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政治经济环境与地王现象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推崇私有化和市场理性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取代了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政策，西方国家经济和社会普遍发生了转型。一方面，转型导致了全球性地域分工的发生，去工业化、结构性失业、财政紧缩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另一方面，信息的快速传播在弱化主权国家作用的同时，也增强了不同类型网络（如社群网络等）的力量。［2，26］在这种潮流下，各国政府为适应新的全球竞争，普遍从福特制福利国家的管理者角色和功能中走出来，不断推进公共管理体制的改革，提高公共管理效率。这种转型被统称为“新城市政策”或“新公共管理”运动。［27－28］政府治理变革的共同趋向是，政府放弃了以往长期采用的福利主义社会生产与消费原则，而把基于全球化市场机制的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城市竞争力和吸引外来投资等措施手段放在首要的位置，积极推行各种各样的营销战略，将城市管理运营企业化。［28－29］这就是全球城市治理的企业化转型，用关注促进城市的繁荣以及创造就业与投资能力的治理方式取代之前的以福利消费为主导的福特城市政治经济制度体系。［2，9，30］这种增长模式背景下城市管治目标的本质特征是：（1）以增长为导向，采用的方法包括创造就业、扩大地方税基、培养小企业成长以及吸引新投资。［31］城市政府由“公共服务型政体”向“促进增长型政体”转变，“建立公共服务机构的企业化管理体系，将是这个时代最主要的政治任务”。［9，31］（2）压缩公共消费，将医疗、养老保障等社会福利社会化、商业化。［4，32］由此，一国即可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生产与消费格局，同时也通过全球性资本再生产循环过程将扩大化和尖锐化的国内社会分异和对立问题转移、分散到更大的地理尺度中。［2，33－34］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环境转型最显著的方面就是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革实践。中央政府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这使得经济增长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工作的核心目标和政绩提升的主要方法。［1］而中央向地方的行政性分权给予了地方相对独立的利益，并强化了它们管理经济的责任，促使它们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积极地介入经济发展中。此举造就了大量的增长型政府。［25］

应该说，西方国家所谓的“企业家型城市”既非将政府等同于企业，也不是完全用企业取代政府官员，而是指企业家精神和企业理念在政府运作中的移植与渗透。［3］但是由于缺少完善、系统的整体规制的约束，再加上因为中国具有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一些地方政府的作为在权力不断深化表达的过程中已经与这一初衷相去甚远：一方面，在分税制背景下，权益与权力的地方化需求激发了地方政府对财政收入增益的强烈渴望，这使得经济增长成为地方政府的首要目标；另一方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要求和现行的政绩考核和任免制度，又将地方经济增长与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35］(www.xing528.com)

“地王”现象就是在新自由主义宏观政治经济环境下城市层面出现的土地泡沫经济现象（见图1）。国家对土地政策的调整使得土地可以作为商品被自由买卖，在资本化冲动的驱使下，越来越多的地产商加入了以高价获取土地的行列。与此同时，在权力地方化背景下，地方政府拥有更加独立的权益。由于追求地方经济在其任期内的短期快速增长，在面对层出不穷的“地王”现象时，地方政府官员通常是默许甚至是变相鼓励的。这就构成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地方化商业社区三者之间的博弈，而“地王”现象就是在这样一种中国模式的新自由主义环境中产生和演化的。

图1　全国居住用地交易价格波动指数与国内生产总值波动指数^[6]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