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经历与社交期待之间的关系及积极应对方法

关于人类为什么要有情绪，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提供了一些较早的科学解释。他假设说，在优胜劣汰的竞争当中，人类必须对威胁自身生存和福祉的周遭环境做出快速回应。当置身于捕食者的攻击之下，或者在为有限资源而搏斗的情境中，深思熟虑于人类来说实在是一种奢侈。情绪是反射性的、不自主的，就像医生拿着橡胶锤子敲击膝盖，它就会随之发生膝跳反射一样。与此相同，当人们感受到类似生气的情绪时，大脑会瞬间出现血压升高、肌肉紧张这样的生理反应，以便进行危险应对。对消极情绪的强烈感知会让人们将注意力聚焦于危险的事情上，愤怒会激发战斗反应，恐惧则激发逃跑反应。

尴尬情绪同时也伴随着强烈的生理反应——心跳加速、呼吸急促、肌肉绷紧——但是与愤怒和恐惧不同，后者是由与我们自身安全或争夺资源相关的威胁所触发的，尴尬的发生则是由对社交期待的轻微偏离带来的。虽然忘记拉拉链或者把朋友的现任妻子叫成了前任的名字会让人不舒服，但总也算不得什么危险情况，人们也不会因此就怀疑他们有多么居心不良。那么，何以这种无伤大雅的社交失礼会引发个体如此强烈的情绪反应呢？

从潜意识的层面来讲，我们知道对社交规则的过多轻微冒犯会导致社交孤立（social exile），因为我们希望有所归属的感觉是如此强烈，一旦我们的行为不符合社交期望，我们心中那极度敏感的情绪触发机制就会拉响警铃。来自乔治梅森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琼·普瑞斯·坦尼（June Price Tangney）通过一系列深入的研究发现，社交失误发生之后，通常伴随着一连串的“不自在感”，当中的每一种感受都有其存在意义。这些不自在感包括难堪、内疚、耻辱，我觉得还可以加上尴尬。

以前，每当因为尴尬而满脸羞红的时候，我都非常讨厌这种感觉。做出尴尬的事情就已经够让人闹心的了，而满脸羞红无异于公开承认了自己的尴尬，这让人感觉更难受。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马修·费因伯格（Matthew Feinberg）和同事设计了一系列实验，以检验难堪是否具有这样一种社交功能，即向他人证明自己持有亲社会的价值观，也就是说，自己还是很关心他人福祉的，在本意上会竭力避免伤害他人或者给人带来不便。费因伯格发现，在讲述自己的最尴尬经历时，那些表现得越难堪的人，越容易被人们评定为亲社会的和值得信任的。更重要的是，参与研究的参与者报告，与难堪水平较低的人相比，他们会更乐于与那些难堪水平较高的人交往。换句话说，越是表现出难堪，其社交价值就越容易被认可。

另外一个与社交尴尬有关的情绪是内疚，它让你对自己的行为产生不好的感觉，并促使你做些什么去进行补救，如道歉、清理弄洒的东西、花钱赔偿已经造成的损失等。这些行为相当于是在告诉别人，你意识到自己做错了，感到很后悔，你想做些什么来补救。难堪和内疚帮助我们从尴尬行为中恢复过来，让别人知道我们已经“悔悟”了。也就是说，这些外显信号表明，我们已经意识到自己违反了社交规则，我们为给别人带来的不便而感觉难受。(www.xing528.com)

问题在于，社交尴尬者并不总是能清楚地知道自己到底违反了哪些具体的社交期待。有些时候，尴尬者明明知道自己的行为是不对的，却并不确定应该要符合的社交期待是怎样的。尴尬情绪的功能就在于提醒我们，你违反了社交期待，应该静下来想一想问题出在哪里，而不是盲目地进行下去，无谓地消耗更多的社交资源。但是不同于难堪和内疚，这两者是对我们未能满足的相关期待的针对性回应，而尴尬却让我们摸不着头脑，不知道错在哪里。

除非做出尴尬行为的人表现出了难堪或者有意地进行了补救，否则其他人是看不出来此人是否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失礼，甚至已经影响到别人了。因为社交尴尬者的情绪表达较少，当他们给他人带来不便或者伤害了别人感情后，别人常常感觉不到他们的悔意。

难堪预示着悔意，内疚诱发社交补偿行为，这些都与尴尬不同。社交尴尬警示人们可能违反了社交期待，这可能会诱发耻辱感，而耻辱感会带来自尊感的极度降低，使得人们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问题，无法做出补救行为。人们可以找到办法来应对自己的尴尬，但一旦他开始为自己的尴尬感到耻辱，想做出改变就会非常困难了。因此，虽然尴尬容易引发耻辱感，但人们还是可以通过重塑自己对尴尬的回应做出积极的选择。比如说，人们可以简单地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来促进自我解放：“犯了错误意味着我从此就是个坏人了，还是说我只是个犯了错误的正常人而已？”

如果一个人能习惯于地将偶尔的社交失误只是看作失误本身，而不是认为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整体价值出现了问题，那他就有可能自发地做出更多适应性的情绪回应。在有些时候，如果你够幸运的话，仅仅是红着脸说一句“抱歉”就能得到来自他人的宽大谅解，即便在你倍觉尴尬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