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浩劫,学术研究几乎陷于停顿。先生也因其崭露头角与卓尔不群,被“树立”为“反动学术权威”,备受欺凌且需要接受“改造”。
一日,先生穿着师母新做的衣裳,被一群造反派发现。结果,先生这个“反动学术权威”[23]的衣服被造反派用墨汁涂画得乱七八糟,而且被拉去“坐飞机”[24]。幸得先生豁达和师母善于持家,将被涂抹的衣服进行酱染,才得以“挽救”一件衣服!因小见大,这就是先生在十年浩劫期间生活的缩影。十年浩劫后,先生更体现出我辈永远难以具备的豁达胸怀,对十年浩劫期间参与甚至带头批斗他的那些老师和学生,先生选择了宽恕![25]
十年浩劫期间,先生被迫放弃公开的学术研究[26]。但可以肯定的是,先生从来也未放弃过自己钟爱和执着一生的会计理论研究与会计学教学事业。在此期间,先生抓住难能可贵的、“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持续地埋首浩瀚的学术文献,充实自己在专业方面的知识。
十年浩劫期间,先生熟读经典,包括《资本论》——特别是资本论中与会计有关的章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反杜林论》、《毛泽东选集》等经典著作,以及当时重要的会计学资料。最终,先生在这一阶段的思考和研究所得,体现在两篇重要的文章中——《社会主义企业会计对象的探讨——学习马克思关于资本循环与周转理论的体会》(载于许涤新主编,《资本论研究》,1983年)与《马克思的簿记理论与现代会计》(《中国经济问题》,1983年增刊)[27]。(www.xing528.com)
十年浩劫期间,先生还就既有的文献资料——包括借贷记账法的原理与西方会计理论的发展等——进行深读细究,从中汲取养分,造就了十年浩劫后先生先后发表的两篇影响中国会计发展的传世之作——《必须替借贷记帐法恢复名誉——评所谓“资本主义的记帐方法”》(1978年)与《论会计理论的继承性》(1981年)。
十年浩劫,于未曾经历的今日之人而言,只是一个名词或一段时间;但于先生而言,却是一段为了内心的理念,“孤独地坚守”的十年,三千六百多个日日夜夜!而回馈这一份坚守的是,以先生为代表(之一)的“会计信息系统学派”的奠定及厦门大学会计学科的崛起!
十年浩劫对先生而言,真正体现了“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28]。可以说,没有面对困难乃至“灾难”时的豁达胸怀,没有对会计理论研究发自内心的热爱,没有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没有身处任何环境都能孜孜不倦求真求知的精神,不可能有日后“拨云见日”,带领厦门大学会计学科在20世纪80—90年代走向辉煌,更不可能有厦门大学会计学科今时今日之学术地位和广泛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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