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1921年出生于江苏兴化县(现兴化市)邵阳镇,自幼聪颖,少时闻名于省立镇江中学。先生高中就读于江苏省立第二临时中学,当时,该校师资力量雄厚,教风、学风非常严格。除历史、地理课程外,其他课程全部采用英文教学,甚至连习题都是英文的。正是高中时期的严谨学风为他后来广泛涉猎国外文献,引领国内外会计学术交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至高中毕业,先生成绩位列“榜眼”[4],保送上海交通大学。但因日军攻占上海,上海交通大学被迫西迁重庆。先生因经济拮据,无法筹措赴重庆的路费。上天悯才,适逢苏皖联立临时政治学院(后更名江苏省立江苏学院)到兴化招生。校方宣称,被录取的同学可免全部学杂费,报销往来路费,学校还提供免费食宿,发放衣服和零用钱。年少时的先生参加了该校的入学考试,并如愿被录取。品学兼优的先生出人意料地报考了该校的经济系会计科,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日后中国会计的发展。
彼时,先生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仍孜孜不倦、勤奋好学,终通过转学考试[5],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内迁福建长汀的厦门大学[6]继续学业,主修商学会计科。先生曾回忆道,当时全国抗战形势严峻,厦门大学也被迫西迁闽西小城长汀,厦大校舍设在文庙,宿舍则是在文庙隔壁的中山公园临时搭建的。“房间很小,我和5个同学住一间,隔壁大的房间则是十几个人一起打通铺。学生们每天吃很简单的公费伙食,不是芥菜就是萝卜,少有荤菜。”“虽然条件艰苦,但学校的教风、学风却是一流的。”[7]长汀时期的厦门大学只有四五百个学生[8],每个系的学生人数很少(甚至只有两三人),但学校依旧照常开课,且教学非常严格[9]。
长汀时期的厦门大学,先生惜时如金,如饥似渴地研读了当时学校图书馆和资料室几乎所有的会计书籍和资料,从而夯实了会计学科的知识。同时,先生的知识涉猎范围还从单纯的会计学拓展到方法论、经济学、历史、文学等领域,从而为日后的学术生涯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譬如,先生的《必须替借贷记帐法恢复名誉》一文,被誉为“打响会计界拨乱反正的第一炮”,这在国内会计界已达成共识。然而,很少有学者关注先生在《必须替借贷记帐法恢复名誉》一文中的方法论运用和历史视角的观察[10]。简单地进行概括,先生在《必须替借贷记帐法恢复名誉》一文中,从横贯500年左右的记账方法的发展历史出发,鞭辟入里地运用演绎法,有破有立,从驳斥“借贷记账法是资本主义的记账法”的大前提入手,丝丝入扣地阐述记账方法本无阶级性,全盘否定借贷记账法就是割断会计发展的历史等观点。实际上,对诸多会计理论问题的研究,先生并不局限于会计领域,而是从一个更高、更宽阔的角度,使用经济学的深厚知识和积淀来讨论会计理论问题[11]。
1945年,先生以优异的成绩从厦门大学顺利毕业,却面临着“留校任教”与“就任交通银行”(一份“金饭碗”的工作)的抉择。幸运的是,先生最终选择了留厦门大学任教这一充满艰辛与挑战的路,从而在极大程度上缔造了厦门大学会计学科,奠定了厦门大学会计学科在中国会计界的地位(与其他厦门大学会计学系的先辈一起)。甚至可以说,先生的这一决定,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会计的发展进程。(www.xing528.com)
历史就是如此不可思议,往往一个人的一个决策,可能就改变了历史!
先生结缘会计,毫无疑问,属于上述情况。
先生学士照、毕业证书及首聘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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