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会计理论的继承性》一文中的学术思想：会计学性质与主要属性

在《论会计理论的继承性》一文的开篇,先生就开宗明义地讨论了会计学的性质,这对驳斥会计学的阶级性和打破社会主义会计学与资本主义会计学的藩篱奠定了学术思想的基础。先生首先指出了继承性在学科发展与会计理论发展中的必要性,并认为正确认识会计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而非会计的反映/控制对象)是非常关键的。

科学发展的特点之一是继承性。会计学的发展也不例外。要研究会计理论的继承性,必须正确认识会计学的性质。一门科学的性质取决于它的研究对象。谈到对象,应当把会计作为一种管理活动所要反映的对象和会计学作为一门科学所要研究的对象明确分开。

进而,先生通过列举翔实的证据指出,会计学是一门探讨微观经济计量方法的科学,因此技术性是会计学的本质属性。先生的这一论断,为关于会计性质的大论战画上了一个终止符。众所周知,关于会计是否具有阶级性,或者会计的技术性或阶级性是否为其主要属性,曾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初的中国学术界引起持续关注,并掀起过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大论战。基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会计具有阶级性这一观点曾一度占据上风。1962年12月4—8日,国家教委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办公室经济组邀集了财政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厦门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和中国财经出版社等有关单位的部分同志,对包括会计有无阶级性在内的诸多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会纪要由先生整理后,发表于《经济研究》1963年第2期(谈惠^[1],1963)。

在座谈会上,支持会计技术性的学者认为,会计的基本方法与程序中存在部分可供不同社会共同使用的方法,如复式记账,填制凭证、登记账簿、编制报表的基本程序,同生产技术过程联系较为紧密的成本计算的具体方法,如费用归集和摊配的程序等,因此会计的技术性应为会计的主要属性。但是,另一部分支持会计具有阶级性的学者则坚持认为,会计中存在诸多方法和程序仅适合资本主义社会(如账户分类、货币计算、会计报表分析等),因此会计具有阶级性(谈惠,1963)。(www.xing528.com)

先生认为,会计具有技术性与社会性的双重属性。这里尤其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即便是先生认为会计具有双重属性,他也并未使用“阶级性”这一较为极端的术语,而是用“社会性”取而代之。值得指出和难能可贵的是,先生的观点在深思熟虑之后总是始终如一地贯穿在相关的学术论文、教材与著作之中。譬如,先生认为会计具有技术性与社会性的双重属性,且技术性是会计的主要属性。而后先生将上述观点在其主编的教材中加以贯彻,影响了一代代的会计学子。例如,在先生主编的《会计基础知识》一书中,绝大多数情况下均是在强调会计的技术性,因为会计在不同社会环境中的运行具有共性,会计的基本程序与方法具有普适性^[2]。此后,会计的社会性这一较为中性的提法,成为会计学术界谈及会计属性的标准术语。我们永远不能低估“术语”的力量。中国文化强调“名正言顺”,因此会计的社会性提法,淡化了不同“社会制度会计”的观念,强调会计基本程序、方法与技术可能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与会计的社会性这一术语相适应,先生在《会计基础知识》一书中,并未提及资本主义会计与社会主义会计,而是颇具艺术地将之称谓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会计”。诸位读者切不可低估这一表述的细微差别。若采纳社会主义会计的术语,那就是将会计的阶级性摆在了首要位置;反之,若采纳“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会计”的表述,不仅淡化了会计的阶级性,而且强调的是会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运行。不仅如此,给定我国的社会制度的性质及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会计”这一提法适用性极强,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都是适应的。进一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会计”使得学术界关注会计的主要属性即技术性之外,还应适当注意国家宏观调控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会计的影响。实际上,先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会计”这一提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之后他对会计基本假设与会计目标的探讨。譬如,先生在论及会计基本假设时,仍建议将“国家宏观调控”作为我国财务会计的一项重要基本假设(葛家澍,2002),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会计”的阶段性特征。这一观点得到了监管部门的重视,对我国会计准则体系的完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若将视野扩展到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后就可以发现,先生在其1964年主编的《会计基础知识》教材中展现的会计技术性为主要属性的思想,最终促成了1978年与1981年那两篇颇具影响的论文——《必须替借贷记帐法恢复名誉——评所谓“资本主义的记帐方法”》一文(葛家澍,1978)与《论会计理论的继承性》(《厦门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可见,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关于会计属性的深刻认识展现了超越那个时代的局限性的睿智与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