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先生的科研秘书,我与先生天然地有更多的接触机会,因此我,包括我一家也与先生及师母在生活中产生了诸多交集。
我1995年追随先生攻读硕士学位时,每月的研究生补贴为247元。显然,这连生活费都未必够用,更遑论负担其他大量的购书支出以及当时不菲的打印和复印费了。先生体谅我,既在学习和科研方面对我多有支持——如赠予我若干宝贵资料,亦在生活方面对我多有照顾。
我尤其无法忘却的是师母做的“红烧肉”,让我和其他博士生在那个物质较为短缺的年代肚子里“豪横”了不少。我也无法忘记,先生与师母体谅我“肚子里油水少”,总是请我和其他学生一起吃自助餐改善生活。每当这个时候,先生总是慈祥地、笑眯眯地看着我们狼吞虎咽、大快朵颐……我亦不能忘记,先生与师母每年组织的中秋节博饼活动,让我和其他博士生在远离家乡的日子里,有了几多温馨如家的感觉。实际上,从我指导硕士生(2001年)和博士生(2004年)开始,我也“依葫芦画瓢”,组织学生博饼,延续“师门”传统……
我和夫人成家时[17],先生与师母十分欣喜,慷慨地资助了我们一笔钱,我俩用之购买了一台“小天鹅”洗衣机。其后虽几度搬家,但一直舍不得丢弃,直到犬子出生还在用。先生不仅在学术道路上指引我,而且也给予我的小家庭诸多的关心和爱护。
2001年,我博士毕业之际,先生不遗余力地说服我留厦门大学任教。夫人读懂了先生,我虽情商不高,但师恩从未敢忘却,再加上感及先生的培养之恩,决定放弃去北京工作或进入实务界的选择,安心留在厦门大学会计学系辅佐耄耋之年的先生。自此,在随后若干年内,先生继续指导我从事教学科研,我竭力辅佐先生。毫无疑问,我是极度幸运的,既因为我在先生身边得以较为快速地成长,又因为我目睹了先生在这段时期内又迎来一次学术论著的高峰……
我在先生书房(厦门大学敬贤八401)的留影
先生在客厅为博士生授课
2004年,由于个人努力,也得益于先生的赏识与支持,我先后被厦门大学破格聘为博士生导师(时为副教授)和教授。我固高兴,但先生的高兴不亚于我。印象中先生高兴之余,仍对我提出更高的期望,希望我戒骄戒躁,在学术研究上更上一层楼。
2006年犬子出生,先生与师母亲自探望,让我与夫人感动万分。犬子年幼时,先生和师母仍居于厦门大学校内的敬贤八号楼。每当我与夫人携犬子外出晒太阳,偶遇先生和师母在校园散步,他们总是笑容满面,驻足慈爱地喊着犬子的乳名——“小狮子”……多年来,我们一家和先生及师母,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师生之情,而发展为亲情。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犬子虽年少,却感恩与“葛爷爷”接触的些许点滴,因此对我从事的这项工作坚决表示支持,甚至表示愿意拿出自己的压岁钱“资助”本书的出版。犬子虽年幼,然懵懂之中也知回报与感恩,让我十分欣慰。(www.xing528.com)
先生、师母、我及夫人的合影
2009年,我因一些身外事心灰意冷,准备离开厦门大学,先生得知后,与师母亲自上门(我家),劝我留下来,继续为厦门大学会计学科做出自己的贡献。面对恩师的挽留,我根本无法拒绝,答应“先生若在,我必坚守;先生若去,我当再坚守十年”。我个性重诺守信,迄今仍坚守在厦门大学会计学科;其间虽有不止一次机会离开厦门大学,换一个地点或方式生活,但我依然记得对先生的承诺,不敢违背。
如果说2009—2016年我是以个人的方式为会计学系做贡献[18],那么2017年开始我则从战略、从全局、从长远上服务于厦门大学会计学系。2017年,基于对先生的情感以及对会计系的感情,我开始作为先生与老一辈会计学家所创基业——厦门大学会计学科——的“守护人”,虽能力有限,但兢兢业业,竭力振兴这个曾经无限辉煌的学科。近年来,厦门大学会计学系在以“肉眼可测”的方式进步着[19],我想先生若知,当倍感欣慰。
先生离开后,学生们仍难割舍对先生的思念,每年在先生的诞辰(3月22日)与仙逝的日子(11月25日)的那两个周末,自发地在厦门聚会,缅怀先生并祝福师母长寿。
1998级博士生看望师母(前排:李文与师母;后排:徐珊与本书作者杜兴强教授)
2020年3月23日,师母钮静安女士安详辞世。时值“新冠”肆虐,受防疫政策限制,我和夫人未能拜祭,引以为憾!
2020年11月21日,疫情稍有好转,学生们齐聚厦门天马山,拜祭先生与师母。
2020年11月21日,拜祭先生与师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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