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瑜莺
吴启焰老师是我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2014年,我在南京师范大学着手写毕业论文,计划做性别和劳工方向的课题。但我的题目严格来说不是一个地理学主流问题,我在南师大地理科学学院几经辗转找到了吴老师,他跨学科的研究视野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深入理解是吸引我的重要原因。吴老师和我长谈了几次,仔细指导我制订研究计划,他传授我访谈技巧,并为我列出了女性主义地理学领域最重要的几位学者,使我在刚进入这一研究领域时就能阅读到最关键的文献,为我减少了独立摸索的时间。
吴老师为我在研究生办公室找了一个座位,我也时常参加硕博师兄师姐的研讨组会,认识了吴老师的其他学生,并且顺利写完论文,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本科毕业论文答辩时,吴老师到现场旁听。因为我是小组最后一个发言,他在教室里坐了好几个小时,一直等到我发言结束才匆匆离开。这件事让我感动了很久。
2015年,我离开南师求学。在读研究生时,老师一直关心我的学业,时常催促我修改论文,投稿发表。那时我不理解他为何要这么严格地要求我。在这种“重压”之下,我一方面因学业繁重感到身心疲惫,另一方面,在写论文时又过于追求完美,进度很慢。记得当时我有一篇文章怎么修改自己都不满意,就一直放在电脑里,迟迟没有回复编辑,老师知道后批评了我,帮我交了稿子,才使得这篇文章不至于流产。
吴老师深知学术生存的不易,他跟我反复强调的是如何在学术界谋生的道理。他总是说“先生存,后发展”。但我性格温温吞吞,写作也磨磨蹭蹭,老师比我更加着急。在我读硕士的第一年,他一直催促:博士导师找了吗?套磁邮件发了吗?英文文章写了吗?可是直到研二,这几件事我还一件都没有做。
后来老师通过他的社交网络找到了一个适合我的博士生导师。我联系对方,并着手申请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但那时我还要准备硕士毕业论文,又给自己安排了过重的调研任务,CSC整个流程都走得踉踉跄跄,后来也遗憾落选。吴老师不放心我去工作,告诉我他在西安交通大学有博士招生名额,让我过去西安跟他读博,并为我提供过渡时期的助研经费。(www.xing528.com)
2017年,我来到西安。从这一年10月到2018年4月,在和老师的相处中,我感到他的精力大不如前。他当时为了写基金申请书几夜不睡,在其余的时间里则需要安眠药帮助休息。他放心不下他的很多学生,经常跟我念叨几位师兄师姐还要朝哪些方向去努力。
尽管老师对西交大的大部分事情都亲力亲为,我还是萌生了去意,因为如果要留在西安求学,我很可能得放弃自己坚持了几年的性别和劳工研究,因为吴老师并不是这个研究领域的专家。他希望我能换一个题目,做城市空间相关的研究,这样他指导我也能更加得心应手一些。我不知道如何向老师表达自己的疑虑,一直拖到博士考试前夕,我才和老师说了自己想要离开的想法。吴老师劝我先参加博士考试,留不留下,慢慢再谈。我没有同意。他问:“那你以后要去哪里呢?”我有点蒙了,说:“我也不知道啊。”那一刻我才明白,我人生的迷惘一直被老师挡在了身后。
可能这么说有点残酷,离开西安的我,才开始真正独立,我知道不能再依赖老师了,自己想要的未来必须要自己去争取。于是我一边工作,一边重新考英语,在各种网站系统搜寻博士招生的信息,投了许多学校,也持续收着拒信。
2020年2月,我终于接到了一所心仪学校博士项目的录取通知。我第一时间就想和吴老师分享喜悦的心情,但是又缺乏勇气。直到3月份,我和志飞师兄交流时得知老师病重,师兄鼓励我写邮件告知。于是在3月中旬,我给老师写了邮件。两年没有联系,愧疚,担忧,想念,许多复杂的情绪杂糅在一起,我竟然不知如何下笔,只好在信里说会努力变得更加优秀,希望能成为老师的骄傲。老师回信祝贺我,并无赘言。
然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老师在4月突然离世。一封邮件,竟成永别。生活实在有太多的无奈,无法告别是其中最残忍的一种。
我深知自己不是个乖学生,我在学理上喜欢各种批判理论,也经常跟老师在一些细节问题上较真,老师大概也头疼不已。我记得老师曾经说过“坚持自我是做学术的最低要求,也是最高标准”。是这句话鼓舞我真正认准了自己的方向,并且为之努力;但也正是这句话促使我离开西安,离开了老师的保护。如今,我就要正式开启博士生涯,几年的波折和锤炼让我成熟了不少,也让我更加理解老师常说的“先生存,后发展”的道理。学术道路不易,尤其对于女性而言,我作为受到老师帮助的众多学生之一,最好的纪念方式就是认真严谨地从事学术研究事业,继承老师的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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