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上述层层递进的逻辑,先生论证了会计的本质是一个经济信息系统。进而,先生进一步阐述“会计信息系统论”与“管理活动论”的主要区别。
对于“管理活动论”,先生认为(葛家澍,2000,第53页):
就会计本身来看,把它看成一项管理活动也未尝不可。按照我们的看法,那只能把它定义为对以企业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进行的管理。具体包括:对企业财务信息和有关的非财务信息进行的接收、确认、分类、记录、贮存、变换、输出、分析利用并使之对企业经营活动实行有效的控制(把财务分析报告和有关的方案、建议等有助于决策的信息,通过决策,转化为指挥、调节行动的命令,这也是一种信息)。如果能这样来理解会计管理,那同我们关于会计是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的提法就没有差别了。总之,会计不必要也不应当直接管理价值运动,正象它不必要也不应当直接管理物资运动一样。由于会计掌握了这两种运动的信息,由于信息可以反馈,因此,第一,这两种管理(物资管理和财务管理)都离不开会计提供的信息;第二,会计对它们也可以实行间接控制,具体表现为会计处于一种独立地位对它们进行监督——既可以对物资管理进行监督,又可以对财务管理进行监督。因此,倘若在理论上肯定会计应当直接管理财务活动,那就不是加强而恰恰是削弱了会计对财务活动的监督作用。
先生对“管理活动论”的评价,体现了老一辈会计学家严谨的学术风格。首先,先生表达了“管理活动论”的合理性。合理的学术评价正是目前我国会计学界急需强化的,因为科学的学术评价能够厘清会计学科的发展方向、优化学术资源的配置,促进我国会计学科科研及会计教育的发展。(www.xing528.com)
其次,如果结合“管理活动论”提出的时代背景——20世纪80年代,那就不难理解其何以成为我国会计界关于会计本质认识的主流观点之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即20世纪80年代初,全党与全国的工作重心逐步向经济建设领域转移,对内搞活、对外开放。之前10年,会计基础与会计工作遭到严重破坏,会计人员积极性严重受挫,为此必须尽可能地鼓舞会计人员的积极性,更好地为改革开放与经济技术服务——因为“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管理活动论”的提出,肯定了会计的管理职能,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会计人员的主观能动性。
最后,先生认为,“管理活动论”作为一种管理活动,管理的也只是“对以企业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进行的管理”,而非直接管理,也非广义的管理或更广范围的管理,否则将超出会计的边界与职能范围。如此,“管理活动论”与“信息系统论”之间的区别就只是表述问题,而并不存在严重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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