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先生继续对会计对象这一会计基本理论问题继续反思与深入思考,并不断对“会计核算对象是社会主义社会产品再生产一切现象过程和物质要素——在社会主义财产——的量的方面”这一“资金运动论”观点进行拓展。这一过程艰辛而充满挑战,最终先生于1961年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会计对象的再认识》一文(《厦门大学学报》,1961年第1期),系统发展和阐述了“会计对象”为“企业经济活动中可以用货币表现的那些数量方面”即“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动”。自此,关于会计对象的系统和严密的“资金运动”理论得以形成,其中蕴含的先生的学术思想可以概括如下:
首先,相对于1956年的论文《试论会计核算这门科学的对象和方法》,在1961年《厦门大学学报》的论文《关于社会主义会计对象的再认识》中,先生将自己之前关于会计对象的观点进一步深入化,表述更加简洁、更加明确——“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动”[5]。
其次,先生认为会计对象应该也必须与社会主义经济核算(或经济核算制)对象进行明确区分。实际上,先生认为,经济核算侧重于以最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取得最大的成果。会计被视为是实行经济核算的手段之一,且对经济核算而言,利用会计作为手段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经济核算越被强调,对会计的要求就越严格,会计核算就越是要真实可靠、系统全面和深入细致。但是,先生转而指出,会计并不应该因经济核算的存在而丢失自己的特点,会计工作有自己的规律、对象、任务和方法,因此会计对象是会计工作的规律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再次,在阐述“会计对象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动”的过程中,先生熟练地应用了归纳法和演绎法,令人信服地阐述了会计对象的“资金运动论”:
第一,先生选择国有企业与农村人民公社作为研究聚焦(囿于历史与社会经济特征),采纳归纳法,从“具体到一般”,推演出作为会计对象的“资金运动”的3个内容:(1)资金的来源与运用(主要反映资金运动的相对静止状态)[6];(2)资金的投入和退出(主要反映资金运动的显著变动状态);(3)资金的循环周转。
第二,先生又运用演绎法抽象出关于会计对象的“资金运动论”的表述:
“只要商品货币经济存在,作为统一整体的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中一切产品,就都可以用、也必须用货币表现,因而整个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就客观存在着资金的运动,即资金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我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会计的对象。企业和公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单位,所以企业和公社的会计对象同整个社会主义会计对象应当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其范围和性质又有所区别。就范围讲,企业和公社的资金运动是局部,而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动是整体;就性质讲,企业和公社的资金运动是特殊(它们分别用货币形式从数量方面反映企业和人民公社的特殊再生产过程或经营过程),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动是一般(它用货币形式从数量方面反映整个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www.xing528.com)
最后,不得不提及的是,先生不仅是一位会计理论研究的巨匠,而且还是一位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大师。会计对象的“资金运动论”得以确立之后,先生立刻不遗余力地投入到将这一学术观点贯彻至会计学教材之中,为我们展现出一代会计学宗师关心会计教育的风范。
第一,先生在自己担任主编的由上海财经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会计学原理》中,第一次将“资金运动论”贯穿于各个章节。
第二,20世纪60年代初,先生接受委托,与杨纪琬、赵玉珉、娄尔行和吴诚之4位知名学者一同主编了《会计原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3年第一版)。其中,在先生编写的部分,提出了会计对象的“资金运动”论(用小字阐述了会计对象的“资金运动”论),这一关于会计对象的阐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会计学界(包括会计教材)将苏联会计教材中的“社会主义财产”观奉为圭臬的“现状”。《会计原理》(修订本)1993年被国家教委评为全国优秀教材。
第三,在《会计基础知识》一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4年、第一版)中,先生再次详细阐述了“资金运动论”的观点(第一章),并将之贯穿于各章。《会计基础知识》一书1988年被国家教委评为全国优秀教材。
伴随着会计对象的“资金运动论”的提出、完善和逐步纳入会计学教材体系,先生及所在的厦门大学会计学科作为中国学术重镇的地位得以确立,并拥有了至少包括会计对象的“资金运动论”在内的标志性与代表性的学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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