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本强基，学科方向研究的理论深化

基础理论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基，也是应用对策研究的源头。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通过努力，使基础学科健全扎实、重点学科优势突出、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创新发展、冷门学科代有传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辅相成、学术研究和成果应用相互促进。”^[11]这为出版学固本强基、深化基础理论研究中的学科方向凝练指明了方向。“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基础理论研究不同于应用和对策研究，它为后者提供了坚实的“根据”，为其发展开辟了可能的“方向”，为其实现最大效益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后者与现实实践具有更为直接的联系，具有更直观的“可兑现价值”，其性质、功能、价值和意义更易为人们所接受。基础理论研究的思想深度和学理厚度，决定着应用对策研究的前瞻性、系统性、战略性和精准程度。没有基础理论研究作支撑，对热点问题的跟踪看似热热闹闹，实际上却是“年年岁岁花相似”，不断低水平重复。有基础理论研究作支撑，应用对策研究就能够在“人所共知”之处提出不为常人所知的主张，在“人所不知”之处提出需要高度关注的新变化新特点。基础理论研究得越深，对策研究就越有思想高度，提出的建议就越高明、越管用。^[12]一个学科的应用和对策研究要想“枝繁叶茂”，就必须持之以恒地在基础理论研究上下功夫。像哲学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一样，出版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在学理上具有如下特质：第一，自觉追问、澄清和反思学科的合法性根据及其理论基石；第二，致力于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前提性的批判反思与深度探索；第三，吸收、总结和升华学术发展史上的重大思想成果，积淀深厚的学术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生成和转换学科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13]恩格斯曾说：“哲学就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14]这一论述适用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每个学科。出版学要在学术积累中养成学术传统，在学术传统的更新和丰富中实现自我超越，就必须秉承这种“强身健体”的自身发展方式。因为学术术语、范畴和理论体系的凝练、提出和创造性转换，标志着出版学基础理论的独立程度和成熟水准，集中蕴含和体现着它的理论和思想高度。就像马克思曾说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15]

出版学在出版史、编辑出版、出版技术、出版发行、出版经济、出版文化等领域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研究方向，理论研究相对扎实。但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出版格局的变化使出版学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深刻变化，基础理论研究已不能满足出版强国建设的应用与对策研究。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要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由此，从出版学基础理论研究应具备的基本特质来看，学科方向的拓展是必然的。这里仅从以下三个方面举例作出分析。

1.思想和价值引领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研究

出版处在意识形态工作最前沿的政治属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中国特色出版学研究的基础和核心。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不是一般的出版专业知识，而是带有鲜明思想性、政治性和实践性的完整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出版领域的客观反映和体现，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观察世界、处理出版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是马克思主义对出版现象和出版活动的总的看法及规律性的认识。^[16]事实依据、规律概括、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始终如一的本质要素。从思想史上看，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具有时代性。自创立以来，不断有新思想、新理论为其注入新动力。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历史进程中，更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时代内涵，从毛泽东的出版思想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出版的重要论述，提升了出版的价值魅力，体现了顺应时代需要、反映时代主题、揭示时代本质的科学理论创新，奠定了出版学的思想和价值基础，是出版学提升建设层次和水平的强大理论推动力、思想凝聚力和精神感召力。在出版领域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与出版功能多样性之间的关系，使马克思主义在出版建设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鲜明。要做好内容把关，出版学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理论体系内在逻辑的深刻把握上下功夫，必须在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上持续发力，这是历史赋予的使命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7]他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18]

目前，出版学的学科体系基本确立，为国家新一轮学科目录调整和完善创造了条件。但从学科内涵建设的规范性要求看，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还存在着亟待解决的结构性问题。体现在专业基础知识层面的理论研究相对充分，而对作为完整科学思想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研究则不全面、不深入，存在着以“新闻观”代替“出版观”的学术现象。致使理论思维对学科建设的指导作用不够，未能在史、论和方法上形成自成体系、相对独立，且学界公认的知识体系；树立问题导向的学术视野不够，缺乏回应时代呼唤、研究解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辩证思维和方法论指导；学科体系转化为教材体系的能力弱，思想层面的真理元素未能完全渗透在教材体系的知识单元中，思想引领、价值培育、素质教育不能与知识传授无缝对接。^[19]由此可见，为了扭转出版学科边缘化、研究方向分散化的被动局面，构筑学科、学术、学生一体的发展格局，提升出版学学科质量和水平，就必须厚重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系统研究，固本培元，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出版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作为学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开展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研究，就是理论思维的起点。

2.出版本体论层面的知识生产与传播研究(www.xing528.com)

出版构建民族国家的知识体系，整个近现代以来新知识、新科学、新文化诞生过程中，出版物都是最重要的载体。人类社会每一个重大跃进，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出版功能在知识生产和传播方式上的变革和思想引领方面的先导。从知识的收集、挖掘、生产、整理、把关和传播的视角出发，生产“验证为真”的知识是出版活动区别于其他社会文化活动的本质特征。^[20]正如柏拉图所说，被验证过的、正确的，并且被人们相信的陈述就是知识。^[21]人类的认知模式验证了这一观点。经验型认知的往往是内隐知识（技巧或者技能），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反思型认知的往往是外显知识，即可以用语言文字描述和传播，进而引发知识生产和消费的革命。出版促进了知识从“经验形态”向“原理形态”的转变，出版适应并推进了工业标准化生产对知识的迫切需要。如果把出版活动创建的“知识生态链”转变为学科语境的话，那么出版物自然而然就是知识产品，出版学就是一门致力于创造流动性更强、连通性更高、互动性更好的知识共享的学科。基于出版助推各门学科知识体系形成、发展的基本事实，出版学理应成为社会文化的“元研究”，其学科价值更应体现在知识价值的本体上。出版学的基础理论需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放到人类文明传承、信息传播的大视野中，从“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出版实践中去考察。应该把知识的演进、知识的生成机制和知识的生产模式及其变化，知识的消费方式、消费途径及其变化，知识流动与传播的国际化等作为研究的核心内容。我们需要从知识的本质和现代性出发，在解剖知识的生成与价值走向上寻找出版学的位置，因为知识原型理论告诉我们，在计算机时代，知识由数据和信息生成，知识又上升为意义主题、原理、规律和价值、智慧。^[22]作为基础理论研究，既要关注知识本身和知识上升区间的思想、价值和智慧，也不能忽视对数据和信息的跟踪。数据与信息正在成为无法估量的巨大的社会知识资产，也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生存状态和价值追求，同时也正在改变知识的走向和出版业的生态文明。因此，出版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也要与知识生产、消费和传播一道，进入信息文明的革命时代。

3.出版跨学科交叉层面的版权研究

国家版权工作“十四五”规划强调，要加强版权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版权作为知识产权的组成部分，文化的基础资源、创新的重要体系和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所以需要作为出版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是因为：第一，版权是新时代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容构成，从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高度看待版权，就是要实现从“重版权保护向版权运营”转变，强化版权的经济属性，这就需要努力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版权现代治理体系，大力提高版权的现代治理能力^[23]；第二，版权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及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文化强国、知识产权强国进程中，地位越来越重要，作用越来越显著；第三，版权作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要素，加强版权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推动建立平衡有效的国际版权体系，加快提升我国版权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任务紧迫而艰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事关知识产权事业改革发展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原则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新时代全面加强版权理论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他强调，只有严格保护知识产权，才能完善现代产权制度，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他指出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关系高质量发展”^[24]的科学论断，突出了版权的经济功能。可见，强化版权的基础理论研究，可以为提升全社会版权意识、推进版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撑。从版权理论研究的现状看，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需要继续巩固和拓展版权法务领域成果的同时，尽快补齐版权经济领域的跨学科交叉研究的短板，重视版权产业、版权商业模式创新、版权金融等领域的学科方向凝练，使版权的创造、运营、保护、管理、服务等“全产业链”得到理论的学术滋养。例如，“版权金融”第一次出现在我国版权工作规划性文件中，说明已将其作为版权“全产业链”的重要激励手段，纳入版权社会服务体系和版权产业发展体系，成为版权强国建设的关键基础支撑。对于版权金融的理论研究必须梳理“版权+经济学”的跨学科思维。因为版权金融研究中所指的版权，侧重于经济学上的版权含意，版权所包含的著作财产权是版权金融得以实现的起点。版权金融绝非版权与金融二者的简单相加，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发生在与版权相关经济活动中所产生的资金融通活动；版权资产作为一种无形资产与股权、债权、物权等具有共性，如果版权作为质押物获得金融支持，便形成了版权金融的一种产品形式；版权金融目前最主要的服务模式是版权质押，其次还包括版权证券化、版权信托、版权保险、版权租赁等。^[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