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讲到文学的非虚构，讲到记者，我前几年特别喜欢读新华社记者唐师曾的《我钻进了金字塔》《我从战场归来》《我在美国当农民》《重返巴格达》等作品，不仅生活信息量大，而且唐师曾去的地方别人很难去，他写的经历别人很难遇到，所以特别吸引人。还有，毕飞宇《推拿》中的盲人按摩师，一个人把钥匙往墙上一挂，他闻到对方身上有一股柴油味，就能说出对方是开大卡车的，描写非常细致，生活气息非常浓。毕飞宇不是盲人，但是，他揣摩盲人的心里能达到这个层次，这就是生活。
生活信息量包括什么？独特的人物，独特的故事，独特的生活环境等等。比如说汪曾祺定稿的《沙家浜》中，有一段阿庆嫂的唱词：“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这里有什么特色？以数字入诗。“八仙桌”、“煮三江”、“十六方”，都是汪老向民间学习，向生活学习，向古典唱词学习的结果。
汪曾祺的《葡萄月令》也是非常有特色，蕴含着丰富的生活信息。文章从一月“葡萄藤”的冬眠开始，一直写到12月份再次“冬眠”，展现给读者葡萄园中一年的劳动情景以及劳动过程。在汪曾祺的文中，劳动不再是一种又脏又累的体力活儿，而是那样充满了诗意，富于生命的活力，使人对劳动充满了喜悦和激情。作者写此文的时候，正是他下放到干校劳动改造之时。他没有写劳动改造的困苦，而是通过赞美劳动的美好，展示他飘逸、洒脱、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正如有人评价汪曾祺：“他只顾勤恳地疏松着已经板结的心田，默默地播下富含营养的种子，坚信再多的灾难，也不能永远夺走人类丰收的季节。”
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汪曾祺《葡萄月令》。“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窖里。”“黑色的土地里，长出了茵陈蒿。碧绿。”这里的“睡”、“碧绿”，十足的让人玩味。
在黑暗的泥土里，“有的稍头已经绽开了芽苞，吐出指甲大的苍白的小叶。它已经等不及了。”“把葡萄藤拉出来，放在松松的湿土上。不大一会，小叶就变了颜色，叶边发红；又不大一会，绿了。”上了架后，“葡萄藤舒舒展展，凉凉快快地在上面呆着”，这时的葡萄藤俨然一个正在养精蓄锐的壮劳力，又如一个即将生产的少妇。它是那样兴奋，它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它正跃跃欲试，想在这大好春光里创造累累硕果。
“池里放满了水。葡萄园里水气泱泱，沁人心肺。”“浇了水，不大一会儿，它就从根直吸到梢，简直是小孩嘬奶似的拼命往上嘬”，并且“整池子的喝”。只消几天功夫，就变成了青枝绿叶的一大片。语言极富形象感，十分鲜明、传神。
“哎，它起来了！”“它真是在喝哎！”“可是它耗养分呀！”“可是你得快来！”“那，来回一晃悠，全得烂！”“哦，下了果子，就不管了？”“葡萄，你愿意怎么长，就怎么长着吧。”“它倒是暖和了，咱们的葡萄可就受了冷啦！”通篇的闲话体式，不时夹杂一些道地的口语，增强了语言的活力。
“葡萄花很小，颜色淡黄微绿，不钻进葡萄架是看不出的。而且它开花期很短。很快，就结出了绿豆大的葡萄粒。”它不想开出雪一样的苹果花，也不想开出月亮那样的梨花，因为它要快快的结果。一个月后，“下葡萄”了，“去吧，葡萄，让人们吃去吧！”作者就是这样用轻松、活泼的语言，把葡萄的活力、创造力、奉献精神形象地展现出来了，让我们从一个生命的过程中，领略到了自然之美，体味到了作者对葡萄、对劳动、对人生的热爱。
《葡萄月令》行文布局也很有特色，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篇地地道道的说明文。按月介绍葡萄的种植、培育、采摘、贮藏等有关的“知识”，看似一本豆腐账，其实，倘若反复阅读，就会发现，这是一篇相当别致的抒情文，其重心不在那些如同法则的“知识”，而在于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情趣与情调，也充分体现了作者“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创作主张。汪曾祺有很多跨文体的作品，有的表面上看起来是说明文，但实则是散文，如《葡萄月令》。有的表面上看起来是散文，但实则是小说，如《幽冥钟》。为此，我想告诉在座的文学爱好者，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可以打破文体的界线，像秘鲁作家略萨《潘达雷昂上尉和劳军女郎》一样，把告示、公文、新闻、诗歌等融为一体，实现跨文体写作。(www.xing528.com)
欣赏完汪曾祺的《葡萄月令》，我们再来看一看已经自杀身亡的深圳90后诗人许立志写的诗。“月亮从厂区升起，撑开了夜幕的伞，你从车间出来，我从安检门进去，白晚班在此交接，机台的光芒略逊于青春的枯萎，螺丝补上了它内脏的残缺，仓库储满夜的粮食，留待夜班的我们，以站立劳作的形式把它消灭。多少日子以来，我对生活葆有的，那份虔诚的爱，在机台与机台之间，渐次磨损。丧失的睡眠点不亮一盏灯，生命里的一场大风呼呼刮过，厂区上空的星星摇摇欲坠，我的梦沉睡在凌晨三点的出货码头，天光尽头，月亮从厂区升起。”许立志《月亮从厂区升起》让我们看到了劳动的艰辛，夜班的辛苦，与汪曾祺描写的劳动美好正好形成一个鲜明、极致地对比。
许立志的另一首《我就那样站着入睡》这样写道：“眼前的纸张微微发黄，我用钢笔在上面凿下深浅不一的黑，里面盛满打工的词汇：车间，流水线，机台，上岗证，加班，薪水……我被它们治得服服贴贴。我不会呐喊，不会反抗，不会控诉，不会埋怨，只默默地承受着疲惫。驻足时光之初，我只盼望每月十号那张灰色的薪资单，赐我以迟到的安慰。为此我必须磨去棱角，磨去语言，拒绝旷工，拒绝病假，拒绝事假，拒绝迟到，拒绝早退，流水线旁我站立如铁，双手如飞。多少白天，多少黑夜，我就那样，站着入睡。”从这首诗中，我们看出他内心的压抑和劳动的艰辛，尤其是缺少睡眠，疲惫加班。
我们再看《开往南方的火车》。“火车与铁轨保持黑色的距离，从北方的冰窟开往南方的工厂。咣当声里，我听见体内的骨头铁锈一样的生长。在山的那一边，我看见理想毛挂满秋天的枝桠，它在风中摇摆，似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秋风中，一个外乡人的咳嗽纷纷扬扬，启明星因此点亮，疼痛的光在珠三角弥漫，广州、深圳、东莞、佛山……亿万打工者驮着生活的火车，修建通往新世纪的康庄大道。”从这首诗中，我们看出诗人内心太多的悲凉。
我们把汪曾祺的《葡萄月令》和许立志的诗歌进行对比，前者把劳动景象赞美得像诗一样美丽，后者则把劳动描绘得如此痛苦，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和警惕。我个人认为，生活是需要讴歌的，如果对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厂、我们的生活如此厌倦和排斥，文学从哪里生长出来？我们的幸福感从哪里长出来？美国作家彼得·海斯勒的《江城》是他在四川涪陵支教期间，描写涪陵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纪实类文学作品。他的太太张彤禾的《打工女孩》也是描写女工积极向上的生活追求。我觉得这样的文学作品是有亮色的，是可喜的，是有生命力的。如果文学作品中，连劳动都不爱，那么，我们缺乏的不仅仅是物质的，更严重的可能是精神上的东西。
生活的信息量还应包括一些故事。例如，作家史铁生给病友讲过一个童话——《小号手的故事》：小号手被征召上战场，战争结束后回到家发现妻子已和别人结婚，因为有人误传他早已战死沙场。小号手就开始了四处漂泊的流浪生活，他的号声也变得忧伤而凄婉。一天，他来到一个国家，国王问他：“你的号声为何如此忧伤？”小号手便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国王听……老病友忍不住打断史铁生说：“又是老掉牙的故事，一定是国王见小号手才智非凡，便把公主嫁给了他，从此小号手和公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是，史铁生说结局是这样的：国王下令，请全国的人都来听小号手吹号。日复一日，小号手不断地吹奏，不断地讲述，人们不断地倾听。这样，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小号手的号声已变得不那么忧伤哀痛了，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那号声变得欢快、嘹亮，变得生机勃勃。
史铁生分析道，前一个结局，国王富于同情心，他将女儿嫁给不幸的小号手，这只是暂时的“输血”。后一个结局，国王除了同情之外，更富于智慧——他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告诉小号手说：“困境来了，大家和你在一起，但谁也不能让困境消失，每个人必须自己鼓起勇气，镇静地面对它。”
以上故事中“小号手的精神忧伤”蕴含丰富的生活信息量，国王疗伤的方法也异于常人，是富有智慧和创造。我写的《绿皮车》《抄家》《农夫与雁》《人在帕米尔》等，生活的信息量也是非常大。例如，《人在帕米尔》写到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有一个与巴基斯坦接壤的中国最高边境口岸——红其拉甫，就是每年春节边防官兵向全国人民拜年的那个地方。我写了那儿的中国唯一的白种人——塔吉克族人，玄奘东古道，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在那儿有题词，摩尼教、佛教、伊斯兰教等教派，印欧语系中的很多语种在那里交会，《冰山上的来客》就在哪儿拍摄等内容。我认为写东西也好，读东西也好，要做到生活信息量丰富，必须要有独特的生活视野，你去的地方别人去不了，你看过的东西别人看不到，你想到的事情别人想不出来，即生活要宽、广、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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