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晚年的反思：中国学者应回归本土研究

诚如上述,毋庸置疑,《论会计理论的继承性》一文在当时起到了解放思想和推动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巨大历史作用。同时,先生又强调,对西方会计理论需要批判性地继承,切忌纯粹的“拿来主义”。

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我国的会计理论研究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奉西方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或实证(经验)会计研究范式为圭臬。过犹不及!关于这一点,先生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警示”。试举几例如下(葛家澍,2003,2004)^[8]:

第一,先生建议,将会计基本假设、会计目标与会计对象共同列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第一层次,而非对西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进行照搬,仅将会计目标列为第一层次。此外,先生建议应该充分考虑财务报表之外的其他信息披露手段相关的概念框架内容。

第二,根据中国宏观调控比较强的特点,先生建议增加“国家宏观调控”这一假设。

第三,先生建议,考虑到中国资本市场的现实特征,应将会计目标的受托责任观与决策有用观并提,并强调重点考虑国家宏观管理与监管部门的信息需求。

第四,关于西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领域内“唯相关性”的倾向,先生曾明确指出其弊端,并基于财务会计的特征、性质与边界,强调可靠性是会计信息的灵魂(葛家澍,2003,2004;葛家澍和黄世忠,1999)。(www.xing528.com)

反映真实是会计的基本职能。

对于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来说,可靠性是首要的必备的质量特征,缺乏可靠性,相关性就不存在。“宁可不说话,不可说谎话”。

可靠性是会计信息、尤其是财务报表表内会计信息的灵魂。

不相关的信息固然无用,但并非对所有人都无用。而不可靠的信息更为危险——所有的使用者的决策都会被它误导,从而带来难以估量的风险。

第五,针对中国学者模仿西方的研究范式,甚至采纳中国数据复制西方学术杂志上的研究,先生建议中国学者应扎根于中国的制度背景,多研究一些对于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公司治理与会计准则体系完善有帮助的、重大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