为它只能对各国提出劝诫但却无权强迫它们遵从自己的提议。因此，国与国之间会发生，而且经常发生纠纷。毕竟，战争是人类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我在撰写书稿时便能举出不少例子证明，对于领土的贪欲往往是引发战争的一个主要因素。

你不必太过耗费想象力，便能以类似的方式来审视商业世界。商业大亨们给人们留下的印象肯定是，他们在同一种冲动的驱使下，总是想方设法地扩大自己商业帝国的版图，统治所有的竞争对手——一场永无休止的斗争。现代历史中充斥着这样的个人，商业世界也旨在鼓励这种行为。永远没有什么能让商业巨头觉得满足，他不得不假设自己的竞争对手正在不断密谋着要削减他的市场份额，夺走他的权力。如果想要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这是竞争环境对竞争参与者们提出的要求。哪怕只是片刻的松懈，你也会很快被人甩在身后，因为人们认为危险潜伏在这个王国的每一处角落。因此，从商业巨头的角度来看，贪婪便成了企业发展的必要特质，一种相当于“自然状态”的生存机制。一般而言，公众们认为，如果想要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商业世界就必须采取这种运行模式。也许，对于我们所创造的这种社会来说，贪欲确实必不可少，但是这种想法却无法令人感到宽慰。

德勒兹与瓜塔里围绕“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这一主题所撰写的两本书《反俄狄浦斯》（Anti-Oedipus）与《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法语原版分别于1972年与1980年出版）在知识界引发了相当大的轰动。两本书均声称，现代世界致力于在意识形态上压制人类的欲望。它们代表了人类想要抵抗文化中那些旨在压制欲望的各种制度的不懈要求，并且秉持了一种新颖——乍看之下不切实际——的立场，建议个人将培养精神分裂症作为一种智识压制行为的手段。不过，他们用了一种别出心裁的方式来提倡精神分裂症，因为它必须配以一定的政治议程才有效。德勒兹和瓜塔里将他们所提出的精神分裂症与被他们称作“可以在精神病院中见到的人为的精神分裂症——那些穿着破衣烂衫、被迫表现出自闭症行为的跛脚的家伙”进行了比较。他们眼中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更具破坏性。他的目标就是挫败体制所拥有的权力，使其无法利用这种权力来迫使民众随大流，不然的话，体制就会通过这种方式对民众进行控制，使他们以可以预见的方式行事——一如霍布斯所想的那般极其令人称心。精神分析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它的前提便是世间存在“正常”人格，一切有别于正常人格的人格变体都不为世人所接受。正如保罗·沃黑赫（Paul Verhaeghe）所指出的那样，这是“将正常状态视作理想状态”，它意味着“从意识形态上对人类应当如何行事这一问题所给出的限制”正在发挥作用。多样性与差异性被视作是内部敌人，是对于意识形态不可靠性的预警，因而会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提出的俄狄浦斯情结正是这样一种对正常人格类型所做的假设，而且对于德勒兹和瓜塔里来说，俄狄浦斯情结象征着一种在现代文化中运转并且影响日趋广泛的趋势，这种趋势试图完全抹杀那些与众不同的行为。在统治阶级的眼中，与众不同就是一种威胁，德勒兹和瓜塔里将统治阶级的群体力量戏称为“俄狄浦斯”。他们称：“俄狄浦斯认为，理应对欲望机器进行绝妙的压制。”他们将自己定位为“反俄狄浦斯”的支持者，建议我们抵制当权者加诸在我们身上的行为准则，并且采用可以挫败该体制的不可预知的方式来行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遵从本性，完全实现自己的欲望；才能将俄狄浦斯作为应被压制的主要代表之一，从而抵制隐藏在资本主义制度背后那种试图控制他人的权力的贪欲。德勒兹和瓜塔里驳斥了弗洛伊德提出的欲望是“缺乏（lack）”的产物这一观点，虽然这种短缺的观念似乎正是贪欲常见的呈现方式：对于我们尚未拥有的东西的渴望，例如金钱、名望或权力。对于德勒兹和瓜塔里来说，欲望具有更为积极的意义，只要能够设法摆脱压制，它便能对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产生威胁，而且他们认为这种欲望理应受到欢迎。

然而，在我们的文化中，欲望所面对的却是“没有器官的身体（body without organs）"——一个由“缺乏生产力、毫无劳动成果、无法形成、不可消费（the unproductive,the sterile,the unengendered,the unconsumable）”等反社会特征所构成并且“将一切剩余价值留给自己”的实体（霍布斯理论中那些处于自然状态的个体就是这样做的）。我也曾在其他地方提过，这句话最适合用来形容现代资本主义（马克思也曾对剩余价值的分配进行过抨击）。但是如果将贪欲视作是一个抽象实体，那么也可以说，它从多角度对贪欲进行了描述。显然，贪欲试图将所有剩余价值据为己有并最终成为其所在社会的寄生虫，为实现自己的利益逐渐消耗社会资源。贪婪的人会不断索取，而非给予，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的确既缺乏生产力，又毫无劳动成果（这种描述也适用于罪犯）。避税现象，尤其是较富裕阶层的避税行为就是态度的典型体现。如果能够逃脱处罚，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绝对希望能够在给予更少付出的同时，从社会中捞得更多回报。德勒兹和瓜塔里认为，我们不应放任自己成为此类行为的奴隶。相反，他们建议我们接受“游牧主义（nomadism）”的观念，拒绝被任何特定的活动、生活方式或观念所束缚，像传统的游牧民族那样，四处漂泊，从不在某处定居。贪欲更难在这种情况下获得发展（至少金融贪欲是如此）。如果游牧主义得到普及，当前的世界经济秩序显然就会发生振荡，由市场驱动的社会这一观念也会被颠覆。这种生活方式是否适合现代人的心理且另当别论，即便我们确实可以对它寄予厚望，期望能够凭借它摆脱社会的限制、获得更多自由。

然而，多数人都能认识到，我们至少应在一定程度上对欲望进行遏制，否则，社会存在很可能会陷入完全混乱的状态。听起来游牧主义似乎一切都好，但我怀疑很少有人能够无限期地忍受这样的生活方式——即便是德勒兹和瓜塔里，原本也是希望人们能够理解这个术语的比喻意义，即它是一种避免意识形态教条主义的方法。而且，通过形成精神分裂症来逃避意识形态体系所提出的要求这样的做法也不具备普遍的吸引力。如果将不可预测性发挥到极致，那么人们很快就会迷失方向。不可否认的是，人类的欲望会走向一些非常令人不快的极端，就如连环杀人、种族清洗或强制劳役等所体现的那样。挑战体系是一回事，将同胞的安全置于危险之中显然又是另一回事。无疑，放任欲望随心所欲地发展几乎就会产生这样的效果，也许很快就会出现这种现象。就贪欲而言，我们必须在欲望这个问题上做出一些妥协：何时、何地以及如何表达欲望才合乎情理，何时又是不恰当的。所有社会都必须为此立法，以确保实现一定程度的公共秩序；我们未必就要像霍布斯所言那般竭尽全力去实现这个目标，但是我们也确实需要对其进行一定限制。(www.xing528.com)

弗洛伊德的理论旨在帮助从业者治疗精神分裂症及普遍的反社会欲望等病症，而不是鼓励他们不加限制地表达这些欲望。事实上，他希望通过分析隐藏在潜意识驱动力中的行为动机来恢复个人秩序。德勒兹和瓜塔里认为，这种方法的背后隐藏着“正常”人格的概念与标准的社会行为所涵盖的范围——“理想人类（an ideal image of mankind）"。他们的观点完全正确。但是，并非人人都会相信，人们渴望实现的这种状态其实是不可取的，而且它也不具备浓重的意识形态的色彩。事实上，恢复个体的常态感这一概念是许多当代实用型疗法，如认知行为疗法（CBT）的基础。包括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在内的若干家公共卫生服务机构均采用了认知行为疗法。该疗法所关注的重点是可以对日常挫折的实用知识，而非受到弗洛伊德学派青睐的深度分析。它将自己描述为一种旨在帮助患者将突出问题分解成更小、更易解决的部分的“谈话疗法”。按照弗洛伊德的标准，认知行为疗法更像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是它与之前的理论一样，都不太容易获得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认同。因为既然弗洛伊德学派与认知行为疗法所关注的都是如何将人类行为转化为可以根据公认的规则与社会习俗进行预测的行为模式，德勒兹与瓜塔里认为两者均在为可怕的“俄狄浦斯”效劳。

显然，欲望是弗洛伊德理论的核心，而且他确实也将其等同于个人生活中所“缺少”的某些目的——一个人希望拥有或控制他缺乏的东西[后弗洛伊德理论家，如颇具影响力的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在自己的研究中依然延续了这一思路]。尽管如同罗伯特·鲍柯克（Robert Bocock）所指出的那样，“包括精神分析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内的社会科学家们，究竟是通过何种方式知晓人类愿望与欲望的具体内容的？这个谜团依然没有解开，”就更别提他们是如何了解个体对潜意识的刺激所作出的反应了。弗洛伊德认为，如果无法得到自己所缺乏的东西，人就会变得歇斯底里。他相信，女性尤其是如此（正如你所料，这一点尤其招致了几代女权主义理论家的不悦）。弗洛伊德以及与他一同开展早期研究的同事——约瑟夫·布鲁尔（Josef Breuer）假定：“性欲既是心理创伤的来源，也是‘防御（defence）机制’——即防止其进入意识——的动机，它似乎在歇斯底里的发病机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往往将歇斯底里视为受到挫败的性欲的替代品，在性欲无法获得满足时所产生的某种绝望的反应。他们认为，由于“缺乏”这种满足感，“缺乏”欲望与满足之间适当的平衡，人们不仅会歇斯底里，而且会出现许多其他的所谓“异常”的心理状况。他们认为，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比男性更难以应付有关性感受的问题：

由于年轻的未婚女性所感受到的性兴奋混杂着焦虑以及对于即将发生且懵懵懂懂的未知事件的恐惧，这进一步强化了她们想要避开性事的这种趋势。然而，对于健康、正常的年轻男性而言，性事就是一种纯粹的攻击本能。

他们认为，对于女性群体而言，自我与观念之间存在更大的不相容性，因而她们的性情更有可能倾向于会导致歇斯底里的压制。

弗洛伊德认为，在欲望这个问题上，女性比男性更容易产生问题，因为她们的“缺乏感”更为敏锐。事实上，他甚至将女性的性欲称作是“黑暗大陆（dark continent）"。女性是否如同这个短语所暗示那般是一种脆弱的生物，抑或是她们天生神秘而不可知？自此之后，这个问题便成了女权主义者们争论不休的话题。而且它也有违人们心中刻板的性别观念：男性富于侵略性，而女性则具有被动性。尽管如此，女性主义的圈子中依然不乏弗洛伊德理论的支持者。例如，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就提出，与其说弗洛伊德在维护父权社会，还不如说他在对其进行分析，这就意味着女权主义者仍然可以将他的理论运用到自己对于父权制度的研究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缺失（manque）”主要是社会制约的产物，可以在一定程度被克服。因此，歇斯底里是对于根本没有必要发生的情况的回应，它并非是由生物因素所决定的。

缺失这个概念也在拉康的欲望理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位拉康评论家曾简洁地说道，在拉康眼中，缺失代表着“正在形成的空洞”。在拉康的构想中，“人的欲望就是大他者的欲望”而且这种欲望会不断遭遇缺失：

主体遇到大他者的缺失以及大他者通过其言语所做的自我暗示的缺失……主体透过无法起作用的东西，在缺乏大他者言语的情况下，捕捉到了大他者的欲望。

即便顾及拉康臭名昭著的浓缩型写作风格（一位译者曾略带悲哀地说过，拉康的文字“极其语焉不详、模棱两可”），可一旦涉及女性，这种缺乏的本质似乎就成了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

“女性”是一种符号，其关键属性就是它是唯一一个无法指明任何东西的符号。这仅仅是因为它在‘女性并不完整’这一事实的基础之上，确立了女性的地位。这就意味着我们无法谈论女性。她只能遭到万物本质——同时也是言语本质——的排斥。

此后的论述甚至变得愈发冗长复杂（特此提醒那些想要鼓足勇气继续往下阅读的人），然而，确实存在一种十分明确的“正在形成的空洞”感，那是不可避免的实际存在；而且与弗洛伊德一样，拉康也认为，对女性而言，缺乏是一种特别复杂的情况。

撇开性别问题不谈，贪欲似乎正是借助了“正在形成的空洞”来影响那些最受其蛊惑的人，作为他们个性中所缺失的部分，不断骚扰他们，要求得到解决，然而这种愿望也许永远也无法完全得到满足。无论他们成功积累了多少东西，这种缺失感永远也不会消失。正如拉康所说的那样，欲望是“由远超需要的要求所唤起的东西，而这种需要本身就表达在了要求之中。主体一定被剥夺了更多的欲望，甚至达到了表达在要求之中的需要获得了满足这样的程度。”既然欲望是人类性格中一个极为关键的部分（在拉康看来，正是这个部分将我们转变为成熟的主体），那么人的一生将不断体验这种被剥夺的感觉，这就为贪欲逐渐显露继而诱惑我们创造了合适的条件。“远超需要的要求（The demand that goes beyond need）”是对欲望所进行精炼的概括。

【注释】

[1] 古典时期是对希罗世界（以地中海为中心，包括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一系列文明）的长期文化史的广义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