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在会计目标研究领域的学术思想：决策有用观的反思

先生与杜兴强教授在对会计目标的研究过程中,对“决策有用观”的内涵及表述表达了质疑,认为即便“决策有用观”得到了几乎所有概念框架的承认,但是“决策有用观”依然存在诸多有待明确的地方(较多参考了葛家澍和杜兴强,2003;葛家澍和杜兴强,2005;杜兴强和章永奎,2008):

第一,“决策有用”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界定的概念。决策有用总是具体的、针对性的。为此,一套通用的财务报告可能并不会对所有的信息使用者都有用,或者不可能对不同类型的使用者有相同或相似的有用性。尽管FASB在提出会计目标时认为,对投资者和债权人有用的信息,同样能够满足其他信息使用者的决策所需。但是,这可能是一个猜想或假设,而非事实,并未有坚实的经验证据支持这一点。

第二,FASB、ASB、IASB在论及会计目标或财务报告时,普遍认为现金流量信息——“有助于预测现金流入、流出的金额、时间及其不确定性的信息”是决策相关的。但是,从资本市场档案研究的结果看,会计盈余和现金流量何者更具信息含量和决策相关性仍存在较大分歧。有趣的是,目前的会计信息系统采纳的确认时间基础为权责发生制,但FASB的SFAC No．1同时指出,“利用报告收益和收益组成内容的信息,可以预测企业的现金流量前景”(FASB,1978)。这是一个并不清晰的表述,是否具有“通约性”尚存疑问!FASB、ASB、IASB都未详尽地解释。我们认为,“如何利用权责发生制下的盈余信息直接导出或预测未来现金流量的流入、流出的金额、时间及其不确定性”不是一个显然或想当然的问题。

第三,“‘有助于预测现金流入、流出的金额、时间及其不确定性的信息’即为决策相关的”的表述不尽科学。FASB财务报告目标的基础为Trueblood报告,而Trueblood报告得出结论之前调查的企业主要是房地产企业(葛家澍和刘峰,1998,第164页)。众所周知,房地产企业格外重视现金流量;虽然我们不能否认其他公司亦会重视现金流,但是我们不能确定其他公司是否像房地产企业一样同等重视现金流。即便如此,认定现金流量信息的极端重要性,可能需要辩证地审视。众所周知,对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现金流与利润可能出现“GAP”,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不同企业对现金流与利润的重视存在差异,投资者决策过程中亦会据此调整他们对现金流与利润的决策权重。基于上述,将决策有用的信息界定为“有助于预测现金流入、流出的金额、时间及其不确定性的信息”的表述不仅存在争议,而且还需进一步进行详细的审视与验证。(www.xing528.com)

第四,延续先生上述关于会计目标的决策有用观的反思,会计目标的使用者到底应该像FASB那样界定的以股东和债权人为主,还是像ASB和IASB那样,不加“歧视”地界定为利益相关者团体(歧视的英文为“discrimination”,其经济学含义是指“加以区别”)。前者与股权导向的公司治理模式相适应,而后者侧重于利益相关者的公司治理模式(杜兴强,2020)。

以前者为导向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以及该模式下的会计准则,乃至受该类会计准则规范的上市公司的会计确认、计量与报告,是否会重蹈一系列财务欺诈的覆辙?但若采纳后者,则如Jensen(1999)指出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不合逻辑,因为它没有给出一个公司目标函数的全面描述。具体来说……利益相关者理论要让管理当局服务于众多的‘主人’。但当诸多主人存在时,没有人能够得到公正的报答;没有单一的目标来阐明任务,企业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必然产生困惑、冲突、效率低下,甚至竞争失败”^[9]。那么,与利益相关者模式相适应的会计目标表述,是否也会导致最终财务报告无法满足任何人的信息需求呢?公司治理中出现的、在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下管理当局的“自然卸责”现象是否会在会计信息披露领域再现呢^[10]?若果真如此,那么会计目标指引的企业会计信息披露将无法实现透明度,浑浊的信息披露将加剧管理当局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企业财务报告系统的决策有用性将被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