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基本内容
《会计基础知识》共包括7章。第一章为导论,内容包括“什么是会计”、“社会主义制度下会计的作用”与“会计学及其主要内容”;第二章为“资金平衡表、账户与复式记账”,内容包括“会计核算方法概述”、“资金平衡表”、“账户及其基本结构”、“复式记账法”、“总分类账户与明细分类账户”、“账簿”与“日常核算资料的检查”;第三章为“企业主要经济业务核算与成本计算”,内容包括“企业主要经济业务核算与成本计算的内容”、“材料采购业务的核算和采购成本的计算”、“生产业务的核算与生产成本的计算”、“销售业务的核算与销售成本的计算”与“财务成果及其分配的核算”;第四章为“会计报表的结构与内容”,内容包括“会计报表的作用和种类”、“资金平衡表的结构和内容”、“费用和成本报表的结构和内容”、“利润计算表的结构和内容”与“会计报表的报送、审核和汇总”;第五章为“会计报表分析”,主要内容包括“会计报表分析的意义和作用”、“会计报表分析的程序和方法”、“资金平衡表的分析”、“利润计算表的分析”与“费用和成本报表的分析”;第六章为“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会计核算的特点”,内容包括“现金收付记账法”、“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主要经济业务的核算”与“生产队的会计报表”;第七章为“会计工作的组织”,内容包括“会计机构的设置”、“会计人员的职权”与“会计制度的制定和执行”。《会计基础知识》一书还附有练习题。
2.学术价值与教学价值
《会计基础知识》一书首次出版于1964年,虽今天看来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烙印”,但历史和辩证地看,该书仍无可辩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教学价值。
(1)强调会计的技术性。
20世纪50至60年代初,中国会计学术界曾掀起过一场关于会计属性的大论战[5]。基于20世纪50与60年代的特殊历史背景,会计具有阶级性的观点成为当时鲜明的观点。1962年12月4日至8日,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办公室经济组邀集了财政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厦门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和中国财经出版社等有关单位的部分同志,对有关会计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包括会计有无阶级性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座谈[6]。支持会计技术性的学者指出,在会计的基本方法与程序中,有不少可供不同社会共同使用的方法,如复式记账,从填制凭证、登记账簿、编制报表的基本程序,同生产技术过程联系较为紧密的成本计算的具体方法,如费用归集和摊配的程序等,为此会计的技术性应为会计的主要属性;支持会计具有阶级性的文献则表明,会计中存在诸多方法和程序仅适合资本主义社会(如账户分类、货币计算、会计报表分析等),因此会计具有阶级性(谈惠,1963)。
先生认为,会计具有技术性与社会性的双重属性。请注意,先生使用的是会计的“社会性”,而并非“阶级性”一词。先生的《会计基础知识》一书,更多地强调会计的技术性,强调会计在不同社会环境中的运行具有共性,会计的基本程序与方法具有普适性。当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先生在《会计基础知识》一书中只提会计在阶级社会带有程度不一的“阶级烙印”,从而颇具艺术性地淡化了会计的阶级性。会计的社会性这一较为中性的提法,成了此后若干年会计学术界谈及会计属性的标准术语。会计的社会性,淡化了不同“社会制度会计”的观念,强调会计基本程序、方法与技术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由于使用者需求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
先生在《会计基础知识》一书中展现的会计技术性为主要属性的思想,后经不断完善,最终促成了先生发表了两篇颇具影响的论文——《必须替借贷记帐法恢复名誉——评所谓“资本主义的记帐方法”》一文(《中国经济问题》,1978年第4期)与《论会计理论的继承性》(《厦门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会计基础知识》一书中关于会计属性的深刻认识,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超越了那个时代的局限性,这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
(2)强调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会计。
与强调会计的技术性一脉相承,先生在《会计基础知识》一书中再次在会计性质层面进行了理论突破,那就是不再用“社会主义会计”,而是强调“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会计”。换言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会计”的术语,再次淡化了会计的阶级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会计”这一提法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都是适应的。譬如,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宏观调控是我国经济社会事务,包括资本市场监管的一大基本特点。为此,在中国情境下,在确定会计目标的几个子内容——谁是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会计信息使用者需要哪些信息、会计如何提供使用者需要的信息——的过程中,将不得不考虑国家宏观管理层面的因素。实际上,在20世纪初,先生在论及会计基本假设时,仍建议将“宏观调控”作为我国的一项重要的会计基本假设(葛家澍,2002),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会计”的阶段性特征。这一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并引起了监管部门的重视,对我国会计准则体系的完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www.xing528.com)
此外,“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会计”的论述可以促使我国会计监管部门反思“国际会计趋同化背景下中国会计的特色问题”。的确,会计的国际趋同是大势所趋,但是趋同并不意味着不容许差异,也不意味着消除差异,更不意味着忽视差异。实际上,基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论及基于中国情境的会计信息披露与财务报告质量,必须注意到制度环境特征,应从具体制度环境出发修改和完善中国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完善信息披露的监管。
(3)再次阐明了会计对象的“资金运动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国各高校会计学专业使用的是清一色的苏联的会计教材。当时,中国会计学界,特别是先生,从未停止过对苏联会计教材中一些问题的思索与质疑。譬如,关于会计对象,苏联的《会计学原理课程提纲》中,将会计核算对象界定为“按货币方式来反映、监督和总结有计划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及其物质基础——社会主义财产”。但是,先生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认为“社会主义财产”不应是会计的核算对象,“会计核算是反映社会主义资金(价值的形式)再生产”,并进而指出“会计核算对象是社会主义产品再生产一切现象过程和物质要素——社会主义财产——的量的方面”。这一观点以《试论会计核算这门科学的对象和方法》为题,发表于《厦门大学学报》1956年第2期。继而,先生于1961年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会计对象的再认识》一文(《厦门大学学报》,1961年第1期),系统发展和阐述了“会计对象”为“企业经济活动中可以用货币表现的那些数量方面”即“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动”。自此,关于会计对象的、系统和严密的“资金运动”理论得以形成。
1962年,杨纪琬、赵玉珉、娄尔行、葛家澍、吴诚之5位知名学者主编了《会计原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其中先生编写的部分,就用小字阐述了会计对象是“资金运动”而非“社会主义财产”的观点。1962年,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根据厦门大学会计学系讲义改编的《会计学原理》一书,先生担任主编,该书第一次将“资金运动论”观点贯穿于全书各个章节。1964年,先生在《会计基础知识》一书中,再次坚持并阐述了“资金运动论”的观点(第一章),并将之贯穿于该书。
会计对象的“资金运动”理论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会计界在会计理论研究方面的重要突破,这与后来关于会计本质的观点——“会计是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的“会计信息系统论”前后一脉相承,共同支撑和造就了中国会计学界的“厦大学派”。
(4)教学价值。
先生主编的《会计基础知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部会计学统编教材,累计发行超过百万册,直接推动了当时会计学教育的普及。通过高质量教材的编写,先生为促进我国的会计教育、提升会计教育水平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时至今日,虽然会计的内容日益丰富,但是《会计基础知识》一书中的若干观点如“会计技术性与社会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会计”、会计对象的“资金运动”理论等,仍影响着今天的会计学教材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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