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层化的主要研究内容及优化建议

3.2.1　对中产阶层化判断标准的探讨

想要客观判断城市中产阶层化发展的程度与阶段，需要建立一套合理可行的评价指标体系。由于获得准确而详细的数据非常困难，尤其是以整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时。因此，更多的时候研究者是通过观察一些宏观现象来进行判断的。Loretta Lees认为对中产阶层化发展程度与阶段的判断可根据野外调查结果、统计资料以及对户口普查资料的判别式分析（discriminative analysis）来确定，包括占用和空置住房的比例、总供给住宅量、已经购买的住宅量以及租用的住宅量、人口总数、居民构成、流动人口状况、人均收入、消费情况、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的比例、居民工作状况、贫困与所需扶助状况等等。［23］

3.2.2　对中产阶层化现象形成机理的研究

对中产阶层化现象形成机理的讨论是西方中产阶层化研究比较集中的领域。我们认为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三类［18，21，24］：

（1）从生态理论的角度对中产阶层化进行研究的学者认为，社区就像一个自然的生态区域，其发展具有阶段性。一个社区或地方一旦成熟后就会趋于衰落，衰落后又会走向复兴。这种生态学的解释成形最早，并一度占统治地位，它将中产阶层化看作是社区“形成、发展、成熟、衰落、更替到再循环”的自我发育和循环的必然结果，即中产阶层化是社区发展的内在社会空间现象。

（2）从行为学派角度进行研究的学者认为，人的行为和个人的作用对中产阶层化的形成至关重要，不同个人和家庭对居住地和住房的偏好均作用于城市住房市场，中产阶层化是人类或家庭个体对居住地和住房自由选择的结果。

（3）从结构主义角度进行研究的学者认为，中产阶层化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中产阶层化过程是经济社会结构发生转变的空间表现。其经典理论当属Neil Smith的租差理论（rent gap）。［24］

3.2.3　对中产阶层化过程的研究

虽然中产阶层化现象遍及国内外许多城市，并在不同城市中表现出不同的发展过程［22］，但从其总的趋势来看，我们依然可将其划分为初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各个阶段具有明显的特征。

（1）在初期阶段，经历中产阶层化过程的低收入社区有少数较高收入阶层的个人和家庭迁入，原因是该社区原居民的文化氛围和可获得的住房对新迁入者具有吸引力。这一阶段，社区人口的替代效应不明显，中产阶层化发展随后进入中期阶段。

（2）在中期发展阶段，迁入的人口和家庭大量增加，原居民的文化因素不再是吸引新迁入者的重要因素。在这一时期可以观察到很明显的替代效应，且替代的速度愈来愈快；当原居民中的绝大部分迁出后，中产阶层化过程转入晚期阶段。

（3）在晚期发展阶段，人口迁入、迁出速度减缓，替代作用不再明显，社区形成了新的社区文化氛围，一些最早的迁入者也开始迁出社区，直至全部或绝大部分原居民被新迁入者替代，一轮中产阶层化过程才会停止，但这很可能又是新一轮社区中产阶层化过程的开始。同时值得引起注意的是，由于城市和社区具有各自的特征，在不同的城市或同一城市的不同社区，中产阶层化过程速度的快慢和进展的程度有很大的差异。［21］

3.2.4　对中产阶层化社会空间后果的研究

（1）中产阶层化对城市空间的影响。

首先，自郊区化现象出现以来，中等收入阶层以及零售业、服务业随着郊区化的发展由城市内部迁往郊区，由于西方城市实行财政分税制，大量的税基流失到郊区，城市产业空洞化，内城因此持续衰落。因此，各地方城市政府都竭力改善内城区社会安全环境和投资环境，对市中心进行更新，兴建大型体育、医疗、安全、教育等公共设施，以期抑制中产阶级郊区化的发展，扭转内城产业的衰退趋势。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佛罗里达等地曾尝试通过在旧城区进行环境更新，美化生活环境，振兴中心区，吸引创新阶级（creative class），促成中产阶层化现象的发生。

其次，中产阶层化过程的社会后果就是对内城社区的选择性重构。一方面，内城区原有低收入、多元化社区伴随着原居民的外迁而逐渐解体；另一方面，中产阶级伴随着新建的、高尚化的物质环境的成形，逐渐构建起自我的隔离性社区。选择性重构作用最终会促成整个城市社会空间的重组和社会空间资源的再分布。(www.xing528.com)

最后，城市中产阶层化的主体是年轻的中产阶级，他们与传统的中产阶级有一定的差异，但是他们对城市的影响却意义深远：首先，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他们多是高级专业人员，属于“全球人”一类；其次，受现代、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熏陶，他们的家庭结构更趋于小型化，丁克家庭和独身家庭可能成为他们主要的家庭类型；此外，他们的生活行为中消费主义的印痕更趋明显，进而影响其工作、生活、休闲场所的文化氛围，推动整个内城区文化景观以至整个城市文化形态的异位变异。

（2）中产阶层化对城市社区的影响。

首先，随着中产阶级队伍的迅速壮大，以及收入的快速增长和年轻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社区内的家庭和人口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社区阶层结构、家庭结构、人口结构都相继出现高级化、小型化和年轻化趋势，丁克家庭大幅度增加。

其次，中产阶层化的形成意味着中心城区社区的高级化，因而，中产阶层化的产生，必然会使城市中心社区的居住环境、公共设施和服务设施等有显著的改善，千店一面、业态单一的现象逐渐退出主城区发展的历史舞台，而专业店、精品店与特色连锁店等蓬勃发展。同时，中产阶层化的发展使得城市休闲空间更受重视。城市公园、街头广场等较大的户外游憩空间大多属于大众消费型场所，缺乏特色，难以满足高收入者的闲暇消费需求；强调空间与环境的个性及文化品位的休闲空间发展迅速，适应了高收入者更高层次的闲暇需求，因而受到投资者的青睐，于是城市商业步行街以及各种各样的休闲屋（吧）和休闲场所开始蓬勃发展。

最后，社区文化被彻底地更新和“高尚化”。相较于低收入者，高收入者的消费往往更注重个性与特色。由于中产阶级的迁入，原社区文化被改变甚至被替代，最终成为“中产阶级文化社区”。

（3）中产阶层化对居住分异格局的影响。

在中产阶层化这一城市社会空间过程中，富有的白领、粉领迁入者找到了接近工作地的住房，可以感受新的符合自己偏好的文化氛围；而对低收入阶层原居民来讲，新迁入者对其原有财产的占有权造成了威胁，房租上涨，房地产税增加，生活成本增加，房主为了对房屋进行更新或出卖，迫使居民迁出，其中一些习惯于在内城居住的人不得不因迁移而去适应新的生活环境，甚至变得无家可归。新的城市社会问题由此产生。

3.2.5　对中产阶层化过程中政府作用的研究

现有的研究经验表明，城市政府在中产阶层化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合理的公共政策对中产阶层化具有好的引导作用。［24］对中产阶层化过程中政府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城市政策对中产阶层化过程的引导。

事实上这种引导表现为对中产阶层化过程的评价及以此为基础政府应持有什么态度和如何制定相关社会经济发展政策。西方学者认为，政府必须对中产阶层化的过程进行监控，必须维护全体市民的利益，尤其是原居民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保护中产阶级的利益。怀利和哈梅尔（E.K.Wyly＆D.J.Hammel）也强调了住房政策对中产阶层化过程的影响。［7］从经济发展角度入手进行研究的学者认为，中产阶层化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和内城复兴，所以应加以支持和鼓励；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学者认为，中产阶层化导致了城市社会空间的进一步分化、内城区混合邻里的破坏、社会冲突等社会空间问题的恶化，应予以阻止。虽然在鼓励和阻止之间存在着对立，但就政府应制定政策影响中产阶层化进程方面而言，从不同个角度入手进行研究的学者的观点是一致的，即政府必须正确处理旧城更新中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三者之间的关系，只有在确保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前提下才能讲经济效益。

（2）政府政策的介入点。

城市的经济社会结构变化和个人行为偏好的转变均通过城市住房市场作用于中产阶层化过程。因此政府应主要通过对城市住房市场的干预来有效地影响、主导中产阶层化过程。194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新的住宅法，拉开了中产阶层化运动的序幕，贫民窟的清理、住宅的新建与修缮、商业区的开发是中产阶层化运动的主要内容。1974年，美国颁布了《住房与社区开发法》，对住房修缮的低利率信贷、住房开发、街区商业区土地开发进行改革，从城市住房市场的角度引导城市中产阶层化过程。

（3）政府的介入方式。

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城市中产阶层化进程中，政府的介入方式也不尽相同，如通过提供资助与贷款来推进中产阶层化，对社区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等等。此外政府还通过调节税收来行使自己的职能。为了使经历中产阶层化过程的社区仍然能保持一定程度的社会融合，即保留一定数量的原住低收入家庭，荷兰政府采取制定法规和建设津贴住房等措施，有效地引导了城市中产阶层化过程对社会空间分异过程的重塑。［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