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赛义夫……宣讲的“真相”更像是一种西式的演讲说辞，夹杂着阿拉伯式的煽动语调，给人无限遐想，但台下人都心知肚明，只要他父亲在位一天，利比亚就还是那个利比亚。
远眺利比亚的黎波里主城区。
利比亚是一块被文明割裂的土地，自古就是。最难忘记的是2011年从战火中逃离出来的那天，我坐着利比亚人阿里驾驶的宝马X5越野车，一路飞奔到突尼斯。路上，车里一直播放着北非土著人野性的歌曲，击鼓、长吟，眼前呈现出一幅北非草原上高举火把追逐野兽的生动画面。音乐与阿里灵魂深处形成于千万年前的基因同频共振，他自在地仿佛要飞起来。
在中国进入周朝的时候，利比亚人每天仍过着这样狩猎的生活。直到公元前7世纪，起源于现在黎巴嫩地区的腓尼基人来到这里，建起了贸易港口和海滨集市。随着贸易的繁荣，它成了迦太基帝国重要的组成部分，之后，在历史上著名的布匿战争中，利比亚划归罗马。再往后，拜占庭、阿拉伯、奥斯曼帝国，以及一战后的意大利、英国、法国先后占领这里，当地人被灌输着各式各样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但狂放不羁始终是他们灵魂深处的状态。
散落在利比亚沿海地区的古罗马遗迹。
奥斯曼时期的拱门内，是的黎波里的老市场。
2008年，我与这个遥远的国度第一次相遇。那还要从2006年说起，那一年，刚刚与西方和解的卡扎菲允许陈水扁“过境”利比亚。之后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35位非洲国家的元首、6位政府总理和1位副总统率团来华，唯独利比亚抵触，只派了1位副部长参会。从2006年至2008年，中国与利比亚周边各国谈合作、搞投资，看得眼红的利比亚政府终于坐不住了。2008 年正逢中利建交30周年，在得知《人民日报》将派遣一支记者组赴非洲后，利比亚驻华使馆主动以每人35元人民币的象征性签证费（原价为635元人民币，利签证官得到国内指令，给我们抹掉一位数），发给我们记者团一行三人赴利签证，并安排政府人员全程陪同护卫。
我的利比亚外交官朋友。
我们从阿尔及利亚乘机来到的黎波里国际机场，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和利比亚政府官员已经在贵宾通道迎候。其中一位利比亚外交与新闻委员会官员名叫法伊戈，阳光帅气的他全程热情陪同我们，为此行留下了珍贵美好的记忆。彼时谁曾想，在三年后的利比亚内战中，我们还能遇见，虽然仅仅一面，但老友重逢，沧海桑田，泪流满面。
利比亚给我的最初印象是绿色、富饶。当时利比亚的国旗是全绿色的，就连证件、纸币、横幅、许多房屋的门窗乃至衣衫、帽子和围巾等服饰也都统统是绿色。在首都的黎波里，最知名的公共场所叫“绿色广场”，它位于地中海畔的“红堡”东侧，因地面被漆成绿色而得名，地位相当于北京天安门广场。大街上的书店里，摆放着七八种语言版本的卡扎菲著作《绿皮书》，它是卡扎菲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成果。其实，绿色是伊斯兰教的经典色，也是泛阿拉伯颜色，卡扎菲年轻时思想上紧紧追随埃及前总统纳赛尔，梦想着阿拉伯世界的统一和复兴。虽然现实中难以实现，但对绿色的钟爱折射出他的内心始终不曾放弃。
富饶是上天赐予这个国家的禀赋。因为蕴藏着世间罕有的低硫石油，满目黄沙的利比亚却比遍地黄金更加富有。2008年的时候，利比亚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6万美元，免费医疗、免费教育，近乎免费养老，对年轻人就业、购车等实施高补贴，这些举措都让人仿佛置身发达国家，而一升汽油不足八角钱人民币的价格，更是这个国家富得流油的生动写照。
的黎波里街景！
位于利比亚沙漠之中的伊斯兰风格院落。
的黎波里街景！
的黎波里市中心的绿色广场和红色城堡！
在的黎波里以东210公里的米苏拉塔，我们参观了利比亚最大的钢铁厂和港口，这是利比亚民族工业的骄傲。这里生产的钢材不仅首次满足了全利比亚的需求，还出口到欧洲，有力回击了外界对利比亚靠资源吃饭的说法。从米苏拉塔再往东200公里，我们来到了苏尔特——卡扎菲的老家。在这里，我们参观了利比亚大人工河项目，其实就是利比亚版的“南水北调工程”。这个项目是在全国建设3500公里的地下管道，将淡水输送覆盖利比亚几乎所有人口聚集区。想象一个仅有600万人口的国家，在茫茫沙漠下建设如此伟大的工程，殊为不易！而在采访这两个项目的漫长旅程中，我也对米苏拉塔和苏尔特这两座城市的风光、当地人的淳朴，留下了深深的美好印象。但不幸的是，2011年，这两座城市几乎被全面摧毁，苏尔特更成了卡扎菲悲剧命运的归宿地。
位于苏尔特的大人工河项目。
2008年刚到利比亚，就被安排去聆听卡扎菲之子赛义夫的演说。
但那一行中，我也感受到了利比亚繁华之下掩藏的隐忧。抵达后被安排的第一个活动，就是聆听卡扎菲从欧洲回来的儿子赛义夫所做的主题宣讲《真相》。赛义夫曾赴瑞士、奥地利、英国等国留学，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博士学位。他能说流利的英语、德语和法语，更重要的是，他曾是利比亚国家改革与发展的希望。正是在赛义夫的斡旋下，卡扎菲于21世纪初调转船头，宣布放弃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邀请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访问利比亚，接着向洛克比空难家属作出高额赔偿，这一系列举措大大改变了利比亚在西方世界的形象，也空前延展了利比亚的国际生存空间。作为钦定的接班人和改革派代言人，赛义夫行事雷厉风行，举止优雅睿智，与独裁者卡扎菲截然不同，被西方人寄予希望。但他始终难以摆脱卡扎菲执政38年（2011年时）带给这个国家的烙印，所宣讲的“真相”更像是一种西式的演讲说辞，夹杂着阿拉伯式的煽动语调，给人无限遐想，但台下人都心知肚明，只要他父亲在位一天，利比亚就还是那个利比亚。就像我们在进场前被要求存放手机，出来后通话质量就明显下降了，大概是被安装了监听器。
进出的黎波里，我们遇到了持枪的武装人员岗哨，需要随行官员出示通行证才能通行，这在一个和平国家是不正常的。街头的老百姓不像埃及人那么天真热情，似乎对我们欲言又止，眼神或话语中带着复杂的情绪。时任中国驻利比亚大使王旺生在向我们通报当地情况时也谈到，利比亚政权运转过于依赖卡扎菲的个人意志，政府具有不可预测性，对于国内企业蜂拥而至的投资深表担忧。事实证明，这位老外交官的担忧不是多余的。
利比亚罗马古迹中的大凯旋门，气势与规模不输欧洲本土。
（二）
身后，小胡子带一众士兵远远地挥手道别，高喊着“welcome back”。那谄媚像极了书中的葛朗台，相对于当兵，他们更适合去当演员。
北约3月份发起对利比亚的空袭时曾扬言，一个月内推翻卡扎菲政权，结果一个月过去，局面依然胶着。大势虽在反对派一边，但这群散兵游勇在训练有素的卡扎菲雇佣军面前脆弱不堪，只能仰仗着北约空袭徐徐推进，充当着打扫战场的角色。
4月下旬，国内突然通知我们办理赴利比亚的签证，尽早进入战地。这个消息令我兴奋不已，梦想照进现实的喜悦加速着我的心跳。我的父亲曾在1979年上过战场，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他曾跟我讲，当年他们每天晚上都躺在露天营地，呼啸声中看着两军炮弹在头顶上划出圆润的弧线，如同焰火点亮星空，年轻的小伙子们不知畏惧，就在这忽明忽暗的夜色中枕戈待旦……这画面始终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中，令我遐想。
我第一时间将签证申请送到利比亚驻埃及大使馆，结果就此石沉大海。一周、两周、三周，利比亚外交官只让我们等待，时间似水浇洒在我希望的火焰上。到了4月底，我因故要回一趟国，于是启动了在利比亚驻华使馆申请签证的努力。
利比亚驻华大使人很好，以前在国内工作时便相识，当下就收了我的申请。但他提示，现在使馆里堆放着中国各家媒体送来的200余份签证申请，但没有一件返签成功。接下来是一轮更漫长的等待，直到两个月后，当报社即将放弃希望，让我返回埃及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联系到了大学同学凯萨卢（阿拉伯文名），她提示我，利比亚驻华大使馆已经与的黎波里失去了联络，去利比亚只能靠个人同利比亚外媒局沟通。这样的方式听着很不靠谱，但我，不愿放过任何一根救命稻草。
电话拨通了，对方是一个中年阿拉伯人，他听完了我的诉求后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他，我阿拉伯文名字叫塞米。电话那边一下子热情起来，问是不是之前来过利比亚的那个中国记者塞米？我说是啊是啊，就是我！那人很爽快地答复，利比亚有我的资料，签证会很快发出。
即便欣喜若狂，但我还是有一丝保留，毕竟两个多月的努力，结果真会因为一个毫无担保的长途电话改变？但一周后，利比亚驻华使馆真的通知我去取签证了。报社为我举行了热情的欢送仪式，时任报社副总编辑马利亲自来到部里为我加油打气，并再三叮嘱安全第一，安全归来就是胜利；时任国际部主任、知名战地记者吕岩松与我紧紧拥抱；当时国内的所有人一一给我鼓励、祝福，凝聚成激励我前行最坚定的力量。
利比亚当时已经全境禁飞了，我要辗转突尼斯，再从陆路进入利比亚。好在有我的大学舍友、时任驻突尼斯使馆外交官彭金栋前后衔接，一行都很顺利。从希望，到迷茫，到近乎绝望，再到绝处逢生，两个多月的等待让我认识到机会来之不易，从而鼓足了劲，愈加珍惜。
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还没进入利比亚国境，我就遭遇了当头一棒。
一般而言，陆路边防、海关的管理要比机场业余得多，这也给了好利之徒以机会。7月18日，当我离境突尼斯，向不远处的利比亚拉斯杰迪尔关口走去时，几个身着黑色制服的边防军人突然拦住我，强行检查行李，翻出了我皮箱中的海事卫星和防弹衣。其中一个看着像小头目的小胡子军官一脸凶狠地呵斥着，指控我携带武器，声称要抓我，他身边的军人直接掏出手铐在我眼前摇晃。没啥经验的我一遍遍强调自己是记者，是中国人，但还是被带进了一个没有窗户的漆黑岗亭。
我一个人待在岗亭里，所有行李都被扣留在突尼斯军人手上，不知道事件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有些惊慌失措。苦等了将近半个小时，有一个看着年纪轻轻的军人走进小屋，做出一副满脸同情的样子，帮我“出主意”——他说他喜欢中国人，也知道我是记者，但我的确违反了他们的规定（谁知道有没有这个规定），事情很严重，他也无能为力，但他们的军官可以看在突中友谊的份上对我网开一面。说到这，他对我挤挤眼，说，“他喜欢抽烟”。我这时基本明白了这当兵的用意，便示意要跟小胡子谈一谈。
小士兵开心地出去了，不一会儿，小胡子只身走进岗亭，明显和颜悦色了许多，嘴里也开始念叨两国友好的事情了。我强颜欢笑地附和着，悄悄掏出口袋里的不到90突尼斯第纳尔（当时也相当于80美元了）塞进他手里，大家都心知肚明，但还要惺惺作态，场面十分尴尬。小胡子低头点点手上的钱，然后以阿拉伯人惯用的摇手指动作告诉我，这太少了。我说我只有这些，他不信，要看我的钱包。当时钱包里还有五六张100美元的现钞，我怕他都拿走了，就摸出100美元塞给他，示意就这么多了。这个狡猾的小胡子笑着，做出一副替我考虑的模样说：“你看我还有这么多兄弟，对他们也得有所表示吧？”眼看在这里已经耽误了很久，想到万一今天抵达不了的黎波里，麻烦会更大，我一咬牙，又掏出一张100美元钞票，然后很坚决地告诉他，这是最后一张，不行就遣返我好了！
或许小胡子被我生气的样子吓到了，也或许已经达到了他的预期，他和气得像个奴才一样弯腰拉开门，搂着我的肩膀走出岗亭，大声教育他的“弟兄们”要善待中国兄弟……几个小士兵也很会演戏，纷纷与我称兄道弟起来。我悉数清点好行李，抓紧向利比亚一侧口岸走去，身后，小胡子带一众士兵远远地挥手道别，高喊着“welcome back”。那谄媚像极了书中的葛朗台，相对于当兵，他们更适合去当演员。
（三）
绝望地祈求好运是我唯一能做的，人在面对死亡时的无助和无能为力，我初次体验，却终生难忘——当然，不仅是我，即便习以为常，利比亚人的神情也暴露了他们的极度恐惧。(www.xing528.com)
两国关口之间的隔离带接近一公里，在热浪滚滚的沙漠中徒步行进，有种要被烤化的感觉。走着走着，我穿的皮鞋开胶了，这应该是地面温度太高的缘故。当我终于来到了利比亚国境口岸时，两个利比亚中年人已经拿着名单在远远地等我了。
他们把我带到拉斯杰迪尔口岸休息站，然后礼貌地替我去办理入境手续，并嘱咐我，等待时绝不能拍照片。他们走后，我一个人来到口岸，看见车队延绵至很远的地方，有等待着出境的，也有大量等待入关的。出境车辆大多裹挟着众多行李，一看就是背井离乡、躲避战火的，但为啥还有那么多汽车要回利比亚，我想不通。初来乍到，还是忍不住职业习惯，掏出相机拍摄了两张口岸的情况，结果相机刚亮出来不到一分钟，两个凶悍的民兵提着AK47冲锋枪就冲上来，不容分说地把我强制带走。刚从突尼斯边防士兵那里虎口余生，这又进了狼穴，我的心吓得扑腾扑腾跳个不停，心想今天的运气真够糟糕的。
在突尼斯入境利比亚的拉斯杰迪尔口岸，车辆排着长队。
我被带到口岸警察局——休息站旁边的一间平房。那些民兵和警察的眼珠子都是鼓出来的，头上暴着青筋，看着我就像看着他们的仇敌，让人感到畏惧。他们审问我拍照片准备干什么用，态度非常严厉，气氛跟突尼斯口岸那里装出来的严肃截然不同。好在帮我办证件的人及时赶到将我带走，但他们也告诉我，因为我不听劝告，所以相机就此没收，不再归还了。
我被送上一辆空荡荡的中巴车，车上只坐着一个英国记者，考虑到北约反对卡扎菲的立场，安全起见我没有主动跟他讲话。车子在下午4点半准时出发，一路摇摇晃晃向东行驶。这时这个英国记者主动跟我聊起来，他是英国《财经杂志》的记者，名叫迈克尔，两个月前他来过一次的黎波里，他告诉我当时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利比亚汽油短缺，普通车辆加油要排好几天的队。所以，很多利比亚的汽车要出境到突尼斯加油，很多车还顺带打几桶汽油回来倒卖或者留着自用，那排队入关的车队中多数都是去突尼斯加油回来的。
一路上，我们的中巴车也面临着汽油燃尽的问题，但好在有政府开具的证明，加塞儿加上了油。与之矛盾的是，我们沿途看到了一些油田还在繁忙地运转，火舌从高耸的管道中喷出，说明储量还很充足。大型油罐车进进出出，一片繁忙。但油去哪里了呢？原来，利比亚本国虽然盛产石油，但加工能力薄弱，原油基本都出口到国外加工，然后将成品油再进口回国销售。于是，繁忙的油田只能为利比亚提供源源不断的外汇，却不能保证该国的能源补给，战略命脉不掌握在手中的短板在战时显得尤为致命。
车子前行了大约一个小时，耳边突然响起了飞机的轰鸣声，不远处滚滚浓烟直冲云霄。司机显得很紧张，猛踩油门加速前进，他告诉我这就是北约战机在空袭了，因为科技水平先进，即便是大晴天也看不到飞机在哪里，只听见轰鸣声很大、很近。虽然眼前并没有出现电影中狂轰滥炸的场面，但第一次如此真实地接近战争，接近轰炸和死亡，毛骨悚然的感觉和无法抑制的焦虑还是占据了我的全身。绝望地祈求好运是我唯一能做的，人在面对死亡时的无助和无能为力，我初次体验，却终生难忘——当然，不仅是我，即便习以为常，利比亚人的神情也暴露了他们的极度恐惧。
行驶中，北约轰炸开始，不远处升起滚滚浓烟。
或许是内心的惶恐控制了我的认知，也或许时局本来就已经岌岌可危了，行驶100多公里来到的黎波里后发现，记忆中那个懒散又祥和的“地中海新娘”已经荡然无存，虽然街上依然有身着白色警服的交警在疏导交通，但路况已是一团乱麻；随风而起的垃圾，证明这座城市的市政管理已经出了问题；路上的人行色匆匆，看得出人人皆兵，人人自危。来到下榻的RIXOS酒店，两位身着草裙的姑娘迎门送上两杯鲜榨的草莓汁，然而她们的脸上看不到微笑……
（四）
在悬殊的军力对比下，的黎波里像一只被猫抓住的老鼠，在殒命前还遭受着戏谑。
彼时，利比亚东部的国境口岸均已变节，进入反对派大本营班加西的大门向全世界敞开着，各国记者像走马灯一样到班加西“打卡”，于是关于反对派的消息浩如烟海，迎合着北约的需要，牢牢把握着国际舆论主导权。相反，在卡扎菲控制下的的黎波里，总共只有不到30名外国记者，加之卡扎菲政府的限制和管控，能发出来的声音小得可怜——这进一步造成了卡扎菲政权在舆论上的被动。
利比亚外媒局把所有记者集中安置在RIXOS酒店，名义上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实则是为了监控，我们都要跟随外媒局参加一些他们指定的采访，单独采访甚至是单独出酒店都是不被允许的——我们的护照被“统一管理”了，即便出得去门，也面临着当黑户的隐患——西方记者们统一拒绝参加集体采访，而是以游泳、打球、聊天度日，天天消极怠工。
我把行李拖进位于酒店一层的房间，给器材充电，准备着第二天就全面投入工作中去。令我惊喜的是，外媒局的人把我在边境被没收的相机送了回来，里面的照片也都还在。
夜里1点钟，当我准备要入睡的时候，一阵接一阵的轰鸣声将我惊醒，落地窗在巨大的冲击波鼓动下，发出“咣咣”的响声，仿佛很快就要绷不住碎裂开了。我赶忙爬起来，躲到房门处——那里距离玻璃窗最远，即便玻璃碎了，也不容易飞溅过来。轰鸣声断断续续，时远时近，玻璃一直嗡嗡地响着，声音让人发毛。过了十分钟，轰炸暂停，飞机的轰鸣声也消失了，我走到窗前眺望，外面仍然漆黑一片。
我按照酒店的路线图，爬到楼顶，发现已经有记者戴着头盔、穿着防弹衣，架好机器等待拍摄下一次轰炸了。在天台与住了些时日的记者聊天，得知北约的轰炸每天都集中在凌晨1点到3点之间，利比亚的防空部队早已被消灭殆尽，北约的战机可以肆意低飞投弹，平均每天对的黎波里城区的轰炸有20—30次。聊天中，城区东方闪现一阵光亮，紧接着传来隆隆的爆炸声，但当我举起相机对焦时，黑暗已再次吞噬这座城市。我想到成语“瓮中捉鳖”，感觉非常形象，在悬殊的军力对比下，的黎波里像一只被猫抓住的老鼠，在殒命前还遭受着戏谑。这一刻，我相信了卡扎菲的政治生涯已经终结，只是还无法预想他个人命运会何去何从。
好在酒店里住着不少西方记者，所以大家也不太担心北约把炸弹扔向我们——西方一向不拿本国人的生命冒险。但卡扎菲也利用了这一点，把移动转播车停在了酒店大院里，把电台、电视台的直播间设在酒店楼下，这样一来，我们这些外国记者实际上就成了利比亚宣传机器的“人肉盾牌”。回想着当年南斯拉夫人组成“人肉盾牌”保卫贝尔格莱德大桥的场景，倍感凄凉悲壮，谁能想到，类似情况十几年后竟也降临到自己身上了。
在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大家各自回屋休息去了。我从酒店前台要来宽胶带，把房间的落地窗贴得像一张蜘蛛网，虽然看着不太美观，但可以很大程度降低玻璃碎裂的飞溅伤害。为了更加安全，我还放弃了床，就睡在床与墙夹缝的地毯上，以床做屏障，可以进一步减少被玻璃溅伤的概率。
支持卡扎菲的部落集会！
天亮了，外媒局组织我们前往采访一个部落集会。集会在的黎波里近郊的一个会场举行，现场来了上百个利比亚部落代表，现场情况非常混乱——一屋子还过着游牧生活的贝都因人、柏柏尔人各说各话，虽然主题都是声援卡扎菲，但却像是个大集市，热闹有余，秩序不足，只重声势，不重内容。然而，这场活动所折射出来的利比亚原始政治生态，却很值得玩味。
酒店里我的房间！
支持卡扎菲的部落集会！
在结束意大利殖民统治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利比亚分为三个省，分别是东部、西部和南部省，各省份都由自己的部落统治，中央管辖力量薄弱。卡扎菲并非出身显赫，而是出生在南部沙漠地区一支影响力较小的部落，虽然就读于班加西大学（班加西作为利比亚第二大城市，在王朝时期被称作“夏都”，国王夏天在那里办公、避暑，故班加西在利比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后又进入班加西军校就读，但其倚仗的部族势力还是集中在利比亚西部，所以执政后定都的黎波里。他下大力气和各地有影响的部族订立契约、交换利益，并通过高明的政治手腕在各大部落之间穿梭游走，纵横捭阖，打击异己，特别是着力打压班加西这样大型城市的部落、政治势力，强制其俯首称臣。就这样，没几年卡扎菲就掌握了对利比亚全境的控制权。危机爆发后，部落的支持即意味着民意的支持，卡扎菲召集这样的部落集会在外人看来像是闹剧，但对利比亚本国人而言却有着风向标的重要作用。
（五）
原本60万居民已经没了影踪，太阳炙烤着空荡荡的大街，在微风中摇曳的棕榈树是整个城镇里唯一在动的东西，仿佛一切都在屏息等待巷战的来临。
在的黎波里的第三天，政府终于同意带我们去一个接近前线的重镇——兹利坦。它位于的黎波里以东160公里、距离当时打得最血腥的城市米苏拉塔仅20公里，是利比亚第四大城市，也是从东进入的黎波里的最后一个城镇，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之前米苏拉塔的反政府武装一直在向兹利坦方向挺进，但因政府军埋设在农田和道路的地雷被拖延。
外媒局之所以同意带我们去，是因为前一天夜里北约轰炸了兹利坦的民房和医院，造成了70多人死伤，这成为卡扎菲一方指责西方违背人道主义的证据，却不想反而暴露了兹利坦的危在旦夕。
兹利坦，一位民众在家乡遭到北约轰炸后，痛苦不已。
160公里的高速路上，有十几个荷枪实弹军人把守的哨卡，另外还布设了十几组水泥路障，以延缓反对派前进的速度。大巴车就在路障之间的缝隙中慢慢迂回前进，足足跑了四个多小时。抵达兹利坦的时候，我们发现镇子静得出奇，原本60万居民已经没了影踪，太阳炙烤着空荡荡的大街，在微风中摇曳的棕榈树是整个城镇里唯一在动的东西，仿佛一切都在屏息等待巷战的来临。
在兹利坦采访期间，我们被暂时围困在城内，北约的炸弹在四周落下。
北约轰炸后的场景！
突然，寂静的城市不知哪个方向爆发了几声闷响，紧接着又有巨大的轰鸣声从头顶呼啸划过。大家都意识到，北约战机来空袭了。小镇里没有高楼，放眼所及最高的建筑是一座宾馆，大家迅速地跑进楼梯间，以最快的速度爬到六楼楼顶，身后坐电梯上来的记者竟就被突如其来的停电锁在了电梯中。我找到楼顶平台上一个隐蔽处，放下书包，举起相机，准备拍摄下战机空袭的场面。然而，虽然是白天，战斗机却依然是看不见的，只能听见呼啸声如雷贯耳，爆炸时而在东，时而在西，感觉大地随之颤动，爆炸的当量比的黎波里落下的炸弹显然要大得多——毕竟这里是前线。几秒钟后，米苏拉塔和海港方向便升腾起多处白色浓烟。除了零星的冲锋枪声以外，基本听不见防空炮火的还击。
最可怕的就是这冲锋枪的声音，因为很可能是反对派在空袭的掩护下攻城了。战争已经让那些反对派士兵杀红了眼，里面掺杂着越来越多的极端分子，一旦被俘，政府方面的人下场一般都很惨，直接枪毙算是好的结局了。所以外媒局的人显得异常紧张，比我们更紧张，他们一边打电话询问前线战况，一边调集车辆，随时准备着撤退。手机上始终显示着“仅限紧急呼叫”，海事卫星无法接通，尝试了几乎所有人的手机电话，都没有信号，酒店也没有国际长途，我们完全同外界失去了联络。时针一分一秒地行进着，三个小时如流沙般一点点消逝在大漠中，想着国内同事们焦急的等待，我心急如焚——虽然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包括万一被俘后应该怎么向武装分子陈情，但始终没有放弃逃生的信念，随时准备突围。
当地小学教室也遭到了空袭。
北约轰炸后，一位愤怒的民众向我控诉，这里是民用设施。
北约战机在一轮集中轰炸后渐渐远离了，枪声也暂时平息了，我们抓住这个珍贵的窗口期成功撤离！路上，义愤填膺的当地民众从住宅中走出来，沿街大声谴责北约的轰炸行径，一位名叫萨利姆的当地人举起双手反问：“北约凭什么轰炸我们的家园？凭什么周边的国家都能拥有完整的军队，而不允许我们有保卫国家的力量？”说到激动的时候，萨利姆几乎泣不成声，“他们就是想要我们的石油，想要我们的钱，然后让我们兄弟阋墙，自相残杀”。我相信他的举动不是政府为我们准备的表演，因为从他的眼泪中，我看到了撕心裂肺的悲痛、仇恨和无助。
行进中，我们草草查看了之前被北约炸毁的工人营房和当地医院，估计这些地方都是被当作军事设施摧毁的，炸得很精准。但这也说明，兹利坦的防线已经被清理得差不多了，所以才会腾出精力瞄准后勤设施。事实也是这样，从那天离开兹利坦，政府就没再组织过像样的前线采访，兹利坦的沦陷只是时间问题。
采访中，北约轰炸袭来。
我在一家被轰炸的医院采访。（同行外国记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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