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替借贷记帐法恢复名誉》中的学术思想：破冰与历史意义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那段特殊的时期使得整个社会阶级意识紧绷,思想观念的黏性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会计学界亦如此。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会计界曾经掀起会计性质与记账方法的大讨论,讨论的核心问题包括会计有无阶级性、会计的技术性还是阶级性是其主要属性^[7]、收付记账法还是借贷记账法适合于社会主义制度等(如章乃器等人坚持收付记账法)^[8]。其中,记账方法有无阶级性的问题,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甚至20世纪90年代,都还有学者对此进行争论。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记账方法有无阶级性的问题就成为中国会计界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1950年1月29日的《大公报》发表了题为《应用自己的簿记原理记账》(作者为章乃器),认为收付记账法是民族的、大众的和更科学的,借贷记账法是非民族的(不符合中国民族的特性)、非大众的和不够科学的。作者章乃器的论述逻辑是,相比于借贷记账法,收付记账法更易学、易会、易懂。作者甚至给出结论:“……已经学会复试簿记的少数人,倘使没有‘卖野人头的’的不良想法,我认为是不会反对改按收付记账法的。没有学会复式簿记的绝大多数人,我想一定都会赞成采用收付记账法的……”之后,围绕着记账方法有无阶级性的讨论从未终止。

“大跃进”期间^[9],因为大力鼓吹“破千年陈旧规律,抛中外今古传统,会计放下账本”,实行“无账会计”“以表代账”,导致必要的会计程序、手续、凭证、账簿被简化,甚至被破除,再加上“旬报不出旬,月报不出月”错误观念的提出,国营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严重混乱。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必要的“财务审批制度”被取消,“花钱大敞口”,乱挤乱摊成本,任意挪用资金,坚持原则的会计人员遭到打击报复,损失浪费现象严重,贪污浪费之风盛行(项怀诚,1999,第150页)。这个阶段,国营企业为了片面追求会计报表的提前报送而忽略了会计报表披露的会计信息所应该具备的基本质量问题,有的企业甚至采取先报出会计报表,然后再以倒轧的方式来虚构会计报表上的各个项目(高治宇,1985,第205页)。可以说,“大跃进”时期的会计是“破多立少”“破快立慢”,以至于新旧制度脱节严重,企业无章可循,账目混乱,会计信息披露严重扭曲。

“文革”期间,由于当时鼓吹“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批判“烦琐哲学”,因此加强经济核算、讲求经济效益被污蔑为“不突出政治”的算账派,会计制度被认为是“管卡压”的工具,整个财会工作处于瘫痪和被取消状态。国营企业内部,污蔑讲求盈利是“利润挂帅”,鼓吹“三年不算账,钱也不会跑到国外去”,散布“会计制度无用论”,许多国营企业的财务会计工作失去管理和控制。在国营企业中,由于不计成本、不讲核算,因此普遍出现了账目混乱、财产不清、消耗不实的情况,企业的经营亏损日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国营企业会计信息披露极为不规范,严重违背经济现实,这种状况到1968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出现国家不能够据此编制年度计划的地步(项怀诚,1999,第155页)。

基于上述,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会计实务与会计实践相对混乱,且我国的会计理论研究事业几乎陷入“停滞”。这给后来的改革开放事业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因为改革开放需要大力发展经济,而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有相对科学的会计核算体系。欲从根基上改变会计实务混乱的状态,解放思想是关键。为此,对会计基本理论的研究被赋予了重要的历史使命。记账方法是否有阶级性这一问题就是一例。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部分学者仍因思维惯性,坚持记账方法有阶级性;另一部分学者犹豫不定,持观望态度,不愿做“出头鸟”;还有一部分学者并未意识到关于记账方法有无阶级性问题的思想统一对于“文革”后百废待兴的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在这个历史的关头,先生以其睿智、智慧和勇气,敏锐地注意到了国内当时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并意识到了会计基本理论研究的突破,特别是关于记账方法有无阶级性问题的统一认识的重要性,从而写就和发表《必须替借贷记帐法恢复名誉——评所谓“资本主义的记帐方法”》(1978年7月《中国经济问题》第4期)一文,对“文革”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会计界解放思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进作用^[10]。(www.xing528.com)

借贷记账法,今天看起来是想当然的、复式簿记系统的记账方法,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却是广受批判、备受争议、被扣上“资本主义”帽子的记账方法。一旦被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即便借贷记账法与收付记账法和增减记账法等相比总体上更科学,能更好地服务经济发展,它也应该被抛弃。因为在那个特殊的时期里,“非黑即白”的观念深入人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绝对对立的,资本主义的记账方法——借贷记账法,是为社会主义所不容的。为此,在“文革”结束后不到两年,先生就将早已深思熟虑的关于记账方法并无阶级性的论文予以修改和发表,这需要何其睿智和何其勇气!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唯有顺势而为,才能挺立潮头,把握未来。

《必须替借贷记帐法恢复名誉——评所谓“资本主义的记帐方法”》一文发表后,犹如在沉闷的房间打开一扇窗,让新鲜的空气涌入;犹如往一潭死水中扔下一颗石子,使其荡起涟漪,在国内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后来,《必须替借贷记帐法恢复名誉——评所谓“资本主义的记帐方法”》被誉为“打响了会计界拨乱反正的第一炮”。这是对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会计界“思想破冰”的评价,是对先生那个年代睿智与勇气的肯定!

凡第一者,尤其难能可贵。考虑到十年浩劫刚结束后当时的社会思潮和思想禁锢的现实,先生能够首先以大无畏的勇气和睿智,从记账方法视角找到突破,架起了中国会计与西方会计交流的桥梁,更为难得。为此,就《必须替借贷记帐法恢复名誉》一文评价先生为会计界的“思想破冰者”,丝毫不为过。

1992年11月30日颁布、1993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企业基本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其中第八条明确指出“会计记账采用借贷记账法”。自此,关于记账方法有无阶级性的讨论尘埃落定。历史证明了先生的远见与抉择。

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必须替借贷记帐法恢复名誉》一文对中国会计界的思想解放的巨大推动作用,才有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的对美国和国际会计准则的借鉴与会计的国际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