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学科来说,一个学科内部的关系可以分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主要反映为学科基础平台(如实验室、工程中心、工作室、资料室等)使用者与基础平台之间的关系。学科的基础平台状况和平均每个学科成员所利用基础平台的量的多少,基本上反映了这个学科的建设水平,建设水平的高低影响着效率的高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比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复杂些。可以把学科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分为若干种关系,例如,学科带头人与学术带头人之间的关系、学术带头人与一般成员之间的关系、学术带头人内部的合作共事关系、学术带头人与所属机构各级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人际关系中,有的协调,有的不那么协调,有的甚至有冲突。有些人际关系在这种时空下比较协调,在另一种时空下却不协调。人际关系协调程度的高低影响着学科效率的高低,而且对效率的这种影响同基础平台对效率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如果基础平台水平低,学校通过增加投入、改善环境或增加新设备等,就可以大幅度提高基础平台水平,达到学科效率增长的要求。但如果学科内部人际关系不协调,增加投入对提高学科效率还会有效果吗?效率还是否会因此大幅度提高?
再从学科团队成员的角度来看,在硬件条件一定的情况下,人的因素被摆到了显著的位置,学科的效率取决于人的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在人的因素中,团队成员的工作时间、每个人的学术积累程度、每个人在自己岗位上的责任明确程度都是已知的。但在人的因素中,还有一些未知数。首先,成员的敬业程度是未知的,因为每个人在工作中究竟使出了多大的劲,不易确定。其次,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惰性,惰性小甚至没有惰性,则积极性、创造性发挥得充分;反之,惰性大,成员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就受到阻碍。团队成员自身能在多大程度上克服惰性、控制惰性,也是一个未知数。最后,如果成员个人的目标与学科定位不协调、不一致,效率将会下降。但成员个人目标同学科目标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协调或不协调,同样是未知的。这些未知因素的存在对学科建设效率的影响,是值得研究的课题,也是市场调节或学校宏观调控都难以解决的问题。
由此可见,对学科建设效率的研究有必要在市场激励与宏观调控外展开。这并不意味着市场激励与宏观调控对效率的增减不重要,而只是表明市场激励与宏观调节在影响效率方面有局限性,特别是在分析效率的源泉方面有局限性。比如说,在学科内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在与人的工作努力程度、人的惰性等有关的若干未知因素的研究中,都需要深入到更深的层次。这就是说,道德力量在许多方面对人的行为发生作用,进而影响效率。那么,什么是学科效率的真正源泉?效率的真正源泉在于人的作用的发挥、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发挥。而要做到这一点,职业道德的作用不可忽视。在职业道德力量作用下,人的作用充分发挥了,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充分发挥了,效率将会大大提高。(www.xing528.com)
应当指出的是,上述分析是以既定基础硬件平台作为前提的。基础平台建设水平的高低,从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角度来看,关系到效率的高低。比如不同层次学校的学科基础条件有差异,如果一个学科的基础条件高出另一学科很多,那么职业道德力量对效率发生作用后所产生的后果就难以进行比较。因此,只有把硬件基础水平作为既定条件,职业道德力量对效率的作用才能准确地显示出来,这样的对比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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