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政治经济理论领域的研究进展

海内外学者从城市政体论和增长机器论角度研究中国相关领域的问题则较晚。［15－24］吴缚龙和叶嘉安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土地开发的新变化以及影响珠江三角洲城市土地利用与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的因素，认为自1987年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以来，中国出现了双重土地市场（包括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行政划拨两种方式），产生了土地交易的黑市（通过行政划拨方式低价获得土地的单位以合资的名义将土地转租给其他营利性机构），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城市开发与社会问题。［15－17］吴缚龙利用政体论研究了中国城市管治策略的转变和城市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指出国家只有进行制度创新（主要通过进行更加地方化的管制），才能利用市场机遇更好地对土地进行开发利用以及增强自身的管制能力。［18－19］朱杰明则研究了中国土地市场的转型及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情况，他认为在中国渐进式的城市土地改革背景下，一个个地方性的政府—企业增长联盟正在形成，并且政府对于国有企业过度的补贴和保护造成了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刚性和供过于求的局面。［20－22］何深静与吴缚龙以上海为例研究中国城市改造问题［23］，他们侧重研究城市开发或土地开发中的增长机器的特色，得出开发增长的动力是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和权力下放，这是一种重要的政策环境转变。张庭伟也以上海为例分析了社会主义背景下城市改建中的增长联盟特点，认为增长联盟主要决策者为地方政府与国外投资者，政体论在经济上较为符合中国的情况，而在政治上则不太适用。［24］You-Ren Yang和Chih-hui Chang建立了RGSR模型^[4]，用以分析上海太平桥地区旧城改造过程中增长联盟的特点。他们认为在分析增长联盟时应当考虑中国与西方的政治背景差异，区分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并强调区级政府在增长联盟中的作用更加突出。［25］张京祥等人则运用增长机器论对城市土地储备制度及其效应进行了探讨。［3］

已有的针对中国城市政治经济领域的研究有如下特点：

首先，上述学者认为形成增长联盟的原因是权力的地方化（即去中央集权化）［20－21，24］，在地方发展实践中，自下而上的动力占据主导地位；但在现实中，这种权力组织和动力机制要复杂得多，其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组织是并行交错的或者是混合的。

其次，现有研究更多谈及地方政府的利益驱动力，而忽视了另一个重要问题——福利地方化的责任迫使它们不得不去谋取更多财政收益。地方政府形成增长联盟的原因不是单纯或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一方面，地方政府因追逐财政收入而扩大自身利益（即趋利）；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还需要承担由中央政府转移下来的福利责任并避免其挤压地方发展的财政支出（即避害），二者对于地方政府的绩效表现而言都至关重要，共同推动地方政府“趋利避害”。(www.xing528.com)

此外，目前的研究关注城市政府，将之作为一个行动整体。但是，在地方政治经济上层建筑中，城市内各级政府因为参与城市开发的程度和方式不同，其角色也是各不相同的，其中地方城市政府更具有多功能主义实践的特征——其成员和分支机构距离权力的核心越远，越趋向反增长联盟，并由此构建了一个连续统。^[5]

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当前的地产投机现象，特别是“地王”现象的产生，是中国具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城市政治经济环境下城市场所内各种政治经济力量博弈的结果。它符合地方利益最大化的意图，但偏离了国民总体利益最大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