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了进一步控制境外董事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内生性,表12-7构建了一个包含境外董事变动的公司—年度的子样本。Panel B中,境外董事数量增加导致企业盈余管理水平降低,尽管这一结果并不显著。Panel C中报告了以|DA_ΔCF|-5,5作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由Panel C可知,FD_TURN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境外董事数量的减少导致盈余管理水平的提高,这为假设12-1提供了进一步支持。PanelC报告了境外董事离职对盈余管理影响的回归结果。
为了进一步控制境外董事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内生性,表12-7构建了一个包含境外董事变动的公司—年度的子样本。表12-7计算了企业在不同时期的盈余管理水平,即|DA_ΔCF|-t,t,(t=1、2、3、4、5)。Panel A中,t/z检验结果显示,境外董事离职两年或以上时期后,盈余管理的差异显著增大。Panel B中,境外董事数量增加导致企业盈余管理水平降低,尽管这一结果并不显著。Panel C中报告了以|DA_ΔCF|-5,5(最长的时间跨度)作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由Panel C可知,FD_TURN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境外董事数量的减少导致盈余管理水平的提高,这为假设12-1提供了进一步支持。[13]
表12-7 使用境外董事变更的子样本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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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注:“***”“**”“*”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双尾),所有变量的定义参见“附录12-1”。该表报告了境外董事离职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表12-7中的PanelA和PanelB列示了盈余管理差异的t/z检验。PanelC报告了境外董事离职对盈余管理影响的回归结果。根据BallandShivakumar(2006),在表12-7的PanelC中,因变量是可操纵应计盈余管理,标记为|DA_ΔCF|,并且考虑到经营活动现金流的变化所带来的损益。解释变量是FD_TURN,这是境外董事离职的虚拟变量,该年度境外董事离职则为1,否则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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