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向者的自信与尴尬：内向、社交焦虑和有效互动的区别

排除了将高功能自闭症作为我社交困难的解释来源之后，在社交尴尬之外，还有三种可能的解释方式：社交焦虑（social anxiety）、人格障碍（personality disorder）和内向（introver-sion）。这些特质全都和社交尴尬相关，但它们并非社交尴尬的同义词。

作为一名七年级学生，我常常为如何应对每日乘车上学或者参加生日派对这样的日常社交情境而感到强烈的焦虑，这是否意味着社交焦虑，或者其另一种称谓——社交恐惧（social phobia），会成为我当前困境的可能解释？社交焦虑是针对这种人群——对社交互动怀有过度恐惧，或是对于自己将会遭遇尴尬或被负面评价有不合常理的担心——的临床诊断。由此看来，社交焦虑不同于尴尬，两者的区别在于，社交焦虑主要是对自己可能会表现得不合时宜的一种非理性恐惧，而尴尬则指向个体不合时宜的真实能力。也就是说，尴尬者虽然常常对如何应对接下来的互动情境充满焦虑，但是他们的担心不是非理性的，更非杞人忧天。于我而言，参照此前在人际互动中的种种“劣迹”，我实在可以“理直气壮”地焦虑。这就排除了社交焦虑这种解释。

我看起来有些不敏感，因为我总是一副置身事外、对常规社交期望心不在焉的样子，比如说在商店买东西时排队付款，对他人的困境及时表达同情等这些常规的社交规则，我总是记不住。人格障碍比如反社会分子和自恋狂，因为极度自私，也往往表现出对他人需求普遍不敏感的典型特征。虽然都对别人的需求不敏感，但与反社会分子或自恋狂不同，尴尬者的不敏感常常不是出自本意，而是由于对如何处理微妙局面缺乏了解造成的。而反社会分子和自恋狂对于社交期待有着敏锐的感知，他们可以装得非常迷人，然后用自己的聪明头脑去操纵他人。虽然我不该为自己不经意伤害别人的情感寻找开脱的借口，但我的行为的确源自社交笨拙而非恶意。

与大多数其他孩子相比，我更喜欢独自待着，喜欢一对一的互动多于小组互动，在新的社交情境中总是显得害羞。但内向与尴尬并不相同，因为绝大多数内向的人可以轻而易举地理解社交期待，并能有效地满足这些期待，只是他们不愿意像外向者那样频繁地与人互动而已。因此可以说，内向与社交互动的意愿有关，而尴尬则与有效互动的能力有关。一如苏珊·凯恩（Susan Cain）在她的新书《内向性格的竞争力》（Quiet：The Power of Introverts in a World That Can‘t Stop Talking）中解释的那样，内向者可能会有一些社交困难，因为他们的社交偏好与美国这种外向崇拜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偏好不相匹配。虽然内向的孩子在进入社交情境中时也会看起来紧张，但他们不会因为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些什么而不知所措地在门口呆立不动。因此，虽然我确实内向，但内向却并不是我出现社交问题的最好解释。

在我们考虑过的五种解释——尴尬、自闭症、社交焦虑、人格障碍和内向之中，尴尬看起来是最能贴合我社交行为的解释了。对一个社交尴尬者的最恰当解释不是情绪倾向、动机或者偏好，而是缺乏应对社交生活的直觉。这样的结论让我们回到了最初的问题：尴尬有什么问题吗？在临床精神病学和心理学领域，答案是否定的，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尴尬者在社交技能和沟通方面的严重缺陷影响了他们对复杂社交生活的有效适应。尴尬者觉得自己就像站在一个复杂的十字路口，陷入了正常与异常之间的灰色地带。对于尴尬者来说，应对简单的社交情境（如去商店买东西或者请老师帮个忙）都很难，而他们在这些常规社交活动中的挣扎与纠结也阻碍了别人认识他们本来的样子。在他们身上，人们通常需要多花一些时间才能理解他们的独特视角，欣赏他们的睿智机锋，领略他们的善意姿态。尴尬者有时候会在心里说，“只要人们愿意了解我，他们就会喜欢上我”。(www.xing528.com)

我不止一次地发现，给尴尬者一些耐心，允许他们笨拙地处理那些无伤大雅的社会期望是值得的。有些人倒是有社交风度，但这风度与其在公平、善良和忠诚这些更加重要的人性品质上的表现并不匹配。事实上，尴尬者倒是因为深谙被不公平、不友善对待的滋味，常常怀着更多的公平感和同情心。我们冷漠、孤僻而笨拙的汉斯·阿斯伯格先生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阿斯伯格于1944年发表了他关于自闭症的开创性文章，但早在几年前，在其位于维也纳大学的实验室中，他与文章案例中几个男孩的工作就已经开始了。在论述自闭症历史的《神经族：睿智看待思维独特之人》（Neuro Tribes：Thinking Smarter About People Who Think Differently）一书中，史蒂夫·希尔伯曼（Steve Silberman）详细阐述了纳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及其在奥地利的传播是如何让阿斯伯格的研究变得更为复杂的。阿斯伯格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的许多同事因其犹太身份而纷纷逃亡国外或被关进了死亡集中营。纳粹教义信奉优生学信条，认为阿斯伯格的那些自闭症患者也应该被送往集中营去，因为他们属于“基因低劣”的人。我忍不住去想象，处于动乱中的阿斯伯格，在面对那像瘟疫一样在奥地利文化中传播的可恶而不合逻辑的意识形态时，是如何理出头绪的。想想看吧！他可是一个在理解细小的社会期待方面都存在困难、连与身边亲近的人建立情感联结都力不从心的人呀！但是，阿斯伯格却清楚地知道，体面的社会必须能够捍卫更为广博的社会期望——尊重多样性，珍视生命，为需要者提供帮助。

阿斯伯格冒着个人生命的危险，继续进行着自己的研究，在讲学中谈及自己的自闭症患者，他甚至能动用足够的社交智慧，在面临危险时机智地为病人辩护。在一次对他实验室的突然袭击中，纳粹逮捕了他，差一点就要把患者送到灭绝集中营，在社交技巧娴熟的同事的帮助下，他们设法摆脱了危险。在他就自己的研究发表演讲时，他总是称呼自己的病人为“小小教授们”，而不是“自闭症患者”，这是他传达其社会价值的一种巧妙的政治举措，也是他用以保护他深爱和在乎的这些孩子们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