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空间统一体的概念与理论研究

1.1.1　理论发展的简单回顾

哈维（D.Harvey）在《城市与社会公正》一书中明确提出社会空间统一体概念［3］，并简短地评述了理弗波尔的城市化过程（urbanism）观念以及空间的组织和当代马克思主义等议题。哈维一方面对理弗波尔及其理论予以高度评价，另一方面却断然否定理弗波尔的空间激进理论中强调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内，空间结构变量起决定性作用的结论。因为这一结论与他的西方激进马克思主义（radical Marxism schools）观念相左。［4－5］

理弗波尔的成就在于他敏锐地依据社会与城市化的空间结构之间的联系以及社会化空间的理性内涵，将空间组织视为社会过程的一种物质产物。但是他的不足之处，就是在表述城市变革（urban revolution）这一过程时，过分强调空间关系的结构而忽视更基础的（相对于流通和消费意义上的）生产及生产和工业资本（相对于空间）的社会联系等作用。在此概念中，他用“空间”或“区域冲突”机械地替代“阶级斗争”，认为前者是社会激变转型的决定性动力。对于哈维而言，他关注的是空间组织（在城市化过程中，根据其内部转化的规律和组织原则）是否是一个独立（可分离的）结构，或是嵌于更广阔的结构之中（如生产的社会关系）的一系列关系的表达。由此，哈维、克斯特尔斯（M.Castells）及其追随者认为：理弗波尔似乎赞同前者，即他有马克思主义学者所的空间崇拜主义倾向。他倾向将决定人类行为、历史过程空间关系的结构与社会联系结构、产生社会关系的生产过程割裂开。

而萨其（E.Soja）则认为，哈维等人对社会和空间联系的主要误解在于其马克思主义分析未能正确评价矛盾体必要特征对于这种关系和别的相关联系的意义，如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联系，其结果是未能敏锐地洞察社会空间统一体的统一性和矛盾性特征。空间组织的结构既然不独立于自身的组织和演化规律，那么也不会是源于对生产社会联系的阶级结构层面的简单表达。相反，通过对生产关系的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层面的表征，可辩证地定义一般生产关系组成之间的相互关系，即社会空间的同一性。［6］

对于上述观点，奥素尔（Althusser）和巴里巴（Balibal）做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关系的结构决定位置和功能”，它们都是由对生产机构（production agents）的占据或选择而形成的。机构和生产对象则又被综合于由关系、位置和功能分配（分布）构成的特殊结构之中。［7］因此，我们应证明空间结构与社会结构、与阶级（层）冲突和结构转化都具同源性（进而提出社会距离与空间距离的一致性是导致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一个重要因素的观点）。这种处于生产的空间关系之内的同源性结构存在于生产空间组织的分化—中心边缘结构——一种地理非均衡概念之中。而且须强调的是，这两种关联的同源性不仅源于生产同源性，而且也源于辩证的交互作用和不可分离性。

在涉及对城乡及区域劳力分工（化）、城市居住空间隔离、生产的世界或地域非均衡性、土地租赁和私有化等问题的评述时，马克思主义生产模式理论中存在具有辩证同源性的水平与垂直结构。但马克思在当时并没有进一步扩展如上问题的适用范围和发展相关理论。我们认为在理解作为一种社会产物的空间组织（结构）时，有必要明确纯物理空间或本体空间（space perse）或结构空间（physical space）与社会空间的差别，后者由社会组织或社会生产所构造、产生。从唯物主义观点来看，无论是机械论（形而上学）的还是辩证方法论的，时间和空间都是表现物质存在的一种真实形式。时间—空间和物质之间普遍联系是哲学和认知论历史发展中的传统主题：

（1）结构空间因其绝对和相对特征而成为人类生活的容器，客观几何形状及其现象学特征引起了广泛的哲学讨论。［8］但由此作为基础来引导对人类空间客体的研究和分析而不做主观的探讨是不合理的。空间本质上是先存的，但其组织利用方式和含义却是社会转化的结果和经验的历史积累。［9］

（2）社会空间是一“被构”结构，是由生活本身内在的各种条件转化而成的社会构造形式，这种转化如同人类历史中呈现的短期与长期社会转型。理弗波尔认为，相对于结构空间，社会空间是第二性的，社会空间及其转化源于劳动的使用，而正是这一第二性成为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客观事实基础和主观目标。

人类社会的空间组织是人类行为演化的产物，它产生于无所不在的结构性空间之内，而与之相对的是社会构造。但实际上“空间”一词常用于表述外部特征，它是社会内容、行为的外在形象，即社会的容器，而非由社会产生的结构。这一概念具有社会含义，如建筑环境构成、内容和分布模式与生产、消费中心的相对区位，区域辖区内的政治组织空间，收入就业的地理非均衡分布，或对区位象征、空间形象的理解等。在理弗波尔看来，空间被历史性和自然属性的因子所修正和体现，但这一修正和体现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空间是政治性的，具有思想意识形态。社会空间统一体的基本理念就是社会和空间之间存在辩证统一的交互作用和相互依存关系。生产的社会联系不仅构造空间，而且也随空间变化。空间不仅是社会活动的外在客观容器，而且也是社会活动的产物。由此，根据生产模式内组织空间和其他结构的关系，可将马克思主义空间分析流派划分为：（1）决定论或机械论；（2）研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学派；（3）以哈维、克斯特尔斯及沃斯汀（Wallerstin）为代表的折中流派。

莫姆德尔认为，不同区域、国度间发展的不均衡对于资本主义是必要的，在这一尺度下，它使资本剥削劳力成为可能。资本积聚过程中的地理非均衡性以及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再发展的非均衡性都具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克斯特尔斯认为，理弗波尔将空间结构与它在生产关系、阶级关系中的历史基础相割裂是一个错误。而别的学者则指责克斯特尔斯也犯了这个错，是个修正主义者。萨其认为克斯特尔斯过分强调群体（公共）消费和消费过程的其他社会和空间问题。克斯特尔斯认为空间是一种物质产物，源于社会生产过程中的辩证联系，它联系文化、自然、人和环境，并改变它们之间的辩证互动过程。

1.1.2　社会空间统一体在城市空间问题上的运用(www.xing528.com)

在城市尺度上，马克思主义空间分析只是更高层次的发展的一部分，社会空间统一体理论强调城市化的政治经济的一般情况（社会学的和地理学的）。垄断资本主义崛起，在全球扩张，其影响力逐渐逾越国界，这可以理解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阶级斗争的变革被注入了新的历史和空间因素。城市不仅是生产和积聚中心，而且是诸如交换、消费等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供销环节的控制中心。

城市规划是国家的工具，通过它可达到集聚资本、处理危机并调整城市空间组织及再组织，从而服务于主导阶级的目的。它主要解决工作地点的矛盾，住房和建筑环境上的阶级矛盾，公共服务设施的提供和区位的选择问题，社区、邻里经济发展问题，金融组织的行为问题，以及其他城市空间如何为消费和再生产服务的问题。

尽管马恩列斯作品中阐述的地理空间指向性问题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仍然明显，但其由于惧怕陷入机械论而弱化了空间研究在历史辩证唯物主义中的更广泛意义——如何解释空间分析理论被冷落，以及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空间的社会再生产是否是资本主义幸存的核心原因。由此可将空间分析流派分为三个：

（1）正统马克思主义，彻底抵制机械的空间崇拜主义（fetishism）。

（2）第二个流派对空间分析的发展有最大贡献，但试图回避空间或然性（spatial problematic）问题，因此阻碍了激进空间分析的进一步发展。

（3）更激进的空间分析流派，如理弗波尔毕生均试图抵制马克思主义教条。他力图解释从工业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原因和方式。

理弗波尔认为，近百年来，资本主义已发现自身能减小（假如不是解决）内部的矛盾，因为它从《资本论》诞生以来一直在增长，“通过占据空间，通过产生空间”（by occupying space，by producing a space）。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的生产直接与生产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相关。为此他将再生产过程划分为三个层次：（1）生理再生产和血缘关系的延续；（2）劳力再生产和生产的再生产；（3）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直接干预或影响上述三层次的能力随时间的推进而发展完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的产生直接关系到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理弗波尔将他的论点建立在这样的论断之上：社会空间（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城市化空间）是主导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场所。生产关系并非以一个整体的形式在社会内实现再生产，而是仅得以在空间内实现再生产。发达资本主义占据和掌握这一具体的“被产生”的空间，将其分解为不同地块，同化为抽象的商品，它进行区位的控制，并将这种控制扩展到全球范围。资本主义的幸存依赖于对这一特征鲜明的商品的占据和创造，它通过官僚化消费、中心边缘分异及将国家内涵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延续自身。因此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不再仅是生产自身的停止，而且还是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终结。由此，理弗波尔将空间或然论置于阶级斗争的核心地位，而非嵌于外在社会组织空间结构和矛盾的阶级关系之中。

理弗波尔认为，没有空间意识的社会革命是不成功的。他指出，在工业衰退背景下，剩余价值来源于投机、建筑和地产发展的增长。在这个过程中，第二资本循环（金融）取代主要循环（工业）。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业化一度是城市化的生产者，但现在是后者的产物。

理弗波尔的观点基于剩余价值的实现随时间而变化的论断：从工业生产为直接主导向循环、消费过程转化，或是从生产方式的再生产到劳力和社会一般秩序的再生产转化。在面对金融资本和阶级斗争问题时，莫姆德尔认为金融和工业资本之间关系的本质必须视为是由历史决定的，因而是变化的。如1970年早期，金融性妨碍因素主导城市核心的变迁，即通过城市更新、减少低收入阶层的住房供给，转而投机于新金融中心的建设；但经济危机减少社会实际工资的事实表明，消费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非生产性金融资本是现代资本主义结构中的重要元素，其重要性不在于支持工业资本去实现剩余价值，而在于增强公共消费对剩余价值的吸收能力，进而实现社会秩序和劳力的再生产。在自由竞争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空间的组织、生产与消费都是依靠市场力量、私人地产资本以及工业生产者在吸收劳力、原料和接近基础设施方面的竞争来完成的。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金融资本对城市空间的组织作用甚小，但在垄断阶段，它通过与垄断工业资本的少许竞争和大规模联合，达到对城市空间的控制。此时的城市是由两种资本既竞争又合作而重构成的消费机器：（1）将奢华转化为一种追求；（2）大肆推销郊区化及其相应的私人消费；（3）将工人阶层在地域上分化、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