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2001年期间,我师从葛家澍教授攻读经济学(会计学)硕士与管理学(会计学)博士学位,并从1996年(硕士二年级)始,担任葛家澍教授的科研助手[5]。我2001年博士毕业,本欲投身轰轰烈烈的资本市场干一番事业,但先生惜“才”,创造各种条件,劝说我留校任教。
是年,我27周岁,先生80周岁。
耄耋之年的先生,为我争取尽可能好的科研环境。经先生与时任系主任庄明来教授的争取,当时学校特批我一套三居室的住房,房间虽小,但“五脏俱全”,我得以有一间独立和安静的书房,为教学做准备,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科研,这对我快速成长大有裨益。此外,考虑到2001年前后教师收入的微薄,先生亲自联系,所以我得以有机会在职于本校应用经济学(统计学)博士后流动站(投资估价方向;联系人为我国著名统计学家黄良文教授)从事博士后研究。博士后每年有3万人民币的科研经费,虽不多,但给我提供了一定的经费支持,也可以让我得以有选择地参加国内的学术会议。这对处于教学科研初期阶段的我而言,同样重要。凡此种种,不再列举。
先生与我的博士毕业合影(2001年6月)
先生与本书作者合照(2003年)
2004年,我先后被厦门大学破格聘为博士生导师(时为副教授)与教授,经先生协调,我才分出部分助手的工作给先生的其他博士生。那时的我,在先生身边已经待了大约9年之久,犹如一个长不大的“学生”,总想在老师身边多待一些日子,哪怕只是偶尔得到老师的点拨,哪怕只是做点琐碎的事情,哪怕只是偶尔的闲聊……好在因为敬贤八(九)号楼(先生的住所)[6]与笃行二号楼(厦门大学分配给我的公寓)相隔仅百米左右,所以即便我已具备独立招收和指导博士研究生的资格,但仍作为先生实质性的科研助手[7],在此后几年内帮助先生打印部分学术论文,协助先生整理书稿与出版论文集,并辅佐先生指导部分博士和硕士研究生[8]。
12年的时间,我从一个毛头小伙(硕士生)逐渐成长为一名尚算称职的高校教师,我的成长与先生的教育、指导、关心和宽容密不可分。1995年,我跨学科考入厦门大学会计学系成为硕士生,正是先生开出的一份关于会计理论的经典著作书单,使我初窥会计学术研究与会计理论研究之一斑。也正是先生馈赠给我诸多宝贵的会计理论经典著作的复印件,使得我可以较为顺利地从数学领域(思维)转向规范会计研究领域(思维)。这些经典著作包括An Introduction to Corporate Accounting Standards(Paton和Littleton,1940),The Economics of Accountancy:A Critical Analysis of Accounting Theory(Canning,1929),Structure of Accounting Theory(Littleton,1953),Accounting Theory:Continuity and Change(Littleton和Zimmerman,1962),The Basic Postulates of Accounting(Moonitz,1961),Tell It Like It Was: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Financial Accounting(Anthony,1983),A Tentative Set of Board Accounting Principles for Business Enterprises(Spouse和Moonitz,1962)以及一系列的英文杂志文章(如Wallman,1995,1996)等[9]。
我担任先生科研助手时,兢兢业业地辅佐先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我参与整理出版的先生的专著或论文集包括《会计基本理论与会计准则问题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教育部第三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财务会计理论、方法、准则探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关于会计基本理论与方法问题(增订版)》(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葛家澍文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制度、市场、企业、会计》(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葛家澍会计文集》(立信会计出版社,2010)、《公允价值会计研究》(大连出版社,2011)等。
另外,我还协助先生完成的著作包括《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会计准则问题研究》(葛家澍和杜兴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福建省第六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教育部第四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知识经济下财务会计理论与财务报告问题研究》(葛家澍和杜兴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项目课题成果)、《会计理论》(葛家澍和杜兴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福建省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与2009年福建省教学成果一等奖)。同时,我还协助先生出版了《中级财务会计学》(上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二版,2007年第三版),第二版杜兴强为副主编,第三版先生为第一主编、杜兴强为第二主编;其中第二版还获得福建省教学成果一等奖与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此外,先生与杜兴强教授合著的教材与论文还先后获得2009年福建省教学成果一等奖、2003年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等多项。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会计准则问题研究》封面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会计准则问题研究》获教育部第四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获奖证书)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会计准则问题研究》获福建省第六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获奖证书)
《会计理论》封面(www.xing528.com)
《会计理论》获福建省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获奖证书)
《会计理论》获福建省教学成果一等奖(获奖证书)
《中级财务会计学》(上下册,第三版)封面
《中级财务会计学》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获奖证书)
《中级财务会计学》获福建省教学成果一等奖(获奖证书)
现在的研究生很难想象,当年互联网并未普及时,学者获取研究资料的难度。遗憾的是,即使像先生这样的会计学大师,当年所拥有的经典著作也大多为复印件。当时我就暗下决心:假以时日,一定要购买一套完整的、原版的会计理论经典著作送给恩师![10]
2017年8月—2018年8月,是我第一次长时间出国进行学术交流,借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学术访问之际,我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搜集了20世纪70年代之前几乎所有学术性的英文会计理论研究著作(600本有余),并不计代价地进行购买——力图购得初版、初印的版本(乃至同一著作不同年代的版本)。这些图书中大约45%已被收录于“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Monograph Series”“Scholar Classics Series”“Accountancy in Transition”“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Thought”“Garland Series Accounting Thought and Practice Through the Years”“Accounting His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Profession”“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ccounting Thought”等系列,相对比较好找(虽然不是初版、初印,但至少可以买到再版的)。但是,其余55%的著作比较零散,全凭借我对关键词——先生当年授课中提及的名著——的记忆,在AbeBooks、Alibris、Bookfinder、Amazon、Biblio、Ebay、Textbooks、Valorebooks等网站上进行搜寻,甚至在这些网站上发出购书需求,静等来自美国及世界上其他国家(地区)的“民间”藏书人士的回应,然后不惜代价进行购买。
之所以要不计代价购得这些图书,一则为了却当年我内心的愿望,纪念恩师;二则为将来自己写作一本具有特色的《财务会计理论》或《会计思想史》著作搜集第一手的资料[11];三则为爱好和收藏;四则希望为国内偏爱规范会计研究的学者提供必要的帮助,使大家不至于因有些著作年代久远而失却第一手资料[12]。所购图书搜寻的地域范围包括美国几十个州,以及加拿大、英国、瑞典、瑞士、澳大利亚、德国、法国、日本、印度、南非等国家,图书来源包括书店历史上的库存、私人收藏、大学图书馆定期处理的藏书等[13]。由于担心遗失或意外,所购图书全靠我几次往返“纽约—福州—厦门—福州—纽约”,凭最原始的人力,随“机”带回国内[14]。我购买和收藏大量的规范会计理论的经典著作,一些年轻学者曾表示不解。的确,对一些人而言这些“过期”的著作可能不名一文[15],但对像我这样曾从事过规范会计研究的人而言犹如至宝。
实际上,每当看到书架上的会计经典著作,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忆起恩师。
会计理论经典著作已购得,然恩师已仙逝!伤感、遗憾之余,唯有秉持“与其坐而谢,不如立而行”,将规范会计理论研究继承下去,保持厦门大学会计学科在规范会计研究方面的特色,才是对恩师最大的缅怀!
12年间,先生指导和敦促我思考和发现会计理论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如何更好地进行会计学术研究;12年间,先生不断地鼓励、敦促和启发我形成自己的研究领域,以至于我必须将现在大部分的研究成果归功于我在博士期间的思考[16];更重要的是,12年科研助手经历使我得以近距离感受先生作为一代会计名家的风骨与风范,以及先生的睿智、谦和与平易近人。先生的大家风范我虽只学得皮毛,但仍受益终生。
书房一角:我在美国学术交流期间购买的经典英文著作(约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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