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凌者的出人意料的社交技艺

霸凌（Bully）存在于各个年龄阶段。霸凌在儿童期的典型表现为将别的孩子从队列中推出去，偷别人的午餐钱，或者嘲笑别人的与众不同之处。到了青少年时期，则演变成公然侮辱社交群体中的弱者，散布关于社交群体中的强者的流言等。即使成年之后，霸凌也依然存在，表现为有些人会霸占超出自己应得份额的东西，通过操纵他人以谋取私利，或是故意刁难那些在他们看来没什么社会地位的人等。来自一份职场霸凌研究机构的数据表明，有35%的从业者曾遭受过工作中的霸凌，另有15%的人表示自己曾亲见过职场霸凌的发生，此处的职场霸凌被定义为重复性的不公平对待行为，如威胁、羞辱或是蓄意破坏他人的工作。

关于发生在各年龄阶段的霸凌行为，其中一项尤为令人不安的结果是，霸凌行为并不是由于社交技能不足而造成的。相反，一些研究结果表明，霸凌者知觉别人心思与意图的能力超出了平均水平，也就是说，他们是在利用自己的社交优势来操纵他人以谋求私利。来自帕多瓦大学的詹卢卡·基尼（Gianluca Gini）与同事们检验了这样一个假说：霸凌者的道德推理能力较差，或者说，这些人在明辨是非上面有困难。在一个包含700多人的9到13岁青少年样本中，他们考察了霸凌者、受害者和保护者在道德推理能力上的差异。他们发现，霸凌者和保护者的道德推理能力一样出色，且二者的得分都显著高于受害者。只是霸凌者的同情心非常低，私利的满足带来的喜悦冲淡了他们对受害者的同理心，从而为他们找到了借口，让自己不道德的行为有了合理化的外衣。

霸凌者利用自己的社交技巧专挑那些不善还击的人下手。在一项针对153项研究的元分析中，来自华盛顿大学的克莱顿·库克（Clayton Cook）和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里弗赛德（Riverside）梳理了几十种易受霸凌的风险因子，包括性别、种族、低自尊、不利的家庭背景等。他们发现，虽然不少因素都与某些个体易受霸凌有关，但其中预测力度最强的两个因素分别是较差的社交能力和较低的同伴地位。对于社交能力和同伴地位都不高的社交尴尬儿童来说，这是一种糟糕的状况，因为霸凌者虽说也不被同伴所喜欢，但毕竟其社交权力大、影响力强，且具有较好的社交理解和社交选择能力，这都是社交尴尬者所不能比的。

社交尴尬的孩子处理常规社交期望都捉襟见肘，应对霸凌者的复杂操控更是雪上加霜，很多时候，他们甚至不会告诉别人自己受到了欺侮，因为霸凌者使用各种骚扰混淆视听，搞得被欺侮的孩子晕头转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受了委屈，更不确定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如果幸运的话，受害者可能会遇上一个站在自己一边的保护者（当然他们应该认识到保护者所冒的风险）。来自德克萨斯大学医学中心的研究者拉什米·舍特基利（Rashmi Shetgiri）在一个包含354人的六到十年级学生样本中发现，在向霸凌行为宣战的过程中，保护者所承受的被霸凌风险会显著增加。这就意味着同龄人实际上能够出面干涉霸凌者，从而为受害者提供保护的机会很少，因为他们自己很快也会成为被霸凌的对象。受害者必须意识到，保护者需要选择性地分配自己的社交资本，也就是说，社交尴尬儿童不能够指望保护者永远付出有限的社交资本来为自己提供保护，他们必须想办法提高自己的社交能力和同伴地位才行，当然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此外，为了公平以及表达谢意，尴尬者也必须想出突围的办法以答谢他人的援手，至少应该私下里对保护者表达感谢。(www.xing528.com)

进入成年期之后，霸凌行为并没有从此消失。虽然一些曾经的霸凌者现在可能已经有了改变，但大量研究表明，小时候常常欺负别人的孩子长大成人后很可能仍然是霸凌者。他们可能以工作上指手画脚的管理者、家庭里情感的施虐者、社会上的小偷或强占他人财物的罪犯等面目出现。成人霸凌最严重的是那种反社会个体，他们不放过任何机会利用人们的善意去谋求个人私利，且对给别人带来的伤害没有一丝歉疚。在人群中，约有1%的个体属于反社会者，另有10%~15%的人则被认为是自私的，还有一些则属于自恋、贪婪、渴望权力、随时准备将别人应得据为己有的人。

当然，友善和忠诚的人必须对自己信赖的人保持谨慎，因为霸凌行为可能会带来非常可怕的后果。当然，也不必防范过度甚至对人类本性失去信心。对于处在各种各样霸凌之下的社交尴尬儿童来说，上述提示可能显得尤为重要。不难理解那些长期遭受霸凌的儿童为何要么厌倦与人交往，要么过度自我保护，但这种一概而论的应对策略也阻碍了他们与好人之间正常关系的建立。无论对于社交尴尬者还是不尴尬者，要做到一方面保护好自己，另一方面也不失与友善和忠诚随时建立联结的开放性，其实都不容易。

在自我保护和待人友善之间要想达到平衡，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为了将风险降到最低，人们需要在相互熟悉的过程中，谨慎地斟酌与实施利他和友善行为。只有这样，友善和忠诚的人们才既能够恰当保护自己，又能够开启与潜在朋友积极且螺旋上升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