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党和人民一举粉碎“四人帮”,全国亿万群众衷心拥护,举行盛大的庆祝游行。自此,延续十年之久的“文革”结束。但是,“文革”的影响仍然存在,并未也不可能立即被根除——这类似于日后学术界反复提及的黏性(stickiness)[2]。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从中可以看出,社会思想仍然未被解放,是以才有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6年“文革”结束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被党史学家及历史学家称为“徘徊中前进的两年”。这两年,是改革开放前后的关键时期,也是改革开放诸多重大决策的酝酿期(乔克,2017)。伟人离世和粉碎“四人帮”后,老一辈革命家得以大量复出;面对积弱的经济,中共中央发表《论十大关系》,澄清经济政策的取向,将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毋庸置疑,经济改革的先导,必须解放思想。在进行真理标准大讨论前,经济思想领域旋即展开大讨论。以批判“四人帮”的错误理论为契机,经济理论界和政策研究者强调发展生产力,为发展生产力正名;重新确立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肯定价值规律的作用(乔克,2017)。经济思想领域的解放,既为经济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会计学界。
这个时期,“文革”前和“文革”期间的一些思想仍惯性地影响着会计界,扣在借贷记帐法头上的“资本主义的记账方法”的帽子仍未摘除。基于这一背景,先生以记账方法作为突破口,写下了《必须替借贷记帐法恢复名誉》一文,于1978年7月发表于《中国经济问题》(第4期),打响了会计界“拨乱反正”的第一炮[3]。
根据先生在《博学·勤思·创新与实用相结合——我的治学经验浅谈》一文中的回忆(葛家澍,2008),十年浩劫期间,一封署名为“柴直言”的,指名道姓指责先生替“资本主义的借贷记帐法涂脂抹粉”的公开信出现在会计界。公开信主要是针对先生关于会计对象的观点,因此先生回信也主要针对会计对象。但这封公开信也对借贷记账法提出批评(原信第32页)[4]:
当前会计科学上的收付、增减、借贷之争,实际上是收付与借贷之争。这种争论,不仅是记账方法的问题,它反映着会计科学领域里的是两种思想、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革命与保守的斗争,是为什么人的问题。
但是,对于会计科学我们有些同志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的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适合者扬弃。对资产阶级借贷会计充满了迷信……应该看到,在会计学中,需要改革的不仅仅是个记账方法问题。记账方法是个中间环节,它上联会计理论,下联具体业务。改革记账方法,是个突破口、导火线……在这条战线上,也和其他各条战线一样,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它不是“世外桃源”。
公开信首页(www.xing528.com)
公开信末页(署名柴直言为化名)[5]
先生回复公开信的首页
十年浩劫结束后,先生初出“牛棚”,冒着再次被批斗的巨大风险,写了一篇万字文(具体是3万余字)驳斥上述公开信的观点。针对这个公开信的指责,先生回信(第18页)在小心翼翼地避开可能的雷区或陷阱后,明确指出:
但是,借贷记帐法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发明,而是几百年前劳动人民的创造。借贷记帐法,大概在十三世纪就已经在地中海沿岸出现,它的应用要比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早好几百年……在进行了批评、提出了其中的糟粕以后,如果还有某些可以供无产阶级用来建设社会主义的东西,我们也不应当排斥利用。
先生的万字文在厦门大学为“公开信”举办的“讨论会”上宣读,与会者听完先生发言后也鸦雀无声(公开信的作者并未到场)。虽然家人及好心的同事为先生所冒风险捏着一把汗,但先生心中凛然:“不怕,真理在谁手上,大家心中明白。任何时候,一个有良知的理论工作者都应具有维护真理的勇气。”先生的万字文,经过不断地推敲和完善,最后形成了《必须替借贷记帐法恢复名誉——评所谓“资本主义的记帐方法”》一文[6]。
《必须替借贷记帐法恢复名誉》一文,极大地解放了当时笼罩在中国会计界头上的“姓资姓社”的疑云,从理论上解放了会计界的僵化思想,被誉为会计界“打响拨乱反正的第一炮”。《必须替借贷记帐法恢复名誉》一文起到的是“思想破冰者”(ice-breaking thinker)的历史作用,足以载于20世纪会计发展的史册中。此外,先生在《必须替借贷记帐法恢复名誉——评所谓“资本主义的记帐方法”》一文的字里行间中体现出的勇气、超越特定历史时期的洞见及熠熠生辉的学术思想,时至今日仍是我们需要关注、体会和揣摩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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