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能力对空间化回路产生的影响及优化措施

文化能力对中产阶层化过程中的空间化回路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创意阶层的社会空间生产与消费实践实现的，包括内城物质空间的重构、内城社区的重组，以及内城社会空间的再塑等形式。Florida认为，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是来源于劳动阶层（working class）与服务阶层（service class）的人群。［23］创意阶层由那些通过自身的创造性劳动来增加经济收入的人们组成。［24］

创意阶层的成员能够在工作中创造有意义的新产品，这就决定了创意阶层必须是具有较高文化能力的社会群体。他们的文化能力（无论是相对虚拟的信用财富，还是物质财富）可以取代、补充物质资本，成为资本循环过程中的重要因素。该阶层聚集在大城市，被吸引到具有创新性的文化产业等行业中。他们是实现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保障。

创意群体向内城集聚并取代原有内城社区居民，使内城社区发生重组。例如在昆明，一批本土画家、北欧艺术家和艺术代理商在2000年后相继进入原来的城南工人社区，租赁宽大的厂房车间并将其改造成画家工作室、艺术品展示会所以及怀旧咖啡厅，于是，原本已经衰败的制造业生产空间转变成华丽的艺术家乐园——“创库”。这一对社区的破坏性创造，造成了原有物质空间和景观的瓦解和重构，空间的呆板被斑斓的色彩打破，机器的轰鸣声被触动心弦、低沉的爵士乐所掩盖。(www.xing528.com)

随着社区的重组、物质空间的重构，内城成为城市文化产业创新增长的孵化器，创意阶层在此聚集，必然导致场所效应的传递、辐射和放大，最终导致内城社会空间的再塑。创意阶层是社会中较高文化能力的载体，创造着更为丰富的社会财富，也改变着城市功能空间的格局，他们追求城市空间的异质性、多样性和包容性。因此，创意阶层成为后现代语境中城市增长的新动力，创意产业的高度聚集，在相当程度上有助于提高其所在城市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

空间重构与资本生产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已无须论证，而文化能力正是连接两者的重要纽带。空间感应领域的研究表明，受复杂的内因与外因影响，对同一文化事物，不同个体必然有不同的感知。这不仅体现在地域文化的独特性上，而且体现在不同的社会阶层所具有的文化能力的独特性上。文化能力较高的中产阶层掌握了一定的社会资本，拥有较大的话语权，更善于表达自己的偏好，并能使自己的偏好得到满足。他们为追逐自己的人生目标与消费需求而聚集在一起，并通过社会生产创造特有的社会空间。这种文化能力的差异性，不仅为其营造了良好的生活氛围，而且诠释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需要通过社会空间的重构，形成新的集聚空间，从而展现和保护这种差异性。因此，为了追求社会身份认同，他们将文化能力广泛地运用到内城物质空间的重构、内城社区的重组与内城社会空间的再塑过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