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25日：与恩师的痛别

2013年11月25日,先生仙逝。自此,中国会计学界痛失巨擘,我们痛别恩师;自此,最后一位公认的、老一辈会计学家离开了我们;自此,先生的音容笑貌只能留在我们的回忆里。

先生虽然已离开我们,但留给我们若干熠熠生辉的学术思想,以及有待我们发掘其学术思想的著述。从这个意义上讲,先生并未离开,而和我们永远在一起!

生命的尽头不是逝去,而是遗忘(The real death is that no one in the world remembers you．)^[57]!

【注释】

[1]“缅怀先贤、归德明厚”的表述最初由我提出,后与刘峰教授商定,首次使用于2019年《当代会计评论》学术年会(江苏兴化)。

[2]《寻梦环游记》(Coco)指出,人一生可能辞世3次:第一次是生物学角度的辞世;第二次是葬礼举办时,一个人的身份将会被从这个世界上抹除;第三次是这个世界上自此不会再有任何一个人记得你。我们坚信,先生的学术思想将会代代有人传承。

[3]部分内容参考了:方荣义．半个世纪的辉煌——为葛家澍教授从教五十周年而作[C]//葛家澍教授、余绪缨教授从教五十周年论文集(《财务会计理论研究》分册)．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1-16．

[4]详情请参阅《葛家澍教授:翘楚凡影、踏歌而行》(https://economic．xmu．edu．cn/faculty/teachers/2011-07-21-44．html)。

[5]先生当年同时参加了暨南大学和厦门大学的转学考试,均被录取。先生最终选择了厦门大学,继续选读会计系。由于是转考,先生转学到厦门大学后,是从二年级读起,在厦大度过了最难忘的三年大学时光。

[6]1937年9月4日,日军侵犯厦门,厦门大学不得已先迁至鼓浪屿;11月,形势继续恶化,厦门大学继续迁汀计划,并于12月24日开始迁移,至1938年1月12日安全抵达。1938年5月,厦门大学若干校舍被日寇炸毁。在闽西长汀期间,厦门大学师生克服诸多困难,坚持教学科研,学校规模不断扩大。

[7]根据先生回忆,长汀时期的厦门大学,虽然条件艰苦卓绝,但在萨本栋校长的领导下,校风和学风严谨。譬如,每学期末的考试,教务处会把每次的考试情况贴在教务处的窗户上,如果五十几分画个圈,49分以下画红色三角形;如果某个学期某位学生成绩不达标,则该生自动退学。先生所在的会计科入校时有30余人,但最终毕业的仅余十几人。也正是因为学风严谨,长汀时期的厦门大学才获得了“南方之强”的美誉!(引自https://economic．xmu．edu．cn/faculty/teachers/2011-07-21-44．html)。

[8]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厦门大学设置文、理、法、商4个学院,15个系,学生从300多人增至1000多人。1946年6月1日,厦门大学本部开始回迁厦门,学生增至1600多人。

[9]“虽然萨本栋校长对教学要求很严格,但学习之外仍有宽松、自由的生活环境。”课余时间,先生不仅可以参加会社、庙会、院会、系会、同乡会、名人讲座等活动,还可以参加话剧社、京剧社、诗歌会、音乐会、舞蹈社、朗诵会、文学讨论社等其他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每一周的文庙大殿都有免费演出,几乎所有的著名话剧包括《日出》《雷雨》等都上演过,特别是京剧表演,每次我都不会错过,场场演出都轰动整个长汀,后来长汀各大机构的业余爱好者也会一起来参加演出。”先生对京剧的热爱正是这个时候养成的。详细请参阅《葛家澍教授:翘楚凡影、踏歌而行》(https://economic．xmu．edu．cn/faculty/teachers/2011-07-21-44．html)。

[10]鉴于《必须替借贷记帐法恢复名誉》一文在中国会计史中的独特历史地位,我将专门用一个章节的篇幅阐述先生的这篇文章中所蕴含的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论问题。

[11]相关成果后来被收录于先生的《制度·市场·企业·会计》一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12]先生回忆道:“我的一生中有两位恩师,一是当时厦大会计系主任肖贞昌,二是王亚南校长。他们二人指引了我事业的方向,决定了我大学毕业到现在的命运。”当时,肖贞昌担任厦大会计系主任。先生在读书期间,经常向肖贞昌请教会计方面的问题。1950年,王亚南正式出任厦大校长,学校将校档案馆二楼的一套房子分配给王亚南校长居住。由于王校长家人未同行,因此便邀请同是湖北老乡的肖贞昌同住,肖贞昌欣然应允。此后,先生常常到肖贞昌家里,和他讨论诸如“会计学核算的对象”“会计的属性”“会计的具体记账方法”等学术问题。在和肖贞昌教授讨论问题时,王亚南校长偶尔也会参与,先生自此多了很多与王亚南校长接触的机会。详细请参阅《葛家澍教授:翘楚凡影、踏歌而行》(https://economic．xmu．edu．cn/faculty/teachers/2011-07-21-44．html)。

[13]先生当年客居鼓浪屿,与厦大相隔并不远,但还是选择平时住在学校的宿舍里,致力于学术研究和埋首于浩瀚的会计典籍中。

[14]这篇文章在当时引发较大的反响,以至于《新会计》《大信会计月刊》等刊物先后刊登了多篇读后感,包括但不限于《关于怎样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理论基础的一些意见》(胡宗德,《大信会计月刊》,1951年第2卷第6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理论研究的意见》(谷源宗,《大信会计月刊》,1951年第3卷第5期)、《〈怎样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理论基础〉读后》(陶德,《新会计》,1951年第4期)、《关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理论基础的我见》(李守洪,《新会计》,1951年第5期)。

[15]据厦门大学校史资料记载,“各课程尽量采用苏联教材和参考书。1952学年度全校共开设224门课,完全采用苏联教材的有21门,占9%。部分采用苏联教材的有174门,占78%。其余的课因课程性质不同无须采用苏联教材的有29门,占13%”(《厦门大学校史》,第二卷:1949—1991,第45页)。感谢刘峰教授分享这一统计数据。

[16]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知识分子大多选择不断改造自己、竭力适应新时代。先生亦于1950年7月赴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接受改造。尽管如此,先生1956年的论文《试论会计核算这门科学的对象和方法》却通篇采纳了商榷与讨论的风格,对苏联高教部批准的《“会计核算原理”课程提纲》中的观点进行剖析与商榷。换言之,经历凡此种种“改造”,先生仍坚持以学术研究的态度来研究学术问题,这一治学态度的贡献,不应也不能被忽略。

[17]先生在主编教材的过程中,为广泛听取意见,于1962年12月4日至8日由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办公室经济组出面,邀请了当时参加编写教材的部分经济组成员和北京多所院校的教师,就会计的基本理论问题展开讨论。当时邀请到会的经济学家包括顾准、于光远等,会计学家包括杨纪琬、娄尔行、赵玉珉等(见《会计界的骄傲》一文)。也正是这次会议之后,先生和顾准有了联系,先生的学术观点,方被顾准称为“资金运动学派”;也正是这次学术讨论会,先生对会计理论的观点也被部分参加会议的经济学家,特别是于光远教授所熟悉并认可。此外,这次会议上,与会者对会计的定义、会计的阶级属性、资金的含义等问题存在不同观点,难以达成一致。为此先生进行了创新,将多数人支持的观点作为正文内容,用小字保留不同的学术观点。

[18]历史犹如一面镜子!老一辈会计学家孜孜不倦求知、求道,最终“文章天下名”,后人以“学派”来概括其历史贡献。然,今日学者以发文、“饭碗”与“帽子”为目标,在理论创建、学说形成、造就学术重镇等方面却让人失望!两相比较,高下顿分!

[19]随后的章节,我将会专门就先生在会计对象研究领域内的学术思想进行深入分析,特别是《关于会计对象的再探讨——会计的反映对象和作为一个信息系统的处理对象》一文。

[20]该文当时曾被广泛关注、讨论与引用(如《新建设》杂志等)。

[21]Moonitz的The Basic Postulates of Accounting(AICPA,ARS No．1,1962)以及随后Sprouse和Moonitz的A Tentative Study of Broad Accounting Principles for Business Enterprise(AICPA,ARS No．3,1962)曾被APB Statement No．1所否决!否决的原因很多,参见Stephen A．Zeff．The accounting postulates and principles controversy of the 1960s[M]．London:Garland Publishing,Inc．,1982。

[22]参会者包括财政部、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厦门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的同志。

[23]该段系先生健在时的口述(大约2006年),由我以特殊方式予以记录。这个历史阶段,先生已发表了若干重要的、具有影响力的文章,且因资金运动学派被广泛关注,并主编了将“资金运动论”贯穿始终的教材,被划为“反动学术权威”,并不足为奇。

[24]十年浩劫期间,“坐飞机”是指对被批判对象采取的一种惩罚,包括两种形式:(1)被批斗的人站在台上,身后两人将其胳膊向后上方拉起,作机翼状,并将其头向前推出,摁下脖子,就像机头。(2)将所谓的“反动分子”绑起来,放之于一长凳上,然后将其双臂往上抬,造型很像飞机,因此得名“坐飞机”。“坐飞机”是很残忍的一种刑罚,很多人在十年浩劫期间往往忍受不了此种折磨,而以自杀的方式离开人世。可见,先生在十年浩劫期间是何等坚强!

[25]刘峰教授与我作为先生的前后两任科研助手,都曾好奇地想从先生那里得到某些答案。但是,先生都沉思良久,然后告诉我们:“忘记了!”这是何等的胸怀啊!我做先生的助手期间(前后约12年),非常重要的收获就是从先生那里学到了“宽恕”与“原谅”的区别。所以后来,对帮助过我的人,我一直心存感激,并力求回报;即使日后发现在价值观方面存在差异,我也能选择“和而不同”;就算到最坏的情况,我也告诫自己必须守住底线。鉴于我较为鲜明的性格,难免会被人误解,所以对“伤害”过我、“无中生有”地造谣“中伤”我的人(包括教过的学生),我也会选择“宽恕”,但未必能够做到“原谅”!

[26]先生自1964年9月在《中国经济问题》上发表《会计学所研究的特殊矛盾——会计的对象和方法也证明客观事物是一分为二而不是“合二而一”的》一文后,留下了近14年的文章发表的空白期,直至1978年7月发表《必须替借贷记帐法恢复名誉》一文(《中国经济问题》,1978年第4期)。

[27]先生不仅熟读《资本论》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其他经典著作(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反杜林论》等),而且更是擅长引经据典,增加论文的说服力。纵观先生一生发表的学术论文,1956—1965年这段期间内发表的文章(尽管数量并不多)就开始引用《资本论》的相关内容,在1977年之后的文章中对《资本论》的引用只增不减(按单篇计)。(www.xing528.com)

[28]节选自:先秦·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29]更重要的是,作者的结论非常“民族”:“……已经学会复试簿记的少数人,倘使没有‘卖野人头的’不良想法,我认为是不会反对改按收付记账法的。没有学会复式簿记的绝大多数人,我想一定都会赞成采用收付记账法的……”

[30]根据先生的回忆整理,见:葛家澍．博学·勤思·创新与实用相结合——我的治学经验浅谈[M]//制度·市场·企业·会计．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233-237．

[31]在《必须替借贷记帐法恢复名誉——评所谓“资本主义的记帐方法”》一文中,先生明确区分了“记账方法、记账方法的运用与记账方法的理论”等概念,并明确指出记账方法本身只是记录经济业务的手段,不同记账方法的区别仅在于单式或复式的记录方式,记账符号(借贷、增减、收付)、记账规则(“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同类业务,有增有减;异类业务,同增同减”)、对账方法等。

[32]当时上海财经学院主持工作的郭森麒教授专门来信,谈了他对这篇文章的感想,并称该文“打响了会计界拨乱反正的第一炮”。遗憾的是,“寒蝉效应”导致先生并无保留各种信笺资料的习惯,且先生先后多次搬家,很多信件都未存。

[33]凡第一者,尤其难得。考虑到十年浩劫刚结束,当时的社会思潮和思想禁锢的现实,先生能够首先以大无畏的勇气和睿智,从记账方法视角找到突破,架起了中国会计与西方会计交流的桥梁,更为难得。为此,就《必须替借贷记帐法恢复名誉》一文评价先生为会计界的“思想破冰者”,丝毫不为过。

[34]就我所掌握的知识和材料,刊有经济学家科斯著名论文:COASE RH．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s[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60,3:1-44,也曾出现过一时“洛阳纸贵”,加印当期杂志的情况。

[35]现在的部分学者,往往都是我国重大历史事件的“缺席”者(往往是人虽在,心不在),往往疏忽了对影响中国会计发展的重大问题的探讨,而以“学术规范为名”,沉溺于模仿性的、琐碎的、细枝末节的、饭碗式的研究。因此,我们当学老一辈的会计学家,关心“大”问题,做“大”学问,胸怀“大”格局。

[36]一些学者拘泥于账户的“拟人说”与“拟物说”,并以此为依据区分“社会主义会计”与“资本主义会计”。另一些人认为“借”“贷”符号本就是资本主义属性的。对于这些观点,先生一一进行了反驳。首先,借贷仅是记账符号,早已失去了原本的含义;其次,即便是借贷记账法下的“拟人说”,也有其合理性,复式簿记在此后的发展也借鉴和吸收了“拟人说”中合理的成分。

[37]先生的教授职称证书编号为闽G001—01700,有图有真相。某些文章和公众号发文称先生在1981年仍为副教授,但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撰史应重考据,采信确切证据,切不可以讹传讹。

[38]现在高校的教授有越来越年轻的趋势,这一方面是好事,说明在人才选拔方面不拘一格。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某个学者(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学者)仅仅在国外的杂志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就被直接或破格聘为教授,可能有仓促和草率之嫌。其一,某些学者可能并无新的理论提出,而仅仅是“符合”西方范式地发表了几篇文章,对人类知识增长和推动学科发展并无大的贡献;其二,某些学者并无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而是追赶时髦和潮流,发表文章;其三,某些学者的文章并未经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从而其科学性还未得到认可;其四,这种社会思潮和学风将不利于整个学术界静下心来研究大问题,做大学问。

[39]国务院第一届学科评议组——经济学评议组的完全名单(按照姓氏笔画排序)如下:方明、关梦觉、孙冶方、宋涛、陈岱孙、罗元铮、骆耕漠、陶大镛、葛家澍、蒋一苇、詹武、滕维藻、薛暮桥。

[40]葛家澍．中国会计界的翘楚[M]//制度·市场·企业·会计．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238-242．

[41]当年娄尔行先生坚持其第一位博士生(汤云为)的毕业时间应不早于先生的第一位博士生(林志军),可以作为一个佐证。

[42]“信息系统论”在国内的重心和中心在厦门大学会计学科(以先生与余绪缨教授为代表),但一大批持有相同观点的老一辈学者对“信息系统论”的完善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如裘宗舜教授)。

[43]本书将专门分析《关于会计对象的再探讨——会计的反映对象和作为一个信息系统的处理对象》一文中所蕴含的学术思想。

[44]使用者需求意味着首先需要辨别使用者,然后调查使用者需要什么样的信息,最后解决会计如何提供这些信息。

[45]人类对信息的需求往往具有贪婪性,会计信息使用者亦是如此,尽管可能由此导致信息过载现象。若此,会计信息系统可能无法提供信息使用者所需求的信息。此时,也可能需要会计信息系统的改进,也可能是因为使用者需求过于贪婪,对会计信息系统提出了超过其能力的要求。为此,确定会计目标必须权衡使用者需求与会计处理对象。

[46]该表述并非定论,值得进一步地审慎思考。我在本书之后章节会专门提及并阐述一个观点——“会计基本假设”、“会计目标”与“会计处理对象”共同决定着会计要素的设置。

[47]曲晓辉教授毕业于第二期助教进修班,为中国第一位会计女博士(导师葛家澍教授),在物价变动会计与国际会计等领域研究成果丰硕。

[48]通俗地说,怀特委员会“革”了自己雇主的命。

[49]第二、三点最初见于先生为1995级博士生授课的提纲。

[50]资料来源:本部分资料改自刘峰教授的“葛家澍教授在厦大”。

[51]本书将用专门的一章阐述先生在“会计基本假设”领域内的学术思想。

[52]此部分源自我参加葛家澍教授的博士生课程的总结(先生并未就此有专门的论文发表)。

[53]50年后,1962年考取先生研究生但未入学的方正生、何生棠登门拜师。这是先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给这两位“准”研究生上课(摄影:栾广斌)。

[54]林志军(1955年1月—　),现为澳门科技大学商学院教授、副校长。1980年考取厦门大学硕士研究生,1982年毕业留校任教,同年考取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并于1985年10月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经济学(会计学)博士学位获得者。曾为美国斯坦福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访问学者、厦门大学会计系副教授、加拿大Lethbridge大学副教授(tenured track)、香港大学商学院教授、香港浸会大学商学院教授(tenured track)等。

[55]虽然我翻译的基本上是规范会计研究的著作,而我从2011年开始发表的英文论文均为实证会计研究的论文,但英文的文字功底和感觉的训练是相通的。

[56]1987年,厦门大学会计学系被批准为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重点学科。在2002年和2007年国家重点学科评估中,厦门大学会计学科均名列第一名(全国会计学科)。

[57]引自《寻梦环游记》(Co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